1.中国发展的变与应变
世界经济格局、经济治理结构和全球化动力在变，中国发展本身也在变——两者各自的“30年之变”又是高度关联的。走向巅峰的中国经济需要“以变应变”，更需要“以变促变”。面对一个全新的发展范式，中国将以“二次改革”和“深度开放”引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正面临新的“30年之变”（见第2章第4节）。经济的内部情况、外部环境以及对发展的认识和实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变局，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既离不开改革的深化，也离不开开放的推进——“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两者缺一不可。从增长动力来源看，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长将在长期内释放增长动能。从结构特征看，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将持续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展望未来，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等三方面关系的重构将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国有企业和金融领域是改革推进的重点，也是难点。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本身有风险，这反映了改革推进与经济稳定的潜在矛盾，需要以长期全局利益作为制度设计和改革决策的出发点，也需要直面既得利益的纠缠。面临外部需求不振、投资收益递减、金融风险累积等约束条件，中国经济需要以重大改革和开放措施寻求突破。
新发展观
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国家战略和政策目标，并在实践中加以积极贯彻——我认为可将其称为“发展主义”。对渴望经济腾飞的低收入国家而言，“发展主义”无疑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自改革开放之始，“发展是硬道理”迅速成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其后30年间，中国将“发展主义”的政策实践演绎到了极致，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维持了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联合国的统计显示，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4%。中国是全球进步最快，也是对全球范围内的减贫努力贡献最多的国家。实际上，过去30年全世界贫困人口减少的大部分来自中国。
然而，经过长期的量变积累，中国经济内、外两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发展的一些有利条件逐渐减弱或消失，一些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越发突出，特别是经济与环境、社会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日益尖锐。与此同时，学术界和政策决策者对中国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的理论认识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从让全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的“包容性增长”，到涵盖经济、环境、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再到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全面进步——可以说，国人的发展观正面临一个“范式转变”。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一个重要的时点全面地回答了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范围看，2015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较2000年推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极大的扩展，这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发展问题的全新思考。
200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升级与变革的临界点。从外部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见第2章第4节）。从内部看，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了8000美元（2015年数字）。随着中国迈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门槛并向高收入经济体挺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正从脱贫向致富、从总量向人均升级。实际上，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增长的量与质相脱节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领域都呈现总量先行的特征，而质量的提高没有跟上数量的增长。因此，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而言，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量与质的匹配。显然，从数量赶超到质量赶超的升级要求经济政策实现从重视速度和数量到重视结构和质量的转变。
在向高收入国家挺进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经历一系列的转型和升级，其核心是经济活动向高技术和知识含量、高附加值和价值链高端的提升。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的创新是各方面转型和升级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而也是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核心决定因素。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其中有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道路上普遍面对的问题，具有一般性；有的则是中国独自面对的“难题”，具有特殊性。展望未来，学习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仍然非常重要，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越来越依赖学习借鉴基础上的开拓创新。
前期的高速增长无疑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既表现在市场架构、产业基础、金融实力等硬的方面，也表现在民众的创新、创业、创富的精神和政府的经济管理经验等软的方面。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在政治、军事、科研、创新、文化等方面的实力不断提升。在广泛的产业和科技领域，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在诸多工业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中国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升。
