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1992年，夏生春涛刊行《太平天国宗教》一书，我为作序。十三年后，春涛又刊行《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得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喜而再为之序。既嘉春涛之劳绩，也欲借此篇幅一罄自己对太平天国史学继续获得发展的心愿。

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第一代学者兴起太平天国史研究。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罗尔纲等，披荆斩棘，开辟了这一学术新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时势推动下，太平天国史学人才辈出，著述如林，盛极一时。旋遭“十年浩劫”，太平天国史研究虽遭受惨重摧残，但因根柢结实，故能从70年代末起，衰而复振，推出了诸多成果。其中有一代大师罗先生的毕生心血，也胪列着后继诸贤的丰功伟绩。然而随着罗先生逝世，第二代学者也零落将尽，加以时异境迁，学风蜕变，有志于治太平天国史的中青年已寥若晨星。而春涛独能不随波俯仰，二十年苦守此专业如一日，斐然成章，可谓难得！

还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春涛来扬州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以考据治太平天国史，所著《太平天国服饰考》、《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史料探源》等，皆精湛。已而到北京，登太平天国史大家王君庆成之门，攻读博士学位，见闻益广，日进千里。春涛能继王君志事，着重探讨洪、杨等农民领袖假托“拜上帝”发动群众反封建反侵略起义的得失。此书即在王君指导下，长时绩学的结晶，多言前人所未及言。其详当由庆成兄论之。

为了促进太平天国史学的继续发展，在这里，我愿与广大中青年学子共温一代硕学罗尔纲先生成功的主要经验，就是笃信乾嘉考据学，并把它革新和改进，施之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据或称考证，是我国研究已往事物的传统方法。人们研究自然靠实验，研究人类社会现状靠调查，研究人类历史靠考据。其术如法官治狱，调查取证，比较归纳，对照条例，判别是非。考据萌芽于先秦。两汉以后，广泛使用于说经考史。南北宋时，考据始有专书，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朱熹的《韩文考异》，都是考据的杰作。只有读过《通鉴考异》，学者才能深知司马氏撰《资治通鉴》，对史料的取宏用精，严于取舍，去伪存真。考据大盛于清。顾炎武、江永等考先秦古音；阎若璩、惠栋等辨东晋本古文《尚书》为伪作；戴震等校《水经注》，分清积久混淆的经注；钱大昕、王鸣盛等校订历代正史的讹误；崔述著《考信录》，辨古史真伪；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理清古文字形、义、音的联系及其变化；王念孙、引之父子考经传虚字，明三古辞气，等等，都靠考据。清代学者最尊学贯天、地、人的通儒，而其起点乃是“实事求是”，所谓“通儒之学自实事求是始”。梁启超尝谓若无考证，则无清学。章炳麟则谓清代没有不懂考证的经师。这些都是笃论。由于乾隆、嘉庆之际是清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所以人们往往以“乾嘉考据”代表清学。

乾嘉考据学又称“汉学”。惠栋、戴震等“隆汉贬宋”，绝非出于对不同时代学派的爱憎，而是出于对不同方法论的抉择。惠、戴学派反对宋人“凿空”说经，“凭胸臆以为断”；主张必由汉经师训诂以明孔孟义理，重视征实。这不是复古，而是在古学外衣下的学术创新。刘师培最早说，乾嘉考据接近西方科学。而真正能够说明东西方治学方法相通并吸取西方科学革新乾嘉考据的，则是民国年间从美国接受实验主义归国的胡适。

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催生了实验主义哲学。它不相信永恒不变的天理，认为是真理还是谬误，必须通过实验来判别。它相信一切事物都是进化的。实验主义认为，困惑是思维的起点；假设和选择假设是解决困惑的重要步骤；必须得到确凿证据，才能肯定或者推翻原来的假设，做出结论。胡适把这种思维方法概括为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把它对照乾嘉考据学，发现很多是暗合的。但因清儒是不自觉的，所以，有时限于取证不足，而把假设当做了结论。经过胡适等的改革，我国的考据学发生了划时代的进步，完全成为科学。最早直接受胡适教导，把改进过的考据学应用到太平天国史研究，得到空前巨大收获的，就是罗尔纲先生。

考据学的首要工作是取证。清乾隆年间，邵晋涵撰《尔雅正义》，他预计“取证差少三年”。由于对某些问题取证不足，乾嘉诸老所作结论也往往被后人所否定。如戴震在《毛郑诗考正》中断言，《毛诗》传本里有些“讯”字，毛、郑都解释为告，当是“谇”字之讹。“谇”，读若瘁，训告；“讯”，读若信，训问，音义都不相同。但随着取证的深入，戴门弟子王念孙发现先秦古音“讯”读如瘁，与“谇”同音，因此在经传中二字大量通用，既有以“讯”作告意解，也有以“谇”作问意解，并非错字。于是王氏的《广雅疏证》推翻了戴氏的假设，“或以讯为谇之讹，失之”。历史学的取证，就是搜集史料。如众所知，对此，罗先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造了图书馆摸底等方法，收集到一千数百万字太平天国史料。这种取证功夫，正是对乾嘉考据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考据学的又一重要工作，是审查所获得的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内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师，但也有相信伪证的疏失。如《日知录》卷二十“年月朔日子”条，举《文选》所辑魏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与《南史·刘之遴传》所载“古本《汉书》”为证，不知此二件都出自后世伪托，前者经凌廷堪辨明，后者经邵晋涵考定。罗先生为辨别史料真伪，考证记载异同，也耗费了巨大心血。他所撰的《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洪大全考》、《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都是启发一代学者的考据名篇。

只有深入取证，严密审证，然后才能把近真的史事归纳起来，产生《太平天国史》巨著，为后生撰写信史奠定基础。这就是罗先生的不朽业绩。近百年来，一人而已。

我衷心祝愿将有更多的中青年志士，与春涛一起，勇于绍承罗先生等老一辈的光辉事业，把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更高峰，为伟大祖国做出贡献。

祁龙威

2005年9月序

时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