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独有的理论话题和思想锋芒，自20世纪80年代初被不断译介到中国以来，就一直受到国内理论学术界的特别青睐，尤其是受到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的特别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内学术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研究，在新时期明显地起到了一种理论反思的助推器作用。无论是它开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重读及其理论性质的讨论，还是它推出的方法论更新和社会文化批判转向，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动了国内学术界的理论神经。从“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建构到“主体性问题”的理论突进，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学术争鸣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反思，无一不投射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身影”。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历经20余年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应该说已经积累了十分丰硕的思想理论成果，同时也凸现了不少制约深入研究的方法论路径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先只能是囫囵吞枣式的转述和评说，无法做到细嚼慢咽式的分析和解读。因此从研究的方法到论述的内容往往是大而化之和停留在表面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显然还缺少进一步的深究和细说。

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论研究，从来就有着路径问题的重重阻隔。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就更显示出路径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本身至少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需要我们同时从两种不同的理论向度出发，展开综合性和交叉性的深度研究。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长期的理论逻辑的制导下，尤其是在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框架里面，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西方哲学研究总是步履艰难而少有推进。这种惯有的理论研究情形必然要影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我们头脑中已经固定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象，总是要排斥其他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象。在既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和缺失，就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果要想在理论上深入把握住西方马克思主义，就需要我们找到其理论演变的真实路径。走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审视当代西方哲学的多元方法、探究社会文化批判的时代逻辑，这些路径的选择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和扩展或许是大有裨益的。

一

自马克思本人开创其理论学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史差不多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不断丰富的概念解释史。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每一种概念解释都会指向一种先前的概念解释，从而形成了不同概念解释串联起来的思想链条。“回到马克思”，或者说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常说常新的理论主题，因为时代总是在催促我们走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可是，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究竟应该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每一代理论家当然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眼光和路径选择。应该看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是大有讲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遵循的并不是线性的逻辑构造，而是类似交响乐作品一样的理论的“织体”。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学科理论，而是跨越了学科界限的综合性的和实践性的社会历史学说。如果我们用一种狭隘的专业学科的眼光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可能就会看不到这一学说的逻辑关联。

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够接受卢卡奇等人的理论观点，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异端学说”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另类解读，为我们开出了一条离经叛道式的理论发展路径。他们的另类解读或者是出于直接的现实理论斗争的需要（比如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解读），或者是出于尝试性的理论整合和理论重建的需要（比如萨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尝试）。显然，他们要挑战的是那种定于一尊的领袖人物式的或执政党式的文本解读模式。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文本解读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外面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相比卢卡奇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我们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不说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表浅的和狭窄的。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的层次和角度上的不同，当我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相遇的时候，如何判断这些理论观点的是是非非，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其实他们说的是“西”，而我们所想的却是“东”，评析的结果要么就是隔靴搔痒，要么就是南辕北辙。

在理论上扣帽子，基本上成了一种简便易行的解读模式。作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至尊的理论体系，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不可谓不重视、不下力气，但真正有创见的成果并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长期以来不能突破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一书所圈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体系，并且完全按照一种教科书式的理论思维去解读经典文本，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能出其左右，只是对已有的定论进行论证，或者是做些细枝末节的考证。其次，我们一直遵循阶级斗争的逻辑，甚至按照功利主义的政治斗争原则去随意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六经注我”和断章取义颇为流行。再次，我们已经习惯于白纸黑字的阅读逻辑，天真地以为书面文字就代表了思想家的全部。在理论的解读过程中，缺乏穿透文字段落的眼光，没有练就出捕捉理论问题的功夫。

反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解读，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别有一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洞天。在卢卡奇之前，几乎没有人深入探讨过“总体性”这一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质问题的理论范畴，当然更没有人把这个范畴当作“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成功地把它变成一门崭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实质”（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27.）。由于马克思没有对“总体性”进行过系统论述，再加上第二国际时期盛行的经济主义及其唯物主义还原论的影响，总体性范畴对于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而且带有唯心主义的嫌疑。《历史与阶级意识》一经问世，即刻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一片争议。当然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尤其是在当时共产国际的主导下面，苏联的官方解读成为唯一的理论标准。卢卡奇关于“总体性”辩证法的全新论述，不仅打破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固有划分形式，更重要的是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公式化的理论知识体系吗？或者说是一种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学说吗？自从马克思去世之后，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平息过。当时就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之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读也是自成一统。在欧洲工人运动失败的触动下，卢卡奇试图让马克思主义走出经济决定论的束缚。他通过一种别样的文本理论解读，突出总体性范畴来唤起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恢复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历史辩证法。