然而，支撑前期高速发展的一些有利条件正在丧失，中国经济增长开始面临多方面的约束因素。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可能限制居民消费的提升和经济的长远增长。强势全球化时代，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空前的“财富爆炸”（见第2章第3节），但也伴随着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虽然不同机构对收入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存在很大差异[1]，但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难以否认。对财富基尼系数的有关测算显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则仅占财产总量的1%。[2]在非经济领域，长期积累的环境、社会问题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面对日益显著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对国人健康的责任、对自然的责任和对气候变化的责任都要求重新审视中国的增长模式和路径。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和农民工体制相关的社会福利、家庭结构和乡村状况等问题，具体劳工方面的工伤矿难、权益保障和欠薪等问题，和房地产业发展相关的土地管理、权力介入、拆迁纠纷等问题等；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则涉及法制、居住、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展望未来，应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生的广泛改善更好地结合起来，应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环境和社会绩效，特别要注意避免粗放、粗糙、“粗鲁”、“粗暴”的发展方式。
“发展是硬道理”，但对发展的理解不能仅仅是经济，更不能仅仅是GDP增速。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伴随着GDP的增长，反之则不尽然。因为GDP的增长可能以资源浪费、假冒伪劣、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安定为代价，而这些都是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敌人。也许，全面地认识发展的成本和代价，才是科学发展观的真谛。经济发展之“硬”并不意味着对环境和社会和谐的要求就可以“软化”。在环境和社会问题不断累积、危机频发的当下，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环境和社会考量也必须“硬”起来，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可持续性及与大自然的和谐，减缓生态足迹，降低发展的生态代价。国家层面如此，地方层面亦然。地方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应注意拓展国际视野和非经济视角。前者包括对于国外资金、人才、技术、商业模式和发展经验的关注，后者则包括在宏观上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微观上具体项目的评估等方面对于经济之外因素的关注，包括社会学、生态学、美学视角。与经济学考量的收益率最高相对应，非经济考量强调的是和谐，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环境、社会、文化以及传统价值的和谐。必须具备长远的眼光，不能因为短期经济利益的考量而牺牲长期的价值，包括非经济方面的价值。
中国的发展需要经济学的指导，也需要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同时，国人的发展观应实现从“科学”到“人本”的升级。从对冷冰冰的数字的关注到对活生生的人的关切，从对金钱的追求到对幸福的追寻，从GDP增长到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发展观也在“发展”。
改革新动力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教训和不足？新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下，现存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面临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步骤和轻重缓急如何？展望未来，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趋势的演进会呈现什么样的基本格局，确定与不确定因素有哪些，蕴含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怎样的？经济改革受到哪些非经济因素的制约，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如何推进以配合和推动经济改革？下一阶段经济改革总体方案的设计必须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分析和理性思考。
在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然而，经济体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涉及竞争、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及相关法律保障的建立，政府和市场关系更明晰的界定，多元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确立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仍是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然而，全球金融危机暴露的新问题，国际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新挑战，中国自身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都决定了照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不可能支撑中国发展到西方现在的富裕程度。另外，西方各国经济模式其实差别巨大，其体制在不同情况和不同方面各有短长。拿到中国来，某些可能是“淮南之橘”，另一些则可能成为“淮北之枳”。因此，广征博引，取其精华，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加以融会贯通才是正道，才能加强中国经济体系开放、自适应以及和外界协同演进等方面的良性特征。
同样在30年的时间内，借助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力，中国创造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纪录。展望未来，必须注意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两者之间的平衡，不能为了追求当前的高速增长而忽略经济的稳定，牺牲未来的增长。“中国奇迹”背后有其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延续奇迹，再创辉煌，需要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重构，应在保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并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公平并重”的关键转变。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财富积累，中国的经济“蛋糕”不可谓不大。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稳步前行，要求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好。这就要求效率和公平并重，没有效率，就不可能把蛋糕做得更大；没有公平，就不可能把蛋糕分得更好。
很多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的根本问题在于效率与公平的权衡。这方面，应具备全面、动态和长远的眼光。公平可以分为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方面。尽管结果公平往往是期待中的结果，但政策着眼点应在机会和过程公平。如果以结果公平为目标实施政策干预，机会和过程公平也将很可能被牺牲。在相关的学术和政策讨论中，常常出现“平等”（equality）和“公平”（equity）混用的情况。实际上，“平等”适用于关于权利的讨论，而就经济状态和结果而言，“不平等”是常态，对于“平等”的过度追求往往会牺牲效率，也可能会带来经济之外更为严重的不公平。另外，仅就局部、短期和静态来看，牺牲效率、追求公平的政策选择可能看似合理；然而，如果考虑竞争因素（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效率的提升其实是公平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它们对做蛋糕的贡献很小，但在分蛋糕中的发言权却很大。更为重要的是，其存在不仅会妨碍“结果公平”，也可能会通过限制准入、扭曲竞争而妨碍“机会公平”，从而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致命伤害。
