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文化强国的价值坐标
杨生平
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后，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把文化强国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强国，如何理解和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国虽是一个重要目标，但不是我国建设和发展的终极目标，文化强国应该有清楚的内涵规定与感性形象，这就是文化中国。
一、文化中国的内涵
近期有不少人谈论文化中国，在一些人看来，所谓文化中国实际上就是用文化讲述中国，或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这种理解虽然符合中文的通常解释，但它不构成文化中国的科学内涵。20世纪90年代，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如美籍华人杜维明就曾提出过文化中国的概念，并对它的内涵做了理论解读。在杜维明等人看来，文化中国是针对经济中国、政治中国而言的，它表征的是一个意义中国，因为在相当多的西方人看来，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政治中国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中国。杜维明等学者认为从中国传统角度讲，中华民族最明显的优势与符号应该是意义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一批大儒提出的伦理意义既具有当代中国价值，也具有明显世界意义。他们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复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并重构它的当代意义。杜维明等学者提出的文化中国自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它仍不是本文所理解的文化中国。本文认为文化中国是相对于法治中国、生态中国（美丽中国）而言的，它是根据文化在当今世界以及未来中国发展中的地位而提出的一个感性符号，是一幅说明现代中国追求文化、创新文化、利用文化创造世界和表现行为的形象图式。从文化在当今世界以及未来中国发展中的地位来看，文化中国应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理论图式。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理论，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观点显然不能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从事这项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不少东西需要去尝试和探索，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没有理论指导。怎么实践“中国特色”，需要摸索和尝试，但社会主义理论还是清晰可见的，虽然把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但不能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工作在一般理论指导下还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与“深水区”时就不能停留于一般理论指导层面，需要形成有效指导具体工作的较为具体的理论，因为此时的各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变得盘根错节、十分复杂，稍不谨慎，局部失误就可能带来重大的全局影响。文化中国的理论图式针对的就是这种状况，它不仅指一切工作都需要用科学理论指导，不能一切只靠经验办事，而且更指需要不断创新理论，并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指导我国全面发展。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道路、制度特别是理论还不完善，需要不断总结、丰富和发展。此外，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际形势变幻莫测，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到现成答案，都需要我们自身不断探索和创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崛起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也引发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并很好地将中国“本土问题”和“世界问题”的解决有机结合起来，都需要重大理论创新。
其二，知识图式（或科学图式）。发展文化就要着力发展科学，做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同时繁荣。自然科学是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目前我国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们热爱知识、追求知识和利用知识的风气已形成，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正在逐步扩大，世界汉语热如火如荼，在世界多国建立的孔子学院数量逐年增多，以中国题材、中国故事和中国意象等中国元素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热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越来越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和欣赏。但我们同时要保持清醒头脑，目前我国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相当多的高科技产品都是由西方人发明创造的，就连像花木兰、熊猫与功夫等中国元素也只有经过西方人整合创造后才会轰动全球，中国走向世界的产品往往只是完成简单的加工制造，核心技术仍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从世界产业链条来看，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微笑曲线”低端。从整个国际社会发展总体态势看，在生产领域，核心技术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在文化产业领域，核心文化思想和文化价值仍然是西方的，文化产业的风向标依然是由西方主导的；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中，主要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如何改变这一格局，如何让中国文化产品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迫切任务。
其三，意义图式。文化既有科学内涵，又有价值内涵（即意义）。就它们两者关系看是有一定联系的，科学内涵能为价值内涵祛魅，使文化价值内涵更有人文意义；价值内涵也可以促使作为科学的文化更好地为人类自身发展服务。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是不能互相代替的。科学要求冷静客观，保持价值中立，而价值始终意味着一种承诺与维护。在西方历史上，文化概念曾经过多次嬗变。据英国著名文化唯物主义者威廉斯考察，在18世纪以前西方人所理解的文化是一种表示程序的概念，指农作物、牲畜和人的心灵的培育。到了18世纪文化才与文明等同，特指人类一种不断进步状态。19世纪随着西方文明带来的野蛮与杀戮，文化又从文明中分化出来，特指一种与外在发展迥然有别的、内在的精神过程，它往往与宗教、艺术、家庭和人生联系在一起。后来，文化问题渐渐进入人类学家视野，逐渐又演变为专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注：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0~1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文化概念在西方社会的变化也说明用科学文化解读意义文化是有局限性的（当然，如此说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价值就无法用科学去衡量，文化价值的科学性是由另一套以正确历史观为基础的社会历史系统理论确定的。文化没有绝对优劣，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就文化的价值内涵来看，它特指一套意义系统，这套意义系统既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价值，也决定了生活于其中的个人价值。有人认为当代中国人普遍信仰缺失，这一结论失之偏颇。