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济
《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经验》概要
（注：刘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创纪录的持续高速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这一持续高速增长中具有何种规律性的特征，特别是在增长的同时有无结构上的深刻变化，结构变化与数量扩张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等等，均要做出深入的研究。本成果的目的，是通过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及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探讨经济增长中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数量关系，研究体制改革与政府宏观决策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我们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保持了30多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2010—2020年期间，实现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再翻一番，在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和经历着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以及进入工业化后期，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第三产业在比重和增长率上都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业、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区域经济发展等）将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深刻地认识产业演进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对于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理论意义，同时有助于我国深化经济改革和科学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成果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国际比较方法、统计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方法。国际比较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关键指标的国际比较，分析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差异、共同规律并通过这种研究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统计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大量宏观经济数据尤其是国民经济核算、就业等数据的研究（包括比较研究和建立数量模型），总结和归纳它们的数量特征、数量规律及相互间的联系，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演进。理论研究方法则是通过科学地应用经济理论，对所进行的各项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理论。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成果共分为六章，分别为“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判断”“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失衡、新政策”“经济增长的失衡与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失衡与初次分配扭曲”。
在第一章“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判断”中，我们通过应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和世界银行的各国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在纵向上，对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水平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进行了长期趋势的研究；在横向上，则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对比分析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和如何发生变化的。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2013年已经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的28倍，年均增长率为9.7%，为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GDP占世界的份额已经由1.8%提高到12.2%，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看，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下中等收入国家（1998年），又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10年），现在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发展阶段（201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6560美元，而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为12746美元）。虽然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经济发展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从国内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看，也仍然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高速或中高速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之一。而从国际比较的观点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汇率法反映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即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和汇率变动的影响，而经济增长是决定性因素。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只要能够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失衡与矛盾（尤其是各种结构失衡与矛盾），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在第二章“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失衡、新政策”中，讨论了在中国经济增长新的起点上，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我国GDP总量、人均GDP、经济结构的变化表明我国无论是在经济数量水平上，还是在经济质态结构上，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和工业化后期加速完成阶段，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失衡则表现为由于通货膨胀、成本变化、国际收支、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收入分配等方面原因引起的总量失衡及各种结构失衡。而解决这些失衡需要新政策、新方法和新制度。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重要的是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力度，根据双重风险的矛盾运动变化状态调整松紧力度，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松紧力度，也包括财政政策相互间，比如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之间的松紧力度，货币政策相互间，比如货币政策的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之间的松紧力度等，合理地确定宏观调控松紧力度的上下限。
在克服失衡所采用的方法上，根本在于缓解结构上的失衡，而要缓解结构性失衡，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必须在关注需求管理的同时，关注供给管理，因为只有供给管理才能真正直接影响企业行为进而影响结构变化。结构失衡的再平衡本身属于供给方面（生产）的变化，需求管理调节的是市场购买者的行为，供给管理则影响生产者的行为，需求管理直接调整的是总量，供给管理直接影响的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企业创新力，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去相对过剩的低水平产能，等等，都属于供给管理范畴。这就要求在短期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注重其需求效应，也要注重其供给效应，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刺激需求，同时也需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降低企业成本，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同时也需注意因此而形成的对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等等。在长期里追求总量均衡目标时，需关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分配结构等一系列结构政策目标。在处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时，应当以需求扩张作为调整供给结构的前提，努力刺激需求，为供给有效实现创造市场条件，在需求不断被扩张的背景下，为优质产能实现创造空间，以需求拉动供给总量扩张和结构演变；在调整供给结构和效率时，应当以创造和引领需求为引导，改善产品结构，完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安全水平，创造新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降低产品成本，等等。
要有效地实现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根本在于制度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便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可能有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为主向效率拉动为主的转变，不可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创新尤为重要，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秩序。如果不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秩序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严重失灵，资源配置决策权集中在政府官员手中，而同时法治化滞后，民主与法制建设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要求，对政府官员权力在制度上缺乏真正的民主基础和严格的法制约束，不仅破坏公平，而且瓦解效率。因此，制度创新是推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