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涉及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推进，有的问题更超越了经济范畴而涉及社会和政治领域。罗纳德·科斯在其199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探索企业和市场边界的努力使他将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了经济学。[3]其实，交易费用背后是合约，合约背后是制度。因此可以说，科斯最大的贡献是把制度因素引入了经济分析。在改革年代的中国，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最重要因素，所以科斯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影响尤其广泛。实际上，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而对于转型过程的安排和控制也很重要。就设计而言，必须对目标、参数、决策变量（选项和路径）、约束条件（如超越经济范畴的考量）、利益相关方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经济制度的设计应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之争，避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于其渐进性，这包含了目标上的不断摸索调整，过程中的试错、纠错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就具体方式而言，某些领域（如宏观经济）的改革有赖于“顶层设计”，以探索和建立最优化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而另一些领域（如社会管理）则应鼓励“基层探索”，让好的制度通过竞争脱颖而出。[4]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应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关系，在某些领域更多地放权给地方，这样才能发挥中国改革地方试点的经验，营造鼓励基层探索的氛围。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而每一省、每一市、每一县又应有其自身的经济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其实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特征。决策权在地方的问题自不必说；即使是全国性的制度问题，也可以凭借中央推动的地方试点及地方推动的政策创新来探索创新之路，以引导改革的推进。
经济改革将深刻地影响现有利益格局，其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在政经互动新格局下，原有的激励机制作用降低乃至失效，建立新的、持久的、有效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今天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有不同诉求，通过代言人将其表达出来，并通过博弈影响最终决策。利益存在差异的各方实力也有所不同。改革方案的设计须力求避免被局部利益和强势利益集团的呼声所左右，应充分反映全局利益和民众的诉求。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最少，声音最弱，但其利益诉求却应当在改革中得到最充分的尊重。
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推进改革需要凝聚政府和民间、国家和市场、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的合力。一方面是各领域新改革的推出，另一方面是对已经制定的改革措施更有力的实施和切实有效的落地。后者对于避免意识形态阻碍和利益集团阻挠，防止改革“空转”具有重要意义。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的阻力、障碍不可低估，行政体系内部的惰性、惯性也值得注意。
开放新路径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从来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协同演进的。积极改革往往是大胆开放的根本动力，而开放带来的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国际规则的约束都会推动国内的改革议程。在2001年入世时是如此，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面临新的困难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特别是面对改革阻力和“空转”风险，以开放促改革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具有全新特征的开放进程？显然，和过去的开放过程相比较，当下中国经济开放面临的问题、路径和战略有所不同。市场准入的推进是中国经济“新开放”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对中国经济开放新路径和新战略的探索还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从以下几个领域全面着力：
第一，以国际贸易、投资等衡量，中国在大型经济体中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因此，“新开放”是在较高开放程度基础上的进一步、更深入、更全面的开放。中国目前的产业开放格局是入世所奠定的，其能带来的增量收益已经很有限；同时，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经济仍有很大的开放空间。从全球范围看，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增长将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新动力（见第2章第1节）。对中国而言，服务行业开放的空间很大，“新开放”意味着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有序、深入推进。开放、竞争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对外开放两方面的协调。
第二，中国原有开放型经济存在一些失衡、短板、低质方面的问题，例如出口竞争力在商品和服务两方面的不平衡、国际分工处于价值链低端、资源环境代价大、经济附加值低等。因此，“新开放”必然针对这些问题对原有的开放战略和路径做出调整。同时，“新开放”应使“进”和“出”两方面的关系更加合理、平衡、有效——贸易、投资、技术、信息、人才流动方面都是如此。在整体中国对外开放架构中，“引进来”依然不可忽视，但“走出去”的重要性应极大地增强，需要升级为“走向全球”战略（见第2章第5节）。
第三，从国际经济学分析看，“新开放”要求贸易方面从利用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s）到更多地利用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s）的转变，投资方面从利用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s）到更多地利用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s）的转变。这意味着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合作发展格局中定位的提升，其基础则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加强和国际化运营的推进。
