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在笔者狭隘的视域中，与经济学方法论相关的著作不能说见得少，但见到的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可真不能说多。更为少见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当然也包括反过来的，即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主动）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的著作。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没有真假对错、善恶美丑，也就没有成长与进步，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当然，比较和鉴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还需要做到既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此外，在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中，不仅需要懂得方法，而且还需要懂理论；不仅需要懂一位大师的方法和理论，而且还需要懂众多大师的方法和理论。显然，这种比较研究还需要有大量阅读与文本研究做基础。这是多么消耗时间、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啊！在当下这么一个追求效率和计较收益的时代，有什么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呢？恐怕只有那些有历史担当的人才肯这么做。

方法，包括经济学方法，是作为认识主体和行为主体的人之主观能力的展现，是人类架构在主观世界与其对象世界之间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看，方法是衡量人的生存与发展水平的唯一指示器，在经济学研究意义上也是一样。因此，从理论上系统研究方法是促进人类主体发展进步的一件大事情，也是促进经济学发展进步的一件大事情。然而，方法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脱离人与世界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抽象存在的。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那种脱离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必须把方法论的研究特别是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放置到人与世界、人与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体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立场与观点属于广义的方法，认识论不仅属于方法论而且是方法论的根基。

在本书中，笔者从三个层面揭示了方法论的内涵：认识论（世界观）、逻辑论（思维与行动的时空结构或秩序）、话语论（对系统与碎片的叙事方式）；或者说从三个视角对方法论，即关于如何认识、如何分析、如何表达以及它们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法论进行了解读。应该说，把方法论分为三个层面是本书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创新。

二

经济学理论发展史、经济学方法论史、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现状都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既是各门学科的“始祖”，又是一根古老而年轻的“常青藤”。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古往今来各种政治经济学流派中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是迄今为止唯一集科学世界观、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方法论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只要静下心来认真阅读《资本论》，人们就会发现：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而且阐释了观察和研究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运动的理论视角、理论方法和理论观点。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它问世的那天起，就不是“纸上谈兵”的“书斋哲学”以及“讲坛社会主义”，而是“源于实践”的“科学世界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基础。由此，它还对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诸如对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等学科，特别是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有机结合，都具有不同寻常的理论功能。因此，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领域，那些将《资本论》排除在外的“学者”或“研究方法”即使不是令人匪夷所思，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十分遗憾，这却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要经济学方法论家的做法。在中国，这种情况也不少见。

三

说《资本论》是科学世界观，是因为它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把人类活动能够涉及的世界，统一在客观的自然物质世界之中；把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现实世界即社会，统一在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交错运动的环境之中；把人类的经济活动，统一在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耦合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把社会的生产方式，统一在历史进程中各类不同利益群体（阶级或阶层）的现实生活之中；把与人们的主观世界相对应的客观物质、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以及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人类自身，统一在时间和空间的运动变化之中。

因此，在《资本论》的世界模型（注：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世界观都可以表述为一种世界模型，就像自然科学的宇宙观都可以用一种宇宙模型来表达一样，马克思的世界观也可以表述为一种世界模型。）中：自然是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的起源；人类自身连同它们的血肉、大脑和思维都是大自然合乎逻辑的演化（形式）；“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个方面，是人改造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本文中凡是黑体字下加横线的，均为本书作者加注；而单纯黑体字则是引文中原有的，特此说明。），前者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后者为前者提供条件；社会是人类活动过滤过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或人的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生活、发展、享乐的环境，具有自然与人文二重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在这里，物质实体、劳动实体、时间实体、环境和实践都统一于时空结构之中，时间既表现为自然界的演化运动又表现为人类劳动的释放与开拓，空间则既表现为演化运动的存在形式又表现为人类劳动释放过程的物化形式。

