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
论坚持文化主体性与增强价值观自信
郭建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与价值观的讲话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文化主体性和价值观自信，这既是习近平文化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理论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一、百年中国的文化选择表明：必须坚持文化的主体性，而不能“去中国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时间上进入了近代史，空间上进入了世界史，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睁眼看世界的结果是发现一个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明不同的西方文明。近代西方经历了几百年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济上的工业革命、思想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科学的长足进步，西方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思想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西方已经是工业文明、工业社会、工业文化，可我们还是农业文明、农业社会、农业文化。西方文化保持强势，西学东渐，神州大地上刮起了欧风美雨。为了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中国的志士仁人进行了艰难的求索与抗争。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变革由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文化层次。在“五四”时期的人们看来，中国近代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危机，说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中国社会的重建，最重要的是文化的重建。“五四”弘扬科学的精神、民主的精神、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对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意义和影响是无可限量的，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从文化建设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五四”激进的文化批判也有其局限和不足，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中西文化截然对立的两极化思维。这个现象在“五四”的文化论争中比较普遍，比如西方是竞争的文明，东方是调和的文明；西方是理智的文明，东方是情感的文明；西方是物质的文明，东方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是动的文明，东方是静的文明；等等。虽然可能不乏真知灼见，但都是以截然对立的二分为特征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比较明显。
二是新旧文化不可调和的存—废—存型思维。在陈独秀看来，新学（西学）与旧学（中学）是绝对排斥的。他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注：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第5卷第1期。）
三是破多立少的拒斥性思维。“五四”重在文化批判，而不是文化建设。破的多，立的少；批判的多，建设的少；决裂的多，传承的少。对中国文化优良的方面和西方文化弊端的方面没有理性的把握和清醒的认识。因此“五四”只是进行了文化批判，建设的任务远没完成。
上述思维方式的形成，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很多人实际上是把西方文化与科学民主画等号，只看到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的方面，而看不到其他的方面，因此基本上只有肯定，没有否定。同时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封建糟粕画等号，只看到应当剔除的方面，而看不到需要传承的方面，因此基本上只有否定，没有肯定。“五四”激进地反传统，造成了强烈的文化焦虑，需要逐步地进行文化修复。
“五四”的新启蒙和反帝反封建应当充分肯定，但问题是对传统文化否定过多，西化的色彩比较明显。于是张申府先生提出对“五四”两大口号——打倒孔家店，科学与民主——进行补充和改变一下，即“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注：《张申府文集》，第1卷，19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前者说的是对孔子和儒家要具体分析，后者讲的是面对西学冲击要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对此，梁漱溟的表述是“老根新芽”，即中华文化要从老根发出新芽。贺麟的见解是“儒家思想新开展”，即民族复兴需要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冯友兰是“旧邦新命”，唐君毅是“返本开新”，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相结合，同时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里他把“民族的”摆在了最前面强调“中国化”，就是保持文化主体性，不能被“他者化”，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基因，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
大国崛起需要思想与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不仅不能“去中国化”，而且要“再中国化”。陈来教授在2007年第12期《读书》上提出了“再中国化”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中国有5000多年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由于“五四”以来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批判，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淡化了，甚至是中断了，好像不那么“中国”了，因此接续传统、“再中国化”就被提了出来。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近年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的根脉，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体现的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是敬畏历史，同情之了解，是恢复记忆，重建传统，精神还乡，“再中国化”，这样一个大格局大趋势已经比较清晰了。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一是在讲中国道路时习近平强调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紧密相联。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谈到中国梦、中国道路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就把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联系起来，把30多年与5000多年联系起来，表明中国道路离不开中华文明，30多年离不开5000多年，从而使中国道路具有强烈的纵深感和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5000多年创造的灿烂文明，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成就，为谱写中华文明新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要用中国道路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二是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讲核心价值观时，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思想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两句话前一句主要是对内，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滋养，关键词是“立足”；后一句主要是对外，在世界思想文化激荡中保持清醒和定力，关键词是“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内要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风尚；对外要提升软实力，增加话语权。
三是深入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时，习近平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从而全面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六个方面的丰富内涵。讲仁爱，即仁者爱人，这是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概念，今天社会生活中的“最美现象”“感动中国”就是生动体现。重民本，古代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造福人民为根本目的。守诚信，中国古代特别强调以诚待人，一诺千金，落实在当下就是要努力构建现代信用和诚信体系。崇正义，在今天就是坚持公平正义、依法治国，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尚和合、求大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和谐、和睦、和平、合作，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合作共赢。
四是秉持对待传统文代的正确方法论。在讲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时，习近平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他特别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十个字特别具有方法论意义，这个“双创”既是我们当前理论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要花费大力气来做。
怎样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呢？
首先是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儒家思想、传统文化延续几千年，它是传统。但是，它的一些内容又是超越传统，具有现代性的。因此要找到传统和现代的连接点，使两者衔接起来，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其次是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传统文化首先要传承，传承是前提，还要讲创新，创新是方向。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走向全球化进程中的名片、身份证、识别码。我们要讲传承，因为它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本，是我们的魂，是我们的血脉和家园。但是，人类社会毕竟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还要讲文化创新，要激发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再次是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化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文化主体性和民族性只有既体现在形式中又体现在内容中，才是真正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中央电视台举行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与《家风是什么？》，《光明日报》举办的“家风家教大家谈”，这三个节目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体现的是民族性的形式与民族性的内容的统一。因此，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注：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03-28。）
三、在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提升价值观自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体
文化主体性与价值观自信是密切联系、内在关联的。文化主体性是价值观自信的前提，价值观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提升。价值观自信离不开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要体现为价值观自信。没有文化主体性，价值观自信就没有基础，不可能持久；没有价值观自信，文化主体性也无法体现，不可能深入。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核心价值观包含了人们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价值共识，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它体现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的统一，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强大力量。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体的基础工程，我们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旗帜、思想引领、文化导向的重大作用，凝聚力量，团结奋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而这一切都需要价值观自信。
一是价值观自信有其内在依据和坚实基础。首先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文化、中国问题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其次是来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5000多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基和血脉，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再次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根本价值追求。最后是来自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借鉴，要有世界的眼光、开放的胸怀、包容的精神，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更好地回答时代课题，应对时代挑战。
二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以价值观自信为支撑。只有树立高度的价值观自信，才有清醒的头脑，才有政治定力，才有执着坚守，才有自觉践行。只有树立高度的价值观自信，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一步坚持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三是要充分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真理力量，强化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引领作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国无德不信，人无德不立。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的源泉，把道德建设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点内容。加强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知行合一，崇德向善，用“最美现象”和“好人现象”，凝聚社会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
四是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贵在增强自觉，重在落地生根，难在持久深入。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积土成山的精神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凝聚成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价值观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显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时代特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升与升华。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坚持文化主体性和价值观自信，把握文化根脉，推进文化创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创造中华文化的辉煌。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