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变迁理论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North,1973）。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活动也都存在着种种技术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即机会成本）。制度变迁的内容一般包括：（1）保存原有的各种制度安排，产生新的制度安排，这样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就增加了新的构成因素，各种制度安排的相对地位也可能随之改变，这种变迁过程可以认为是一种增量式的制度变迁；（2）原有的某些制度安排因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消亡，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也发生变化，这种变迁可以认为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3）原有的制度安排演变为新的制度安排，也许它还保留了旧制度安排的某些特征，但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变迁可以认为是一种改造式的渐进过程；（4）在原有的制度结构中，各种制度安排的性质、种类不变，但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可以称之为二元的过渡变迁；（5）整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或基础性制度改变，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彻底革命（程恩富、胡乐明，2005）。

长久以来，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外生变量而没有被纳入到正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然而矛盾无处不在，制度也处于时刻的变化之中，制度变迁也逐渐被经济学家们加入到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之中来。制度变迁理论也已经从早期的与古典经济学的结合转换到与最新的演化经济学的结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巨擘马歇尔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学的目的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他明确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认为生物学中的“适者生存”法则在经济学上同样适用。亚当·斯密、赫伯和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开始将自然界的演化特点应用于研究社会经济，其对经济过程的考察是基于群体的简单类比分析，分析框架中未能考虑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忽略了演化思想。直到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发表《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以及随后的《有闲阶级论》，演化经济学才正式诞生。凡勃伦不再拘泥于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已经把演化和变异看作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主要方法，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动态思想即将制度变迁视为一个过程的品质是与制度变迁理论完美契合的（毛伟辉，2012）。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演化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意味着制度变迁理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现代演化经济学完全摆脱新古典主义的束缚，明确提出选择机制和系统的自组织问题，开始采用群体动态的方式，用复杂的数学设计等来解决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等许多实践问题。

另外这一时期其他一些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如脑科学、古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给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制度变迁理论也及时地将这些最新成果吸收进来。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都乐观地认为采用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将实现对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范式的转变。

1997年，胡世凯翻译了由尼尔森和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将演化经济学引入中国。随后，贾根良（1999）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演化经济学。蒋德鹏、盛昭瀚（2000）对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比较，指出由于对经济世界认识的方法不同，导致了在对经济理性、多样性及时间和过程等基本问题理解上的不同。贾根良（2002）通过融合调节学派和创新体系，提出了重新理解东亚模式的新框架。盛昭瀚（2002）认为路径依赖性、不可逆性、演化的多样性及不确定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并强调在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汪浩瀚（2003）剖析了均衡到演化的经济范式的演进，提出从均衡走向演化体现了两种经济思想的演进及对主流经济分析模式的超越。武爱（2003）借鉴了现代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关于发展演化经济学现有研究范式的设想。郑江绥、何炼成（2003）认为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企业是合适的，因为演化经济学能将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规律联结起来。崔浩、陈晓剑和张道武（2004）首次在微观层面的企业所有权配置分析中采用了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刘振彪、陈晓红（2005）则创建了一个多阶段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来分析企业家创新投资决策过程。李志强（2006）用演化经济学来研究企业文化及其演进。盛昭瀚、高洁、杜建国（2007）建立了一个产业动态演化模型，分析了由不同企业组成并有新企业持续进入的产业的竞争动态。李琳（2008）指出演化经济学可以用于解析地区竞争力。

综观上述演化经济学在国内外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不仅能对传统的政治经济问题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制度变迁理论抛弃了传统的新古典范式，采用了更为合理的演化经济学范式，采用动态演化的分析方法，使一些研究改革方式或制度变迁理论找到了理论支撑。原有的新制度经济学着重从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而这种采用了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则着重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其特点是强调人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不可能通过“构建的理性主义”设计出完美的体制，而信息是连续的，要利用原有的信息积累和组织资源存量，且信息是分散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所以从小到大、从下到上的渐进改革方式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可取的，其代表人物是默雷尔、科尔纳和麦金农等人。

（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生物学中，由生物学家古尔德（Gould）提出，古尔德在长期观察和研究物种的进化分叉和等级序列时发现，物种的进化既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基因的突变及偶然性等随机因素的影响。同时很多生物种类在进化中存在着明显的“间断平衡”，出现一定的跳跃性，这一跳跃性的存在有部分原因是路径依赖的作用。当物种的进化被锁定在某一路径依赖时，那么此时的进化就出现了一定的连贯性，但是当外来的某些力量使得原有的路径依赖被打破时，就会出现突变，这时进化就具有了跳跃性。

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者们受到这一概念的启发，发现在技术领域甚至在制度领域都有类似的现象。大卫（David）和亚瑟（Arthur）在对技术的扩散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发现，在生活中很多并非最优的技术却广泛流行开来，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全键盘（QWERTY键盘）的流行。大卫甚至给出了一个关于路径依赖的定义，认为路径依赖指的是具有这样的随机函数的过程：它的渐进分布是自身既往历史的函数。他们认为该技术的流行是因为技术一旦先行被采用，则该技术自身的报酬递增机制将使该先行采用的技术凭借先发优势，在前期迅速地扩大使用范围，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单位成本，同时因为成本的降低将进一步促进其使用范围的拓展，导致采用的人或群体更多。这样广泛使用后，后续人们对该技术的进一步流行就产生更强大的流行性预期，整个流程将实现自我良性循环。这一过程用数学方式表达就是，假设一个企业现有几种技术A1, A2, A3, …, An可供选择，且这些技术都具有自我强化机制，设采用Af的收益为πf（k），其中k为在此之前选择Af的次数，其贴现率为βj（0＜k＜n,0＜j＜n）。