显然，在这样一个变化、运动的世界模型框架中：构成主客观世界的一切要素，一定都是互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人们所面对的一切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人文关系，一定都是相对的、二重的、辩证的；客观存在的一切物质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一定都是运动的、演变的、变迁的；历史上存在的一切经济形态、制度形式、人文环境、精神风貌，一定都是跨越的、与时俱进的；一切人的活动，包括所有的阶级或阶层的社会活动、历史活动，一定都是以具体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的整合支持为基础的。

由此，《资本论》把其科学发展观表述为：“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注：《资本论》，第一卷，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在笔者看来，《资本论》的科学发展观一直在强调：人类只有在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推进人类社会发展，那种脱离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是不科学的。

四

说《资本论》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以科学世界观作为经济学认识论的基础性前提。在这个基础性假设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被描述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边界或者外延取决于人类自身最基本的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其中，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系中发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活动，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或基本内容，用生产力范畴来表述；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系中发生的利益分配和利益交换活动，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和基本形式，用生产关系范畴来表述；在现实生产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耦合在一起的机制或系统，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形式，用生产方式范畴来表述；生产方式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决定和支撑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人文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一起构成了人的世界，即既有结构又有历史的社会。

说《资本论》是科学的经济学体系，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体系。正像恩格斯概括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其实，像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至今在它们适用的时空领域或世界框架中依然是最完善的科学体系一样，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作用的时空领域内依然是最完善的科学体系。

在《资本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商品为自然资源、人力（劳动力）资源及一切资源之载体，以货币为一切资源之价值尺度，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和运行机制，以资本为资源配置主体以及生产、交换、分配等活动之主体，以资本的价值增殖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或目标，以购买、支配雇佣劳动和以占有其中的剩余劳动为资本增殖之基础的生产方式。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或为轴心的、普遍存在于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货币关系。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体系，既是过去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又是未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提。因此，《资本论》不仅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基础和技术基础、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分配体系和利益驱动方式，以及发生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之中的极其复杂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而且还阐释了这种极其复杂的生产方式和关系是如何产生、生存、成长、成熟和发展的，以及深藏于这个过程之内的机制、机理和条件。《资本论》还系统地揭示了劳动（确切地说是雇佣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逐步变形、变态、变质，如何演化为生产价格，以及以自由、平等、边沁的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商品所有权关系，如何演化为“谁投资谁受益”的资本所有权关系和唯有出卖劳动力商品方能得到工资的劳动力所有权关系。如果经济学方法论界敢于从21世纪经济全球化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事实出发，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处在急剧演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商品所有权关系的背后起主宰和决定作用的还是资本所有权关系，在国际劳务进出口大宗交易的背后依然是雇佣劳动大军的全球流动。既然如此，《资本论》怎么会过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怎么会没有用武之地呢？

从“话语”方法论的视角看，《资本论》的理论实质是“剩余价值理论”。这就是说，剩余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有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方法。马克思说：“G’=G+Δ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注：《资本论》，第一卷，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这些规律将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阐述。在那里将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注：《资本论》，第二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的框架中，剩余价值是资本经营活动的结果，它就是资本的增殖额ΔG。从这个意义上说，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关于资本增殖、实现增殖、分配增殖的理论。但这只是现象问题，并不是本质问题，而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理解则需要从《资本论》及其相互关系中去寻找。

《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即资本的增殖过程，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亦即增殖额的生产。在这里，资本被理解为能够与雇佣劳动相交换的价值，因而表现为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即以实现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本运动过程。在这里，能够增殖的资本“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注：《资本论》，第二卷，121~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由于资本的运动表现为一个不断改变形态且连续不断的循环或周转运动过程，所以，资本的运动速度与增殖程度之间就有了内在的相关性：年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价值率与年周转次数之乘积，即M′=m′·n；不仅如此，单个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还有赖于社会总产品的正常实现；资本的运动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或资本增殖的有效经营过程。《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的是现实资本运动的总过程；在这里，任何一种形态的资本——不论是产业资本（制造业和运输业的资本）、商业资本还是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不论是直接活动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职能资本还是服务于这两个过程的非职能资本（借贷资本和所有权资本），不论是现实资本还是虚拟资本——都是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以及效率优先的原则，均等地占有剩余价值和经济财富的社会权利的。这就是说，资本运动总过程的实质，是在市场统一规则下，按照资本实力分配剩余价值或重新配置资源与财富的再生产的过程。当然，在总过程中，资本能否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公开、公正、公平地分配，是关系到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连续性经营是否能够进行的关键。

