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百余年来围绕马克思哲学实质展开的学术论争使晚年恩格斯成为当代哲学的研究对象，因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这位“共同合作40年”的挚友思想的权威解释形成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他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彰显了科学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其中呈现的思维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甚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蓝本。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以来，西方学者对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进行文献研读与义理阐释，关注恩格斯哲学内在逻辑之于马克思哲学的异质性研究蔚为大观，形成了持续争议的“晚年恩格斯问题”。回首恩格斯逝世120年来的恩格斯哲学解释史，以学术方式解析这个问题，应揭示其内蕴的思维张力，理清思想史中的观念演变，合理分辨西方马克思学界关于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深刻洞见和过度解读，进而呈现这位19世纪思想家的哲学原像，使进一步的思想评价以清晰的历史事实为基础。

一、启蒙时代的自然观：“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参照

晚年恩格斯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前者被西方马克思学界看作“辩证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后者因与“唯物主义辩证法”具有一致性而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为不同于马克思历史观的一种强调似自然性的社会规律的唯物主义理论。当然，后者的名称后来也被用于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这一概念通常仅在晚年恩格斯哲学语境中与唯物主义自然观融为一体的时候遭到质疑，而“唯物主义辩证法”或曰“辩证唯物主义”成为西方学界诟病的关键。尽管恩格斯并非“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原创者，但因其强调“唯物主义自然观”并将其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为此要在马克思之外独自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这种看法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质疑晚年恩格斯哲学观念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的“常识”。

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发展及其社会意义的强调确乎与马克思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在恩格斯看来，有三种科学体现了新时代的重大发现且具有内在关联——“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28、4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关注自然科学及其在历史领域的作用并非晚年偏好，实则是自早年在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以来一以贯之的思路。因为从那时起，恩格斯就与肖莱马等科学家长期交往并关注自然科学领域每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进步。例如，他在1867年为《资本论》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此时，马克思并未对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关系的解释逻辑提出不同意见。

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一致性的阐释在其晚年达至顶峰，支撑他这种理论自信的最重要的根据是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飞速发展——人类从搜集材料的时代进入整理材料的时代，对自然科学的价值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如何运用的研究可谓生逢其时。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毋庸置疑，强调自然科学与依赖自然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思路主要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哲学家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唯物主义方式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深刻影响了包括恩格斯在内的19世纪欧洲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重构与18世纪理论的链接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启蒙运动的背景对恩格斯的独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他们的共同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注：［美］凯瑟琳·韦尔森：《唯物主义—动物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学》，载《社会科学辑刊》，2013（6）。）。

当然，恩格斯并未完全接受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他明确称其为“机械唯物主义”，并指出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晚年恩格斯认为超越机械唯物主义的重要历史成因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因而“对恩格斯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唯物主义，或曰一种基于物理学的科学。恩格斯认为，外部的自然规律决定历史的轨迹，而且他只以辩证思路解读这些自然规律。通过将物理学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物理学结合起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创造了一种形而上学。自然控制社会的进化。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外在于人的，而它处于自然界内部。这就是恩格斯主义”（注：［美］莱文、臧峰宇：《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文本语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6）。）。莱文认为，在继承启蒙思想方面，恩格斯遵循的是笛卡儿和牛顿的思路，而马克思遵循的是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启蒙思想家的路径。当然，莱文是在批判语境中说这番话的，这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马克思学家的意见。例如，吕贝尔认为，恩格斯在70岁诞辰时所说的话应验了：“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马克思在世时对恩格斯独立思考的东西“总保持沉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从而获得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可疑荣誉。虽然他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但实际上他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注：［法］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50~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同样，费彻尔认为，“恩格斯也试图实现这样一种在世界观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及假说）的占有吸收。但是，所有这样的尝试都与自然科学本身及其方法毫不相干。消除这一裂缝、把善于吸收一切科学成果的‘辩证世界观’本身视为是科学的，这是自恩格斯以来反复尝试的事情，尽管是枉然的”（注：［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186~18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在费彻尔看来，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延续。