第四，从制度层面看，“新开放”要求完善国内政策和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相结合，顺应时势实施更积极主动的自贸战略，特别是在诸边、区域和双边层面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和投资，同时努力使陷于僵局的多边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有效转型和长期增长既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升级，也取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以上几个方面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开放”将和“新改革”一起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将推动中国有效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向高收入经济体演进。两者又密切关联。例如，在市场准入的推进中既涉及外资，也涉及国内民营资本。相应地，政策制定应致力于建立开放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避免短期、局部的利益考量左右政策议程。入世的经验表明，外部规则的引入是推动内部规则完善的强大动力。在面临困难的情况下，通过重大开放举措提振改革信心、扫除改革阻力、推进改革进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经济中既得利益的固化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意味着，开放推动改革的作用将比十几年前更重要，以开放促改革将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前行的重要动力。
“新开放”的成效在微观层面取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在中观层面取决于产业转型和升级，在宏观层面取决于制度建设。对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这个关键目标而言，各方面、各层面政策的灵活、有效、协调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则是构建一个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新格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涉及国内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的调整，也涉及国际协定体系和国际经贸安排。从现阶段看，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和RCEP等关键区域协定的推进尤其重要（见第5章第4节、第6章第2节）。
竞争新战略
国家层面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借助国际经济实现发展的路径（见第2章第3节）。因此，成功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思维”，也离不开国际竞争战略的制定。中国的高增长绩效可以说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竞赛”中取得的。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将不断进入新的竞争领域，面对新的竞争对手，需要新的竞争战略。
国际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出口和引进外资）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疑，中国在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正在不断加剧：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和要素成本的提高，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和对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外资的相对吸引力自然会降低；另一方面，在这些领域其他低收入经济体的绝对竞争力也在提升。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变化则体现在：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越来越深入地介入更高附加值的经济领域，因而更多地面临高收入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来自各个方面、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积极推动转型、寻求增长新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见本章第4、5、6节）。
在国际经济领域，竞争往往存在于类似收入的国家之间，特别是资源禀赋类似、比较优势同质的国家之间。而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升，其面临的竞争也在提升。从产业角度看，一国收入的提升必然伴随着对新的产业领域的进入，这就要求在新的产业领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通过吸引外资，一国也可以选择一条借助跨国公司推动产业发展的路径。然而，外资并不会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自动”升级，另外，吸引外资方面同样存在国际竞争。对中国经济整体和诸多产业而言，外资对于产业发展仍然至关重要。然而，完全依赖外资的被动式产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深度介入国际竞争、自主开发国际市场的需要（见第6章第4节）。
对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而言，企业是主体。国际经济竞争力是多层面、全方位的概念，其核心是本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开拓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对中国而言，本土企业的崛起和国际化成为很多产业下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企业国际竞争力是联系外部市场和资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纽带。这方面，政府政策可以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竞争：不仅是国内竞争，而且是国际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的竞争，也包括国家间的竞争；不仅包括目前的竞争，也包括未来的竞争。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诞生了数量庞大的优秀企业，也诞生了像华为、腾讯这样卓越的企业。展望未来，更多企业从“大”到“伟大”的转变是中国和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关键。制造业普遍具有高度开放、竞争的产业环境，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企业往往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成长冲动。然而，不同行业的情况不同：某些行业的“冠军企业”已经成长为世界范围内的行业领导者；某些行业中的中国企业开始在与跨国公司的本土竞争中占据上风，并着手启动强有力的国际化进程；普遍而言，很多行业的中国企业都在低成本制造和本土营销方面建立了竞争优势。对它们来说，若能抓住机遇通过收购、战略合作等方式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科技、研发和品牌方面的优势实现对接，同时将价值链向海外延伸以更多地利用低收入国家的廉价生产要素，将跨越性地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增强中国产业发展的后劲。在重要的服务业（如金融和电信业）中，大型企业在具有一定垄断性、受政策保护的产业环境中成长起来；在借助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做大”后，它们亟须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做强”（见第7章第3、4节）。
“以变应变”和“以变促变”