在第三章“经济增长的失衡与宏观调控”中，对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改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首先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中不同阶段失衡的特点及其演变的过程，揭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失衡和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组合、现阶段货币政策选择面临的特殊条件及其应对、现阶段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间的结构特征分析及其应对三个主要方面，研究了改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思路。分析指出：首先，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即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经济下行的威胁同时存在。其次，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整为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尤其是与当代欧美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政策选择有所不同。其三，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取得有效的政策效应所要求的条件来看，在存在“滞胀”威胁的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的选择，一般在短期里应对危机冲击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组合为宜，在危机后从刺激经济的政策退出过程中，以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为宜。但要实现这种组合及方向的转换，在体制上要求投融资机制必须以有效的市场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现阶段“择机退出”且存在一定的“滞胀”威胁（可能性）条件下，要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均衡增长，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1）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上，宏观经济政策应尽可能避免长时期较强烈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尽可能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相反。（2）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在强调需求管理的同时，必须重视供给管理，宏观经济政策有需求效应，同时也有供给效应，我国现阶段的失衡克服，不结合供给管理，不提高企业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不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创新力，不可能取得根本进展。（3）在宏观政策方向的调整上，应根据宏观经济失衡方向的变化，特别是根据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主要矛盾的转变，及时加以微调；在宏观决策方式上，应加大民主和法制化、程序化程度，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财政与金融、银行与企业、国有与民营等多方面的利益得以尊重和协调。（4）在体制创新上，应当坚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包括土地、劳动、资本、外汇等要素的市场化，完善市场竞争秩序。
在第四章“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中，首先对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主要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包括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遵循着与世界各国共同的规律，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将会伴随着相对的产业结构，但在另外一方面又有中国自身的特点，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生的，由于市场化进程的滞后，相比较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相对滞后的。本章通过研究指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主导行业，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而且为改善就业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在发生改变。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形成第三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现代经济产业结构。从发展趋势看，在2015年前后，随着第二产业就业超过第一产业，在就业结构上也会呈现这样的格局。中国正处于一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换时期，这种转换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发生一系列深刻影响。第三，2010年前后，我国的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但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和对新增劳动力较大的需求，但从发展趋势上看，由于需求、规模、能源环境及生产要素等方面条件的制约，第二产业的发展正在放缓；与之相对应，我国的第三产业仍然保持着持续的增长，具有更大的潜力。第四，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原因，我国劳动力总供给的增长在2014年前后会明显减缓并有可能在此之后进一步发展为负增长。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需变化主要体现为就业结构的变化，即非农产业就业的增加和第一产业就业的减少。在6%~8%的经济增长率下，劳动力的供需之间可以达到均衡。
在第五章“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效率”中，首先通过计算中国及世界各个地区“产业结构高度”指标（对劳动生产率以各个产业的占比加权计算），对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高度进行了测度及国际比较，指出我国截止到2010年的产业结构高度H值为0.666，表明到2010年，按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工业化完成水平，我国已实现了2/3以上，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新型）的结构升级目标，以现在的工业化水平和进展速度，是完全可能的。本章通过研究，得出以下重要结论：（1）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是GDP规模的迅速扩张，同时伴有产业结构演进，即不是单纯的增长，同时实现了质态的发展。（2）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速度和达到的高度，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3）我国经济增长并非单纯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同时具有产业结构演进带来的效率上升的支持，进而不同于克鲁格曼等所批评的东亚泡沫。（4）无论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上还是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上，我国都具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前，结构变迁效应作用程度超过净技术进步效应，进入新世纪之后，结构变迁效应作用程度逐渐降低，净技术进步效应作用程度相应提升，但近年又出现交替性的波动。（5）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根源在于效率水平低，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和产业间的要素配置性效率都亟待提高，否则无以克服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而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现阶段的通胀与经济“下行”并存的双重风险）的根本原因。（6）转变发展方式是克服失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在于结构调整，结构战略性调整首先要依靠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形成产业效率上升，其累积性效应形成产业间效率落差增大，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增强，空间扩大，推动结构演进，提升结构变迁效应。（7）无论是产业内的技术进步还是产业间的结构变迁，尤其是要素市场的培育，在制度上都需要构建具有公平竞争性的市场机制，都需要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包括主体秩序（企业制度）、交易秩序（价格制度）等，当然，完善市场秩序的关键在于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深化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现阶段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
在第六章“产业结构失衡与初次分配扭曲”中，从产业部门的角度，研究了三大产业部门的成本结构即初次分配结构对于我国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这种失衡不仅影响经济增长的均衡目标，而且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仅影响收入分配公平目标，而且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目标。本章应用国民经济核算与投入产出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度都有显著提升，但就业结构高度提升滞后于增加值结构高度演进，这种产业结构上的发展失衡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的失衡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初次分配上的失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体现，一般而言，产业产值比与就业比应逐渐趋于一致，因为产业间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趋于均衡的趋势，也是产业间发展趋于均衡的重要体现。但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比和就业比长期里虽然呈接近趋势，但进展缓慢。这种结构失衡形成的初次分配结构决定了我国的劳动报酬分配结构以及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并对国民经济最终需求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本章通过对三次产业人均增加值、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以及人均劳动报酬的进一步分析，指出了我国的初次分配结构存在的“要素反效率配置”倾向：在第二产业中资本相对挤出劳动，在第三产业中劳动相对挤出资本，而第二产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绝对水平和增长速度均高于第三产业，同时，第三产业资本边际报酬增速又高于第二产业，表明第三产业亟待提升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尽管资本边际报酬的绝对水平仍低于第二产业）。这种要素反效率配置结构，一方面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结构性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资本效率提升的结构性损失。这种要素效率结构性损失，不仅深刻影响经济增长的均衡和可持续性，而且深刻影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及最终使用，尤其是对劳动报酬的增长产生结构性效率损失的深刻影响和重要约束。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和应用价值
本成果力图将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将长期趋势分析与静态比较分析相结合，在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演进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总量和结构失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如何通过深化经济改革与宏观调控来改善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本成果的特点在于通过对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深入分析来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规律，由此探索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如何根据经济形势与经济环境的新变化，通过新政策、新方法和新制度来改善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阶段，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一成果不但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矛盾的途径，也有助于人们增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信心，将产生较好的社会影响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