相比而言，麦克莱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评价是公允的，他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着装和性情等方面的差异，论述了晚年恩格斯阐述哲学问题的历史语境：“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遗产所作的贡献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将马克思的观点转化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党员巨大的增长数字，还是作为把握人类进步的关键的自然科学日益增长的声望，都促进了这个过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数增长，需要一个系统的学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科学观念的威望增加，意味着它必须以这样的学说来指导，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已经受到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烈影响。恩格斯的天赋在于他是一个文思敏捷和表述清晰的作家——一个最具有语言表达才能的普及者——令人敬佩地发挥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导师的作用。”（注：David McLellan,.Engels,Stanford Terrace:Harvester Press,1977,p-72.）问题似乎已经得到清楚的说明，但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学术争论从未停息，因而有必要思考构成这些学术问题长期争论的动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重读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深度与限度，正视恩格斯与马克思理解辩证法与历史科学的合理差异，厘清晚年恩格斯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还原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本意。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关系的历史语境

晚年恩格斯被看作是“一个原创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公式化的源头，并且他在创造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绝不亚于马克思”（注：Gustav Mayer,.Friedrich Engels:A Biography.,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1936,p-xii.）。研究晚年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的作用，需要明确“新世界观”的逻辑前提，因为这个概念是学界认同的马克思哲学的别名，由此出发理解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合宜的。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内在蕴含三种要素——辩证法、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它们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成为辩证的、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西方学者时常使用不同于历史哲学的“历史理论”这一称谓来规定这种“新世界观”，但这种世界观的唯物主义特征是毋庸置疑的，因而这种新世界观被称为“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那么，晚年恩格斯阐述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之有什么实质差异吗？通常的思考逻辑是：（A）晚年恩格斯哲学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要思想来源，（B）苏联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哲学特别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有明显差异，（C）所以恩格斯哲学与马克思哲学有明显差异。这里显然是从正确的前提推导出有问题的结论，也就是说，由（A）和（B）推导出（C）并不完全合理。或许相对合理的推论是：晚年恩格斯哲学与青年马克思哲学有明显差异。经过40多年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探索，晚年恩格斯对哲学问题的看法与他青年时代的观点有所不同，这时他与青年马克思哲学存在差异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回顾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进行论争的初始阶段，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一个明显的动因，因而对恩格斯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差异的强调明显有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当这种论争回到学术立场，困扰人们的仍然是晚年恩格斯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问题，即恩格斯应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承担主要责任。从苏联哲学教科书所涉辩证唯物主义内容看，与其说这个理论与晚年恩格斯哲学具有相似性，莫若说这个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命名者狄慈根的唯物主义理论有更强的相似性。于此简要浏览狄慈根的论述便知：“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思想是脑机能”，“真理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以相对的现象呈现给我们”，“通过有限去认识无限”，“只有以实践当作……科学前提，这门科学才能指导实践”（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20、82、42、151页，北京，三联书店，1978。）。可以说，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要观点都可以在狄慈根著述中找到影子。当然，晚年恩格斯对狄慈根的评述以及他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强调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由此引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或差异论的讨论不胜枚举。

问题由此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与“新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首先应当澄清的是，马克思确实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他使用过“新世界观”和“新唯物主义”等概念；恩格斯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也使用过与“辩证唯物主义”相似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辩证唯物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有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这个名称的问题，但关键是“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实质的关系。如果将“辩证唯物主义”解释为辩证法和新唯物主义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无疑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实质；如果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及其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则存在如何理解“人”及其实践的问题。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学家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关注的重点，由此对作为其来源的晚年恩格斯哲学进行批判隐含着质疑苏联哲学教科书（注：需要明确的是，即使认为苏联哲学教科书具有明显缺陷，全面否定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意见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确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科学启蒙的作用，其在东方社会体现的价值是其他任何哲学在当时不能替代的。）的意旨。

问题再次转向恩格斯所言之“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不是否定了青年马克思对作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论述，晚年恩格斯重点关注的学术问题确实与马克思不完全一致，但他这时的哲学文本与青年马克思哲学文本仍有难以割离的关联，例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关系，晚年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关系。此外，《反杜林论》写作过程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以及晚年恩格斯为马克思很多再版著作所撰写的“导言”和“跋”，都是值得认真面对的学术事实。另外，也不应忽视晚年恩格斯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主要内容的差异，例如，他对“关于社会的科学”（注：臧峰宇：《何谓“哲学科学”——兼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中的“历史科学”概念》，载《江海学刊》，2012（5）。）、哲学基本问题的边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公共权力乃至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论述，包含着大量有关“新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见，可惜都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标记而没有充分进入西方学界的视野。