明者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因时势之变而变。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中国经济当前的自身情况，这个字就是“变”；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中国经济当前的外部环境，这个字也是“变”；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中国经济针对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前行之路，这个字还是“变”。中国经济进一步前行的动力来自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模式的重构，又包括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只有变革，才能突破困局；只有变革，才能革除积弊；只有变革，才能重振人心；只有变革，才能开创未来。可以说，能否“以变应变”是中国长期平稳前行的基础，而启动“二次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稳健发展、顺利登顶的关键。
“以变应变”，要求以变革应变局。中国经济内、外两方面都面临变局。如何及时地针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新常态”调整中国经济自身以及与其他国家经济的关系，要求以速变应已变。在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方面是这样，在关乎世界经济基本秩序和利益格局的治理结构改革方面也是如此。这方面，存量上的重大变化仍需假以时日，但渐进的增量变化正在悄然发生。“以变应变”，还要求以预变应将变。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和治理结构在很多方面还处在动态演变的过程中，“新均衡”尚未形成。因此，需要加强跟踪、分析、预测和预警，并强调提前采取相应措施的必要性。另外，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引导长期健康发展，要求对中国经济自身面对的各类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有充分的认识，以便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更重要的是，需要超越对短期、局部利益的考量，推进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各类经济危机的爆发不正强调了预变的重要性吗？等到穷则变，困则变，则晚矣！
“以变应变”，更要求主动谋变以期求有利于我之变，做到“以变促变”。从长期看，决定一国经济根本利益和增长空间的基本因素内在于制度，外在于秩序。换言之，一国内部的经济体系和外部的经济秩序两者作为制度性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经济的长期增长和运行方向。前者是内因，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后者的影响同样不容低估。中国发展到今天，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引导世界经济秩序和治理结构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方向演进，而其前提无疑是一个能够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区域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经济走向“巅峰”，民族走向复兴，要求中国在不断演进的世界秩序中展现更积极的领导作用。就经济领域而言，这一方面要求强化中国在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从存量和增量两方面促进其良性演进；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乃至引领作用。
如何“以变应变”，灵活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执行能力很重要，更重要的则在于提高中国经济体系自身的应变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以变应变”其实也包含着“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应变的勇气和能力。《易经》的“易”字就是“变”的意思。而《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所说的不正是人法天地而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吗？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虽饱经风霜而根深叶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依靠的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载物的情怀。
“以变应变”，应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换言之，经验应该坚持，优势应该增强；问题应当解决，积弊应当革除。变革本身不是目的，变革的目的是促进发展。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本身也不是目的，发展的目的是惠民。惠民的前提是富民——立国之道，本在于富，但仅仅使民富是不够的。如何让13亿中国人都能够过上富足、安宁和有尊严的生活——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超越了经济范畴而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问题（见第9章）。
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有着密切的关联——西方如此，中国亦然。领导核心的世代交替为积极的变革提供了条件，新一代领导核心励精图治，国家社会面貌一新——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范式转变”呢？1990年代卓有成效的市场化改革及“入世”的重大决策为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纵观2000年代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在某些领域有所推进，但在另一些领域却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新的利益格局也开始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对宏观、微观层面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诸多问题，要维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积极的改革必不可少。同样，为走向巅峰的中国经济谋，为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谋，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变革已经成为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启动了新一轮的全面改革。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制度红利”将持续释放。在经济领域，《决定》展示了到2020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蓝图，其背后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动力、路径、战略等问题的基本理念、现实思考和权衡抉择。然而，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在问责基础上的有力实施是关键。
注释
[1] 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1月首次披露由该局测算的基尼系数。具体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然而，有学术机构的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61。
[2] 参见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 Coase, R.H.（1992）“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4）：713-719.
[4] 参见沈刚：《政府创新需“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学者俞可平》，载《经济》，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