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口促增长：定位与突破

过去30年中GDP三大拉动因素只有在2002—2007年这一时期基本实现了所谓的“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GDP维持高增长、低波动，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其他阶段内需和外需之间的简单替代都带来了GDP和通货膨胀的高波动风险。因此，在目前的被动调整时期，确保制造业分工和贸易格局的优势是至关重要的。平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需要通过加快自主创新、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来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培育外需的新增长极。

（一）确保中国经济中的制造业分工和贸易格局的优势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已形成了以工业制成品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次产品进口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而形成这样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则是资源禀赋和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形成了制造业的分工基础，而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路径强化了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并通过政策创造比较优势形成了制造业的垂直分工环节。

1990年至2006年加工贸易出口额一直占据总出口额超过50%的比例，这与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实行优惠的政策措施密切相关。自1984年以来，中国对加工贸易一直实行优惠的进口政策，对其进口的投入品减免关税和增值税，免领进口许可证，加工再出口时免征出口税和免领出口许可证。同时，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各种优惠待遇，主要包括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减免关税和进口增值税，对三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等。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由1980年的3.6%上升到2006年的54.66%，加工贸易出口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快速成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最近两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内外贸一体化带来规模经济和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制造业国内分工链正在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成为出口企业的初级产品供应链的一分子，集中体现为一般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在不断上升。2007年加工贸易出口仍占据出口总额的50.7%，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为44.2%，2008年1—10月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至47.5%，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上升至46.4%。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几乎平分秋色。

依据WTO2006年的世界贸易统计数据，198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0.8%，1990年该比例为1.9%，2000年该比例为4.7%，而2005年该比例比2000年翻一番还多，达到9.6%，仅次于美国的10%和欧盟（25）的44.3%；而在总量上，中国出口目前已占世界出口的近10%。而依据WTO2008年的世界贸易统计数据，2007年整个亚洲地区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例高达81.6%，显著高于全球69.8%的比例。因此，制造业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多年悉心培育和发展的结果，也是区域性的国际化分工的结果。这也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未来数年，中国经济的内部需求仍无法替代如此巨大的外部需求。

（二）出口与内需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平衡关系

在过去近三十年的GDP拉动因素结构的分解中可以看出，GDP三大拉动因素呈现出波动中维持增长的格局（见图2—8）。进一步看不同的增长阶段，1994年前后三大因素在拉动GDP增长中的作用的变化轨迹是不同的。

从表2—3给出的不同阶段的数据可以看出：（1）在1982—1985年和1991—1993年净出口拉动率由正转负的两个时期，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间替代的过程中呈现出GDP和CPI的高增长和高波动；而在净出口拉动率由正转为0的1994—2001年，GDP和CPI依然呈现出高增长和高波动。（2）尽管GDP三大拉动因素从未在连续两年中出现过同步变化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波动，但在2002—2007年这一时期基本实现了所谓的“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GDP维持高增长、低波动并且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物价比较平稳的原因除了货币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需吸收了国内物价上涨的部分动能。（3）2008年至2009年第二季度GDP拉动率的构成中出现了净出口拉动率和消费拉动率两者下降而只有投资拉动率上升的格局。这表明近期的经济增长格局由过去外部需求拉动率为负且投资、消费“两驾马车齐奔”的格局变为投资“单骑救主”的格局，2009年1—6月投资拉动率为87.3%，是过去三十年的最高点。对比净出口拉动率的两个历史低点，即1985年的-8.9%和1993年的-5.3%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两年消费拉动率分别高达11.5%和8.3%。

依据历史经验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投资拉动具有供给管理的特征，在外部需求无法吸收供给的潜能时，消费需求的吸收必将使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通货膨胀快速上升。而当外部需求上升时，供给管理推动通货膨胀上升的能量部分被外部吸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减小。从这一点来看，只有在2002—2007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真正实现了出口促增长、出口缓和通胀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的要旨。这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需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

从目前的情况看，2009年1—6月份投资需求“单骑救主”的格局对于确保GDP一定的增速是必需的。但要缓和这种供给型管理的特征带来的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就需要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积极创造出口需求的新增长点，平衡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替代。因此，需要加快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增强消费在GDP中的拉动力，防止投资需求“单骑救主”的格局带来的结构性恶化。

