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济观

古代儒家所谓“经济”，是“经世济民”之意。其含义十分广泛，既有治国理政、富国强兵之道，又有安定民生、发展生产之政策举措。孔子的经济观集中体现在使民“富之”而后“教之”（见《论语·子路》）和“足食，足兵，民信之”（《论语·颜渊》）的政策方略；孟子的经济观，是“以民为本”的王道政策，其具体内容，一是使民“有恒产”（《孟子·滕文公上》），二是“不违农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确保“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荀子的经济观，见于其“富国”、“强国”政策。其富国政策，就在“节用裕民”四字。他说：“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荀子·富国》）其“强国”政策，则在“隆礼重法”四字。他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可见荀子是提倡王霸兼用、礼法共治的经济观的。

儒家经济观的重要内容，是对民生事业的“崇本抑末”之说。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柱石之民）”（《管子·大匡》）之说，认为四民分工不同，应各司其业，不应“杂处”，但并无本末之别。到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农本商末”、“崇本抑末”的思想观念（注：最早提出重农抑商或农本商末思想的是法家商鞅与韩非。《商君书·壹言》提出了“事本禁末”说，《韩非子·五蠹》则以农为本、以商工为末，主张抑制“商工游食之民”。汉以后的儒家也接受了“农本商末”说，如司马迁、班固皆然：《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农末俱利……治国之道也。”《汉书·食货志》则引贾谊言，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师古注曰：“本，农业也；末，工商也。”），而自秦汉至明清的中国君主制社会中，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至南宋叶适，才首次批判了这个政策。叶适认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并主张效法春秋“通商惠工”政策，“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习学记言》卷十九《平准书》）。至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则在《明夷待访录》中借“古先圣王”之口对“本末”问题作了颠覆性诠释。他认为，所谓为治之本，是使老百姓的行为符合礼节，而所谓末业，是那些不切民用的陋习恶俗（如铺张的婚丧礼仪）、蛊惑迷信（如信佛、信巫）、奢侈浪费（如倡优、酒肆、机坊）的行业。他批评“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的传统观念，进而提出了“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的“工商皆本”思想主张。这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级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是儒家经济观与时俱进的历史性进步。

儒家的经济观，还包含处理义利关系的义利观。儒家所谓“义”，主要是指道义、正义；所谓“利”，主要是指眼前利益、功名利禄，或功利事业。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张先“义”后“利”，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都有重道义而轻小利倾向。后世儒者关于义利问题众说纷纭。汉儒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之说，虽然大致继承了孔孟义利观，但开始将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宋代以后，“义利之辩”尤为突出。大程子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语录》），小程子程颐认为“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遗书》卷十六），强调的是道义。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四书章句集注》），即以“义”为天理之公、以“利”为人欲之私，显然是重义轻利。南宋浙学的代表叶适批评了董说，称“‘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汉书》），坚持的是源自《周易》“利者义之和”的义利统一观。朱熹批评叶适，称“浙学却专是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未免有些片面。至清儒颜元则主张将董仲舒之言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则反映了清初儒者义利并重的实学倾向。作为当代儒者，应当坚持以道义指导功利、由功利体现道义的辩证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