（1）如果βj＞βi（i＝1,2, …, n, i≠j），那么技术Af将被优先采用；

（2）如果采用技术Af的收益πf（k）为k的单调递增函数，那么Af将每次被使用者采用，这样当采用的次数越多，那么后续采用的收益将越多。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发现路径依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偶然性（非确定性）。无论是技术还是制度其实都可看成一个复杂的系统，这就意味着很难有肯定性的方向，往往是存在多种可能，也就是说存在多种均衡，事先任何人都是无法预见的。其二，“锁定”与非最优性特点。某种先行发展或流行开来的技术或制度凭借着先发优势已为广大的消费者或者社会群体所熟知，且由于自身的报酬递增机制，已经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当突然出现一种较之更好或效率更高的技术或制度时，由于巨大的转换成本和缺乏足够的认知，往往较先行的但相对差的技术或效率更低的技术却得以传播开来，这时就陷入了低效率的路径依赖的泥潭之中而难以自拔。

从经济学上来说所谓路径依赖，就是指无论是技术还是制度的变迁发展，一旦其选择了某一道路，无论其他道路是优或劣，后续仍将沿着这一道路继续下去，很难摆脱而另寻他路，这仿佛就是自然科学中最常见的“惯性”，一旦选择了变迁的方向并已行动起来，则无论后续该变迁是将走向高效率或低效率，都会被锁定在该道路之中。

（三）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与运行机制

路径依赖是如何产生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原因一般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制度选择的背景。诺斯（North）认为历史及时间非常重要，人们的制度选择不可能凭空产生，都是要从充满了历史所带来的传统、文化及各种制度等所合成的背景，也就是所谓的“累积的集体学习过程”中来。

“第一步”的惯性作用。当制度选择以后，后续随之而来的规模效应所带来的单位成本下降，学习效应及网络作用带来的报酬增加及适应性预期将使得初始选择得以强化。一般情况下，在后续的演化过程中只要大方面正确，没有非常大面积的错误出现，就会沿着既有的路径演化下去，甚至“锁定”在某种低效路径之中。

既得利益集团的干预。任何制度的变迁都是博弈力量变化的体现。任何制度都使得部分人利益受损，部分人利益增加，随着演变的进行，人们对制度所带来的利益的垂涎，将使得人们去利用它，甚至拉帮结派，形成在某些行动上一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将反对任何实质性偏离现有路径的变迁，新制度无论是否有益于社会总福祉，他们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减少、地位是否下降，他们将是落后制度的维护者。

各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在社会中慢慢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并获得大家认可的规则，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社会伦理、价值观、习俗传统等，虽然非正式制度本身并不像制度一样具有强制性作用，但也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就像空气一样，尽管人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但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发挥的作用及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一般正式制度安排。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运行机制可概括为四个环节：初始条件、启动机制、形成路径依赖状态、退出路径依赖。

（1）初始条件。初始条件指的是在制度诞生时所具有的历史性禀赋以及某些偶然性因素。一种制度的出现肯定是在一定的政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背景下，这些禀赋性是无法进行选择的，也就是所谓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一制度的启动还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如突如其来的战争、自然环境的变化、疾病等。正如常言所说，某事物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2）启动机制。启动机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自我增强机制，即收益递增机制。在前文中就提到路径依赖形成次优性的原因是自我增强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巨大的固定成本的存在、学习效应、网络性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一种制度是从以往的各种制度中孕育而来，之前的种种已经赋予了其巨大的固定成本，采用具有某种延续性色彩的制度顺理成章，假如采用一种全新的、或许是更优的制度将意味着前面的付出将一无是处，从而这一制度的选择成为历史的必然。此时该制度已经走上了某一路径，网络效应、各种个人及群体的学习过程将强化该优势（如网络效应将使得后来者在采用同样的制度时所能获得的收益增加而支付的成本更少）。而这一扩散的过程将让更多潜在采用者产生适应性预期，这样继续下去就将实现路径的依赖。

（3）形成路径依赖状态。当制度经过启动机制的作用之后，路径依赖随即出现，出现的路径依赖表现为多种均衡、锁定，及可能存在低效率路径依赖。

（4）退出路径依赖。当路径依赖形成后，制度仍须发展，此时就需要进行路径依赖的退出，也就是要进行路径替代。而能否退出一个路径依赖，取决于导致自我增强机制的各种要素，即那些要素所产生的递增收益能否可逆或可转移，当自我增强机制的因素为固定成本以及学习效应时，那么这种因素所带来的递增收益将难以实现可逆或转移。所以在考虑路径依赖的破解或者退出时将更多考虑其他因素。

综上所述，路径依赖概念的引入解释了制度的历史选择是如何制约影响后续的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的，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具有了更强有力的说服性。研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核心是报酬递增机制，但不能简单把路径依赖形成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报酬递增，因为现实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简单作用的结果，应当将其他诸如经济、文化、政治等各种因素包括其中来分析它们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作用。除了报酬递增机制外，转换成本、政治制度、利益集团及偶然性事件也将影响制度变迁，尤其要突出各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任何社会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人直接作用下的结果，都是需要通过人来实现的。那么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就必须分析利益集团作用这一环，且其应是分析中最重要的一环，其他因素的作用都是通过它的传递来实现。因此，路径依赖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或者分析逻辑大致应为：首先分析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各利益集团的构成；然后分析它们之间及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或博弈机制；接下来分析该制度变迁所形成路径依赖的诸多原因。这些原因应根据每种不同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的特点来分析，将各种因素尽可能囊括其中，随后分析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各利益集团，最后根据各利益集团的作用机制或博弈机制分析给出路径依赖破解的方案。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在中国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政府审计制度随之变迁。传统的政府审计向政府绩效审计制度改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受到其制度变迁所形成的路径依赖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