思想家往往都有一个不断调整自己思想的心路历程。马克思也不例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显然是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是不是就存在着“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区分呢？这样两个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又该如何来解释呢？阿尔都塞运用从精神分析学那里得到的“症候阅读法”，从字里行间和文本深处去探寻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得出了马克思有“认识论上的断裂”这一基本的理论判断。（注：Louis Althusser，For Marx，London：Allen Lane，1969，p.11.）翻开他的代表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等论著，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耕细作式的文本解读，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理论的想象力作用。对于理论著作的研究，只是逐字逐句的跟读研读是不够的，恐怕还需要我们具备相应的理论想象力，因为作者本人不会把他的理论思路直接告白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发挥想象力，将作者内在的问题思路串联起来。我们以往的研究也有论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阶段，但总是过于表面化和教条化，如果比较其理论认知的方式及其概念辨析的深度，阿尔都塞的理论解读显然要胜过我们一筹。

事实上，如果我们还是习惯于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话，我们就无法进入并把握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等人的马克思主义逻辑。例如，我们对于“总体性”范畴只能说达到了概念字面上的认识，对于这个范畴深层内涵的认识还有相当的距离；让我们难以理解的还有“结构因果观”和“多元决定论”等学说，由于它既反对经济还原论同时又反对主观主义的立场，我们的评析还有待深入。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可以说明，我们之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观点评说不到位，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认识挖掘还不够深入。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走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我们就无法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他们的理论解读同我们的教科书式的原理体系进行比照，如果缺少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最后要么陷入偏见而进行一些肤浅的评价，要么就是人云亦云而找不到自己的立场。

前些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实践唯物主义、异化学说、主体性原则等理论问题展开的激烈讨论，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试图冲破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的逻辑圈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有待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今天我们可以比较宽松地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逐渐从断章取义式的简单归纳转向文本语境化的深层解读。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我们站在一个应有的理论高度，至少站在一个应有的理论平台上。这个高度和平台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就是我们抛开原有的教科书体系之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眼光，就是我们愈加开放和活跃的思想认知境界。

二

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标新立异的关键所在。由于在马克思本人的经典文本中，大多是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评析（比如堪称范文而总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及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或者是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少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论述，这样就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思想阐释空间。其实，正像阿尔都塞所强调的那样，思想家一般不会直接去思考他的“理论框架”本身，而往往是在他的“理论框架”范围内去思考具体的问题，“一般而言，问题结构并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而是躲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发挥作用。只有不顾思想的否认和抵抗，才能够从思想深处将问题结构挖掘出来”（注：Louis Althusser，For Marx，London：Allen Lane，1969，p.34.）。尽管马克思对于他的理论观点及其方法进行了论述，但是他并没有非常具体地说明他的理论来源及其体系构成。或者说，对于他的“理论框架”和“总问题”，马克思并不是明明白白地写在文本中的，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清理和考证。

我们有一个深藏不露的顽固观念，总以为我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认清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构成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的思维逻辑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和组成部分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一切似乎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正是这种固有观念妨碍了我们去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问题，封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思维空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差不多都是在不断地重复已有的结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等。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方法，戴着帽子式地去比照现实、衡量现实和评判现实。我们完全满足于既有的理论解释，很少去探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问题，也很少去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重要理论来源，致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僵化，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无法跟上现实的步伐。从已经出版发表的东西来看，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各种专著论文，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或者千人一面。即使说稍微有一些不同，也只是在个别表述上的不同，只是在对一些概念理解上的不同。思想上的老套子始终没有破，理论研究的思路始终打不开，当然就谈不上有什么理论的新发现和新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新发现和新观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将现实的关照与理论的创新完全结合起来，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特征进行深入发掘和重新解读，让马克思主义总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为了提升和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品格，他们始终盯住黑格尔哲学，力求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性。几乎每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十分注重黑格尔的哲学。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复兴和梳理黑格尔哲学为己任的，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败就维系在黑格尔哲学的身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顶帽子，可以戴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头上。“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是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其实这个副标题也可以用“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来代替。因为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最令人信服之处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同时是哲学又是历史哲学，就这个基本观点而言，它决没有被马克思扔掉。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这点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本质”（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35.）。自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以来，黑格尔哲学就逐渐摆脱了被后人当作一条“死狗”的命运，翻转身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水源头。与卢卡奇同时代的科尔施写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旨在扭转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人为代表）极度轻视辩证法，尤其是否定黑格尔哲学的科学化倾向，最终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及其总体社会学说。他明确提出，“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转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废除这种哲学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地拒绝哲学。即使当我们考虑到他们后来的立场的时候，也必须时刻注意把下述这个情况作为一个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一个辩证法家，然后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注：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New Left Books，1970，p.68.）。

