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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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对这一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普遍认为,经济学应当是一门实证科学,它的性质与自然科学完全相同。比如,弗里德曼指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它要解决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的理论体系,其正确性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注:参见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对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则持怀疑态度。美国学者艾克纳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科学》一书中说明,目前在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虽然被弗里德曼之类的经济学家标榜为“实证科学”,但其实是由缺少现实基础的理论构成的,根本不成其为科学,而只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注:参见A.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不是科学》,179~1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取决于“科学”一词的含义。比如,熊彼特指出:“如果我们规定采用与数理物理学相类似的方法才是科学的观点,那么整个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学的’”;“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为一种知识,一种寻找事实和解答或者推理的专门技巧,那么,经济学就是一门科学。”(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2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马克思主义认为,除了语言文字学等少数学科,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学科都具有科学和意识形态这样两重属性。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一方面,它是一门科学,它研究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试图揭示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其正确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经济运动规律,在这一点上它与自然科学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像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它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含义,总是或明或暗地反映着一定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要求、价值标准或伦理规范,这一点与自然科学明显不同,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对此,马克思曾这样论述道: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注:马克思:《资本论》,2版,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科学,也是意识形态。一方面,马克思毫不掩饰自己对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的关注,明确宣布自己的经济理论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一门科学,它的首要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揭示这一自然过程的内在规律,为社会的改造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实现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必然趋势的先进阶级的利益要求。因此,科学性和阶级性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统一的。在这二者的统一中,科学性是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劳动大众利益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像欧文一类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仅仅出于对劳动大众所受苦难的同情,而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运动规则和客观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并非工人阶级出身,他们之所以将立场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并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正是因为他们通过客观公正的科学研究,发现工人阶级代表着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

那么,科学性与阶级性统一的依据是什么呢?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4卷,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马克思认为,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冲突通常发生在保守阶级的身上。保守阶级的利益与社会进步的要求是矛盾的,保守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作为这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往往带有明显的辩护性。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的辩护性,就是随着资产阶级由先进转为保守而日益加重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封建社会晚期和资本主义初期,当时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承担了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还处于萌芽状态,公正无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进行。例如,李嘉图有意识地把当时社会的三大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包括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固有的矛盾日益激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就大打折扣,其辩护性则日益凸显。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反警方规定还是不违反警方规定。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第2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那些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经济学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往往牺牲经济学的科学性,竭力掩盖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用市场交易当事人的生意经取代对社会经济关系本质的探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