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属于西方文明，因而它与其他西方文明理论一样不能提供一套有效的意义系统，人们在其中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终极关怀，这个观点同样存在问题。马克思主义虽然源于西方文明，但它与其他西方文明截然不同，其他西方文明只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建立一个人间乐园，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要在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人间乐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以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曾经激励和鼓舞过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众多志士仁人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真理。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系统，又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包括生命在内的人生意义呢？说到信仰，自然就要联系到理想，而理想又分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对于真正追求生命意义的人来说，社会理想无疑具有更高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最重要理想恰恰就是这种社会理想。尽管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和平演变，但中国风景独好，中国正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说这一成就还不能足以证明共产主义是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那么，还有什么能承担这一重任？当然，社会理想不等于个人理想，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要求寻常百姓都坚持这一理想并以此为目标严格要求个人行为，这有点不切实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说不少人信仰缺失，缺少明显的情感与心灵地图。针对这一情况，建构一个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文化意义图式是十分重要的。
在此，不少民族解决信仰缺失的方式是借助于传统。中国有上下五千年历史，有诸子百家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有传统、有资源，不等于就真正能解决当代人的精神问题，必须让传统经过现代洗礼并进行现代化意义上的重构才行。当然，也不是所有传统都能经得起现代洗礼并重构得有意义，只有那些与现代精神合拍，经过现代理论与现代知识检证的传统才会重构得真正有意义。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有意义，并不是在它们是传统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而是说它们有符合现代精神的文化气质。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注重和谐，重视天时地利人和，强调内在精神与气质的养成，这恰恰可以弥补当代人“外强内弱”的特点（指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精神生活相对贫乏）。正是在强调科学理论、科学知识指导并以先进制度为保证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认同可以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去完善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这也正是与杜维明等学者讲的“文化中国”的区别。当然，意义世界不只是信仰与道德问题，还有情感、情绪等问题。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人是生活在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这里的意义既包括人生意义，也包括社会意义、环境意义等。
二、文化中国的意义
作为先进理论和科学知识图式的文化意义，人们自然是十分清楚的。这里单就意义图式的意义来说明文化的作用。从一个社会主要组成来看，大体上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几个方面。意义图式对文化繁荣与发展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它是软实力，是吸引力。意义图式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也是十分重要的，它让人们在有亲和力的环境中交往与成长。意义图式对建设生态中国也是有作用的，它能让人们在感受到美丽中国的同时增添更多诗情画意。下面，分别就意义图式对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作用做一简单分析：
其一，意义图式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经济中三大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三大需求指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投资需求渐渐让位给消费需求。当消费需求主导地位与分量不断上升，一个国家就从生产社会发展到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与生产社会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消费引领生产，后者是生产决定消费。在消费社会，人们生活的基本特点是，生活必需品已基本满足，此时人们的消费特点会由物质需要逐步转向精神需要、文化需要。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提出了一套象征意义的理论。在他看来，消费社会的主要买点不是物品，而是符号。他所谓的符号自然是指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另外，文化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虽然文化产业比拼的是资本与技术，但没有强大的文化想象力和丰富的文化象征资源，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文化企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这就意味着我国社会需求结构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人们对文化需求的程度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经济强国不仅需要有更充足的资本与更高含金量的科技，也需要有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
其二，意义图式有利于中国政治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用武力来征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同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注：［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他看来，一个社会政治控制的能力与范围是有限的，大量的问题留存在广大的市民社会之中。而对市民社会的管理完全靠统一的意识形态是很难做到的，最重要的是要建构一套与政治控制相统一的文化意义模式。这一思想对我们政治权力巩固与社会管理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意识形态都不可能管理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对这些方面社会秩序的确定与人际关系的管理应该更多靠建构一套与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文化模式。一般而言，文化所涉及范围要比意识形态大得多，凡是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有文化的存在；而意识形态更多涉及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尽管意识形态可以渗透到不同文化领域，但它毕竟不能代替这些领域文化的社会功能。此外，一种政权模式或意识形态只有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体现出更好的意义，才能获得更广泛民众的支持与认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说过：“政治的文化解释是强有力的，是在它们比政治事件更有生命力的程度上；……如果有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基础，发生任何事情都会强化解释的力量；否则，发生任何事情都会毁灭解释的力量。”（注：［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385页，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中国梦之所以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不只是因为它体现了人们内心追求成功、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更是因为它反映了民族的呼唤和历史的冀盼。