需要指出：由于《资本论》对资本的这些研究和描述，不是从资本经营当事人的立场出发，而是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的，因而这些研究和描述就更为深刻，也更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它不仅强调资本增殖、实现增殖、占有增殖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即产权制度基础、市场运行方式、资本分配或重置体系，而且也强调了与这些社会条件相伴而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育或成长的实际状况，而这些条件和状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企业运营资本时所需要的手段和途径。

五

说《资本论》是集科学世界观、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方法论于一体的理论体系，是因为从世界观、发展观和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看，发展观既是世界观的延伸或动态表现形式又是方法论的基础或前提，方法论则是世界观和发展观的认识方式、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或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从科学方法体系的视角看，《资本论》是主张变革、发展和创新的理论。难道不是吗？《资本论》通过对自然、社会、人类、劳动、商品、货币、市场，特别是资本运动规律的揭示，深刻地向人们阐释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资本论》，第一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资本论》，第一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显然，《资本论》所表达的这些基本观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急剧变化的新世纪中的一切创新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毫无疑问，《资本论》的独特理论价值，不在于它阐述了资本的增殖之道，而在于它揭示了资本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历史过渡性。这种理论特质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永恒性的捍卫是截然不同的。这就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才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科学方法论。从理论对实践所具有的指导意义上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须作为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存在形式的公有资本与之相匹配。然而，在理论上阐释公有制经济主体与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公有资本所承载的经济关系、阐释公有资本区别于私人资本的经济本质等理论问题，却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未解决的问题。然而，毫无疑问，《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论能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提供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武器。（注：参见杨志、赵秀丽、张丰兰等：《社会主义公有资本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这是因为《资本论》坚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即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中，把握资本的生存、成长、发展和变迁，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还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以至于前者成为孕育后者的母体。在《资本论》中，由生产的社会化引致的资本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借助竞争和信用两大杠杆而实现的资本集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大量的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注：《资本论》，第三卷，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这些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一旦进行运作，就采取了股份资本和合作资本的形式。（注：参见《资本论》，第三卷，494~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在《资本论》的理论框架中，运作股份资本的股份企业，“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注：《资本论》，第三卷，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注：《资本论》，第三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不仅如此，《资本论》还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和合作工厂“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注：《资本论》，第三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这里所说的对立，显然是指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基础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之间的对立。只有深刻理解这种“扬弃”，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需要强调的是，在《资本论》的观点体系中，资本的历史过渡性深植于资本生产社会化进程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社会化进程之中。正如马克思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因此，应当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变换中把握资本的历史过渡性。

六

本书在同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过程中，不仅阐释了《资本论》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论、逻辑论和话语论，而且还展现了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的思维范式的人文价值。众所周知，“思维范式”的英文单词“paradigm”来自希腊文，最初是一个科学名词，目前多半用来指某种理论、典范或假说。不过，就广义而言，“paradigm”指的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总观点（即世界观）。当然，也有把“paradigm”理解为“思维模式”的。在笔者看来，这样理解是为了突出某个认识主体认识和反思世界的独特方式。或许将其理解为具有某个人的“独特印记”的世界观更贴切些。本书就在这个意义上，把《资本论》理解为对马克思本人的独特的思维范式的经典表述。本书这样做的目的是强调：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学习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其实，在充满复杂性的当代，《资本论》承载的超复杂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研究世界、改造世界，尤其对中国经济学界建构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蒙意义和引领意义。

杨志

2015-8-14

于美国诺克斯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