在这里，不得不言及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关键，即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以晚年恩格斯哲学为主导线索，晚年恩格斯通俗的语言表述及其在阐释马克思哲学方面的权威性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那么，离开晚年恩格斯的解释，重读马克思哲学文本，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必然产生一些不同以往的学术发现。晚年恩格斯曾担心，“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当这种漏洞被夸大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但也会因此忽视更重要的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不久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客观情形是：“由经典文本支持政治结论这一不断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传统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俄国——促进了经典著作的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诉诸列宁和斯大林的原作远远超过了诉诸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作。”（注：E.J.Hobsbawm,“The Fortunes of Marx's and Engels's Writings,”in Hobsbawm ed.,The History of Marxism,vol.1,Marxism in Marx's Da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335.）

我们应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关系勾勒一个客观的思想地图。长年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编辑的格拉尔德·胡布曼所说的这番话值得参考：“恩格斯肯定没有歪曲，他是否全部正确理解了马克思，这一点谁也不能下定论。因为前提是，我们不知道马克思想让人怎么理解。而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一切辩论纯属无稽之谈。”（注：转引自［德］卡雷恩·费斯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在德国——从20年前濒临夭折到重获重视》，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3）。）用恩格斯的话说：《反杜林论》“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当然，晚年恩格斯整理编辑的马克思文本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确实存在差异：“例如，在探讨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及其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的影响时，手稿及其各个方案证明，马克思在这方面还没有最后定稿，而恩格斯的刊印稿则对人们起了引导作用并对解读过程形成了强烈干预。恩格斯订正的计算也影响了人们的解读，于是，再生产模式只以恩格斯修订的叙述而不是以马克思的原始阐述表现出来，结果人们把扩大再生产视为同比例的增长。现在通过手稿与刊印稿的对比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论》第三卷中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思想是怎样通过恩格斯的编辑安排而得到了强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工作完成过半：回顾与展望——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和格拉尔德·胡布曼访问记》，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4）。）这里，实际上凸显的是恩格斯编辑的主体性，当然这种编辑的主体性体现为有所“修改”的过程。

在不明显违背马克思思想主旨的前提下，出于方便读者理解的需要，晚年恩格斯在马克思文本中适当“修改”，并非引人惊异的篡改之举，只要知道他们共同工作40年彼此深知并有大量合著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当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有所分辨，确实是深刻理解他们各自思想的有益之举。如果不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困境，我们就应当在理论发展的语境中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意义，晚年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8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句话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适用，即它需要发展的自由，由此理解晚年恩格斯的哲学创见，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恩格斯在德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恩格斯的逝世使我们感到的悲痛，远远超过马克思的逝世，因为我们觉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恩格斯在世时，他的精神生活与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是休戚相关的，马克思还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深受着他俩的影响。而现在，他俩都离开我们了。”（注：［德］卡·考茨基：《悼念恩格斯》，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诚如斯言，晚年恩格斯始终力图为马克思代言，他的存在延续着他们两人共同的事业。

事实上，即使我们抛却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大众化笔触所具有的独特学术功能不谈，较之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的“修改”（注：毋庸置疑，整理编辑《资本论》手稿是十分艰辛的学术工作，恩格斯一接触到第2卷原稿就感到惊讶：“全是草稿，大约只有两章例外。引文没有条理，随便记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日后选用而搜集起来的。而且那种字迹只有我才能认得出来，但也很费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后来，由于身体特别是眼睛的原因，恩格斯找到一位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奥斯卡尔·艾森加尔滕做秘书，支付秘书每周两英镑的酬劳，此后由他口授，秘书整理誊清。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3卷的“修改”不应排除辨认字迹和秘书记录时可能出现的与原始文稿不一致的地方。）而言，如果没有恩格斯对马克思遗稿的整理、对马克思文本语境的回顾与介绍以及对马克思关注的理论问题的大众化重释，人们要了解马克思完整的《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设想，很可能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这句话就不仅是描述性的，而更多的是论断性的：“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恩格斯的思想遗产中仍有很多“活的”东西，这“或者因为恩格斯对热点问题的争论仍有贡献，或者因为在某些方面他的著作及其影响仍在一些场合引起人们的争论”（注：Christopher J Arthur edited,Engels Today:A Centenary Apprecia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1996,p.xi.）。为此我们应回到恩格斯哲学的文本语境，解读并阐发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当代性，审视一个拓展马克思哲学精神的视域。