三、文化中国的建设
在文化中国建设的漫长过程中，尊重历史客观规律是首要前提。从历史规律角度讲，文化作用再大、再明显，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它显然也只是第二位的。只有经济强大了，综合国力提升了，才可能逐步实现文化强国，建设文化中国。而要建设经济强国，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又必须有科学理论指导，先进制度保障。指导思想是涉及全局、根本与长远的东西，只有指导思想正确了，才可能在促进中国社会整体发展中定位好文化、利用好文化、发展好文化。就具体文化建设而言，光有一般指导思想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指导各项具体文化建设工作的核心思路与核心理念，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文化中国的建设光有文化自觉显然不够，还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制度。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建设文化发展制度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它是一种精神劳作，不能用指导经济建设工作的思路和发展物质生产的方式来进行，应该根据不同文化存在形式和不同文化性质建立一种统、分、合的文化发展体制。从目前我国文化发展样态看，应该分别建立先进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产业文化发展和事业文化繁荣（包括自然科学在内）三种制度。三种文化制度虽有不同，但可以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撑。先进文化加强了，产业文化和事业文化就有了正确方向并能做大做强；产业文化做大了，先进文化和事业文化既有了资金上的支持又丰富了实践上的经验源泉；事业文化做强了，先进文化就更有了创造力和影响力，产业文化也增添了活水源头。若三种文化都同步发展了，那以理论图式、知识图式和意义图式统一的文化中国形象就清晰可见了。
我国在不到100年时间之内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但西方在实现现代化历程中所犯的错误，中国不能不谨防、慎防，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批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若中国在很短时间内走完现代化历程时也犯了西方社会同样的错误，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作为后发国家，一旦犯了同样错误，后果是难以弥补的。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过于重视工具理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并使人际关系严重淡漠，这就提醒我们在强调科学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同时，要不断完善与建构一个意义世界，让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不断满足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得到同样满足，心灵得到安抚。意义世界绝不能等到现代化已经完成之后才进行，必须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同步进行。当然，另一个极端也同样是不可取的，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完全驻步于意义世界也是无济于事的。
文化中国不仅需要有巨大的文化资源，更需要充分激发文化发展的活力，建立文化激励机制，培育文化创造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16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美国是一个历史短暂、文化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头号文化强国，根本原因在于它能不断吸纳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资源为其所用，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创新机制，鼓励并培育了国民不断追求创新的文化精神。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需要创新的方面很多，但从创新内涵与创新形式上下功夫则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就目前创新三种形式（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而言，我国文化创新除应该在不断加强消化吸收再创新方面继续做出努力外，更要向集成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方向推进。当然，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创新成果的开发与利用也需要有创新思路，需要不断培育创新主体、完善创新制度和建立创新生态。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的那样，创新工程的推动，需要“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文化中国建设还需要培育尊重文化、追求文化和崇尚文化的氛围。文化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文化既是外表，又是内涵。若只把文化当成一种利用工具或只用它粉饰门面，那文化对人来说永远只是外在的东西。只有把文化既当成外在力量，又当成内心需求，真正化为品行修养和品位情操，那时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形象。人活着是要有点精神的，这里的精神不仅是指实现民族国家繁荣富强以及人类和平发展的社会理想追求，也指个人人格理想追求。无论是社会理想还是个人人格理想，除了需有充分的认知外，还需要认真培育和精心滋养。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丰富资源，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正确有效地挖掘并利用这些资源。孟子在讲人格修养时，就曾讲到过“善”“信”“美”“大”“圣”“神”多个层次，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意义世界的建构仅靠认知和内心追求还不够，还需要通过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环境氛围来实现。只有让人们在广泛的人际交往中感受到正当“利”的作用的同时，还切实感受到“义礼信情”的作用和“良知”的力量，一个真正的意义世界才算凸显出来。对于营造文化环境氛围来说，要善于利用文化的象征意义和节日特别是重大传统节日的情感意义。对于“象征”，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这样解释说：“象征符号一直用来指称不同的事情，而且经常是同时指称多种事情。……所有这些都是象征符号，至少是象征成分，因为它们都是概念的可感知的形式，是固化在可感觉的形式中的经验抽象，是思想、态度、判断、渴望或信仰的具体体现。”（注：［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111~112页，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由于象征是可感觉的思想形式，它的广泛运用和存在，会让人们真正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思想力量。由于节日可烘托氛围，渲染气氛，因而它可以达到纯洁心灵和净化情绪的作用。
总之，文化中国既是对整体中国而言，也是对每个中国人而言。若只是国家强大、内涵丰满、气韵生动，但个人品位、气质和修养欠缺，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是真正硬实力和软实力集于一身的感性形象，它需要国家与个人的共同努力和不懈追求。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