（三）加快自主创新，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增强专业化的潜力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FDI的引进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企业技术的升级。从先进国家或地区引进FDI以及与先进国家或地区发展贸易关系都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果和“干中学”效果。2007年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19%，与之相比，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已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30.1%。中国已成为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大国和输出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中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自2004年以来没有变化，基本维持在30%的水平。在2005—2007年的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反而下降了0.5%（由30.6%下降到30.1%）。这一点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依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9年中的数据，2000年制造业出口的82%和增加值的79%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创造的，2006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两者的比例依然分别高达73%和76%。这表明，尽管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速在加快，但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多是低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出现了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扩散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有限后发优势”状态，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一般贸易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所占的比例就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14.3%下降到2003年的7.2%，直到2007年才上升到“九五”中期的水平。2007年，在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各类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出口额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11.2%，而加工贸易额占当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85.4%。其中进料加工贸易又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形式，其出口额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84.9%。（注：数据来源于http：//www.sts.org.cn/。）加工贸易在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充分说明了中国出口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仅为其他国家的代加工产品，是高新技术产品中的低附加值产品，这显然是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转移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贸易主体、贸易顺差和逆差上得到进一步验证。在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中，外资企业的出口和进口占出口和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6.6%和79.4%，而内资企业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占高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只有20.5%和13.1%。在贸易差额上，外资企业是贸易顺差的主体，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的贸易顺差高达564.1亿美元。而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是贸易逆差的主体，2007年其贸易逆差达到123.4亿美元。因此，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体上是贸易顺差，顺差主体是外资企业，而大部分内资企业仍有较高的贸易逆差。

可见，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快速的学习获得一定的技术能力，即通过创造条件来引进、消化并吸收部分国外先进技术，可以将发达国家的创新迅速转化为商品形成挑战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PorterandOpstal，2001），但发展中国家要形成自主性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还必须通过在研发领域和技术人才上的大量投资获得创新能力。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MainScienceandTechnology公布的R＆D数据来看，中国R＆D占GDP的比例在1999年以后才开始逐步上升，2007年达到1.44%，高于同期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但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总体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日本和德国的R＆D费用分别是中国的7.6倍、3.1倍和1.7倍。2007年中国研发人员人均R＆D经费比例更低，在可获得数据的38个国家（地区）中，仍只列第33位，约为德国和日本的1/6、英国的1/5、法国和韩国的1/4。而作为创新主体的中国大中型企业，其2007年的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只有25.8%，这一比例远低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40%，韩国的53.8%，也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30%以上的比例。因此，制定恰当的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战略，特别是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投资，是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关键，也是增强专业化优势的关键。

（四）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以培育外需这一新增长极

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口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中的进出口/GDP这一比例高达60%~70%。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策略和人民币过去十几年的币值稳定性已经为人民币累积了积极的国际声誉，但人民币的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一直处于分离态势，人民币没有发挥应有的稳定和扩展贸易的作用。直到最近，人民币在中国的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作用开始正式显现。2009年7月6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首单业务在上海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从边境地区拓展到上海、广州、香港等金融中心城市。人民币跨境结算正式开启后仅仅两天时间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涉及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金额总量已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同时，要发挥出口信贷的积极作用。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可以实现多重目标。稳定的币值能够增强人民币参与中国国际贸易结算的功能，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来与中国进行贸易结算。这可以起到三个基本作用：一是可以规避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降低外贸企业的美元汇率暴露风险。二是可以降低这些贸易伙伴担心美元外汇储备降低的风险，实现人民币双边甚至区域贸易与金融政策的融合。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起到促进贸易的作用。三是可以降低中国美元外汇资产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从这三个作用来看，在充分研究贸易伙伴货币币值风险的基础上，人民币应该加大与一些亚洲贸易伙伴和像巴西、智利、南非等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的货币互换力度。与此同时，应该在中国特定的贸易区域如香港地区实行人民币全流通等策略，加快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也是缓解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减小货币升值给劳动密集型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确保国内的就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能够发挥金融促贸易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育外需的新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