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DTES的社区群体、社团和公民参与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中心东区居民协会”（DERA）持续增长的影响力越来越清楚地表明，DTES居民拥有“支持低收入和相对弱势群体的功能完备的传统机制和网络”（City of Vancouver，2000）。日渐成熟和值得尊敬的机构为DTES居民提供服务，包括5所学校、7个日间看护中心（day care center）、公园、一家图书馆和一支消防队，这是政策和项目落实的关键所在。

2009年，温哥华布拉德区（Burrard）议员马仁国（Lorne Mayencourt）曾要求他的工作人员甄别出所有为DTES居民提供服务的组织，结果共发现120个非营利组织或多或少地提供了社区服务。这个数字比《省报》的一篇文章——《温哥华市东区每天花费100万美元——巨大的代价需要进行审计》（注：D.Garrig，“Downtown Eastside Costs$1 Million a Day，”Vancouver Province，accessed at www.theprovince.com/story_print.html？id=1295988，2009-02-17.）中提到的174个要少，但比加拿大税务局网站上登记的非营利性和慈善组织的数量（65个）要多得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DTES.com资源网站上列出了174种服务类型，但其中为数不少的服务只有寥寥几个组织提供（DTES，2009）。有一点很明确，为数不少的当地组织对改善DTES居住条件投入不菲，无论在资金还是在人员投入上，都不容小觑。

同时，这些组织规模是存在差异的。据《省报》（注：D.Garrig，“The DTES’s Mysterious Non-profit Machine，”The Province，accessed at www.theprovince.com/story_print.html？id=1295988，2009-11-19.）披露的数据，65个慈善组织的年收入为1.8亿美元，总资产为3.15亿美元，资产主要为建筑物产权。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数据需要提及：65个慈善组织中只有3个的实际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分别为St.James社区服务社团（the St.James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PHS社区服务社团（the PHS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和Lookout紧急救助协会（the Lookout Emergency Aid Society）。有21个慈善组织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温哥华本土住房协会（the Vancouver Native Housing Society）的资产达到3980万美元；Lookout紧急救助协会的资产为3570万美元，St.James社区服务社团的资产为1770万美元。另外，如果没有650名社会成员和代表志愿为董事会工作，如果没有1500名工作人员，这些慈善组织和社团将难以发挥作用。

由于这些组织种类繁多，因而要想确切地了解它们在做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提供的大多数服务，都与临终关怀或是为边缘群体提供社区服务有关，例如为需要庇护的人、需要临终关怀的人以及精神病患者提供床位，或是住房保障。当然，还包括医学监管下的“毒品注射屋”。

“温哥华协议”明确指出社区参与应由为收集社区意见而建立的政策委员会组织。DTES战略包括社区能力建设，这意味着DTES的宣传和服务提供组织都能参与进来和提供咨询。然而，DTES“社区发展项目”中期报告和“温哥华协议”的外部评估报告都表明，这些委员会中并没有DTES社区组织成员，而且项目之间只存在松散的联系。（注：K.Coyne，Fostering Change From Within：Downtown Eastside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Evaluation：Interim Report，Strathcona Social and Community Research Group，Community Development Revitalization Program，2003.）可以解释的是，显然这些组织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地位，例如Gastown商业协会代表和吸食毒品的代表，显然不能同等视之。另外，像DERA一直为重建SRO型旅馆项目苦苦奋斗，自然无暇顾及当地的事务。总而言之，伙伴关系的发展与项目路线相伴而生。

DTES的原住民社区难以参与“温哥华协议”，这是社区参与的一个主要挑战。社区发展部（The Ministry of Community），以及由原住民和妇女服务组织（Aboriginal and Women’s Services）建立的“原住民战略工作组”（Aboriginal Strategy Task Team）在主要的公共服务供给中通力合作，以保证原住民的所思所想能够被社会关注。访谈结果表明，单独一个工作组难以为原住民带来利益最大化，原因在于即便是声称具有多元性使命的组织也难以代表原住民所有的利益。同时，由于联邦和省级劳动部门的职能划分不明，使得这种代表性被分割。例如虽然联邦政府对原住民具有管辖权，但福利政策却受制于省级政府。1998年以来，温哥华和其他不少加拿大城市都依赖于“城市原住民工作组”（Urban Aboriginal Task Team）来协调与各级政府的工作，这些工作也与“温哥华协议”密切相关。此外，性交易，这个深深影响到年轻原住民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未成为“温哥华协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同时，用以推动“四支柱联盟”的“DTES社区发展项目”实际上并未吸纳DTES的社区成员，而跨部门工作人员（inter-departmental staff person）和城市管理办公室（the city manager’s office）人员构成了23人的协调委员会。

综上所述，在DTES存在着为数众多的社区组织，但这些组织职能交错，相互竞争。有些组织有专门的服务对象，有些拥有庞大的收入来源，但大部分都是小型非营利组织，在为身心障碍人士提供服务中争来争去。归根到底，它们不过是在温哥华特定社区为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群提供服务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