三、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当代视域

国际学界言及的“恩格斯晚期著作”并非以恩格斯的自然年龄为根据，而通常从马克思逝世这一天算起，前后时间跨度为12年。这种看法固然强化了恩格斯独立从事理论著述的意义，却也难以说明《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关键文本与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关联，因而不乏学者从《反杜林论》准备草稿的写作开始计算“晚年恩格斯”的学术岁月，这种做法得到了列宁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划分前后两个世界历史时期这一观点的支持，却过早地将恩格斯引入晚年，把刚到50岁正值壮年的恩格斯勾勒为晚年的形象可能是漫画式的。较为理智的做法是，既不摒弃《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文献之于晚年恩格斯学术写作的基础意义，也不将晚年恩格斯的岁月单向度扩大，而是以马克思逝世为界标，充分重视晚年恩格斯的学术写作与之前文本的学术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晚年恩格斯所做的序、跋或按语等文字中已经得到充分的揭示。

重读晚年恩格斯重要哲学文本，可以看到他对哲学的合理形态及其社会功能的强调，对作为“新世界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释，对“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理解，都呈现为未完成的视域。晚年恩格斯开拓的学术视域印证了他的理论成就，作为马克思文本最权威的解释者，恩格斯将马克思开辟的学术传统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提出了引人深思的创见。他所阐释的“合力论”“应该是对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最恰当的表达”（注：［德］阿·施米特：《恩格斯晚期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2）。）。与此同时，晚年恩格斯用大量精力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都不是本名，1864年9月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1889年7月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简称“新的国际”，而国际工人协会被称为“旧的国际”，上世纪初，学界才将这两个国际分别称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而列宁于1919年创立的共产国际被称为第三国际。）的发展，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极有威望。例如，当《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摘录发表时，恩格斯被称为“老先锋战士”和“老大师”。因而，在质疑晚年恩格斯哲学之前，应首先确认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力，“虽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次要的合作者，但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普及，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其实比他的主要合作者更大”（注：Terrell Carver,.Engel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指责恩格斯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而否定晚年恩格斯论著的学术性和现实性是有问题的，须知进一步深思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当代性仍是富有价值的学术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们喜闻乐见和活学活用，应当借鉴晚年恩格斯的书写风格，从中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

晚年恩格斯哲学具有广博性和大众化特征，他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关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进展，谋求基于新唯物主义的综合创新，提出很多具有创造性的论断，尽管这些论断随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为后世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和评价，但他在当时所起到的启蒙作用是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不能替代的。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既要注重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和精深的理论拓展，在超越现存的理性反思中绽放哲学的思想花朵，又要在回答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中引领大众的精神世界。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品格，不是以摒弃哲学品性的方式通俗化，而是应在深入理解现实的过程中超越现实。“马克思主义要变成大众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成为大众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理论武器。……否则，不仅不能与维护大众的权利和切身利益相结合，甚至与维护民生权力和权利的‘武器性’渐行渐远。即使天天‘讲故事’，甚至使之‘娱乐化’、‘讲座化’乃至‘小品化’，搞不好，最终会使马克思主义‘戏剧化’。”（注：杨俊一：《特殊矛盾优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经验的路线图》，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3）。）为此，需要在大众化的实践诉求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全球问题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哲学诊断，呈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哲学力作。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的历史语境，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解释史的演进逻辑，深刻认识恩格斯哲学生成的历史语境及其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条件。东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俄国和中国等东方国家最初选择晚年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因为当时社会需要启蒙和科学理性，“政治行动问题对工人阶级来说已经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注：［德］卡·考茨基：《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而英美和欧洲国家强调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因为社会需要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不同理论主题的转换和演化都出于实践需要，都是社会发展必然选择的结果。各执一端，以偏概全，难免陷入类似于盲人摸象的理解境遇，而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无疑既要看到启蒙以来的唯物主义与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历史关联，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西方社会发挥作用的不同条件，由此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方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和学术规范的公允结论。

综上所述，百年来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进行的学术论争蔚为大观，焦点是马克思哲学被恩格斯化所形成的学术问题，审视国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诸般差异，需要重读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理解恩格斯与18世纪启蒙时代自然观的学术关系，以及“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新世界观”和“新唯物主义”的异同。探究围绕晚年恩格斯哲学的百年论争，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实质，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关键问题的必要环节，但更重要的在于发掘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合理内涵，从恩格斯哲学的广博性和大众化特征中探求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功能的可能性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回答社会现实问题，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