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任务。马尔库塞写出了《理性和革命》一书，专门就“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展开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他试图去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以一种肯定的态度来重新阐述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性和对立性的话，马尔库塞则要极力论证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同一性和继承性。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剥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之后，完全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浸透着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精神。“同黑格尔一样，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关注于这样的事实：内在的否定是一种‘运动和创造的原则’，因此辩证法就是‘否定的辩证法’。”（注：Herbert 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Seco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69，p.267.）事实上，无论是肯定黑格尔哲学也好，还是否定黑格尔哲学也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很看重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血脉关系。

尽管我们的理论研究也承认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但往往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和比喻性的是非评说上面。我们已经习惯的说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从而把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把被颠倒的辩证法思想再重新颠倒过来。“颠倒”其实只是一个比喻性的用词，难道从黑格尔哲学转化成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这么简单吗？对此，阿尔都塞有一个评论：“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理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现实世界），而是从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注：Louis Althusser，For Marx，London：Allen Lane，1969，p.72.）我们必须去深究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改造过程，必须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里面，不然就只是生吞下一堆概念，结果是患上理论的消化不良症而无法吸收到应有的理论营养。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缺少哲学的味道，也就是缺少用哲学去统揽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论作为。这样的理论状况跟我们一直缺乏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深入挖掘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对黑格尔哲学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如何去判断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呢？我们又怎么有资格去评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呢？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研究，关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其实都关系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把握，关系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基本判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间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基本判断：卢卡奇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以总体性辩证法为基础的历史哲学，阿尔都塞等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以无主体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历史科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哲学批判还是一种理论科学呢？哲学与科学是水火不容还是可以相通的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两种判断似乎都有他们的道理，那么我们应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去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新立异”，直接牵涉到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变革。当代西方哲学之所以让人感觉有些眼花缭乱，就在于哲学方法上的推陈出新。自19世纪下半叶始，各种现代哲学思潮纷纷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比如生命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现象学的现象还原和本质直观方法、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方法、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解读法、结构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方法等，这些新方法不仅给当代西方哲学打上了理论的烙印，而且也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力图“回到马克思”以及“回到黑格尔”的过程中，也在积极地吸收并发挥各种当代哲学的种种新方法，由此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诸如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除了理论的关注点不同之外，更重要的就在于方法论上的巨大变化。

面对哲学的新老问题，当代西方哲学始终挣扎在危机与重建的困境之中。在方法论上寻求理论变革，就成了当代哲学思潮抓住的救命稻草。不断翻新的哲学方法，确实让哲学的新老问题有了得到求解的可能。生命哲学指向直觉主义的主观文化方面，力图打破实证主义思维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现象学以意向性概念为基础，凭借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揭示意识的自我超越性结构，由此给主体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无限的阐释空间；分析哲学以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推动了当代西方哲学科学化的发展，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旨在追求知识的可传达性和理论的实证性，使哲学走向科学；精神分析运动则注重挖掘人性的深层问题，它将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和压抑理论变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工具，由此精神分析方法引爆了整个当代哲学思潮中的非理性主义情景；结构主义更是以方法论的新奇和大胆而独领风骚，由结构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开始，寻找无人称的社会深层结构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时尚，一时间结构分析方法打遍天下无敌手。从某种意义上讲，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实现了康德之后又一次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应对当代社会变革的种种理论思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为自己安上了这些方法论的引擎，由此来发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不仅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还要改造这个世界。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和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但是从来没有得出要让我们去消极等待和冷眼旁观历史过程自行结束的结论。按照马克思去世之后比较流行的经济主义的理论逻辑，人的主观创造性完全被搁置起来，历史社会的发展只是一种必然性的产物。在这种必然性面前，人似乎只有被动地等待。可是，冷酷的现实把问题摆在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俄国为何在1917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呢？相反，社会更加成熟的欧洲国家却遭遇了失败呢？这其中的历史缘由究竟在哪里呢？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就是冲着这样的现实斗争问题来的。卢卡奇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满怀理想的憧憬而“皈依”了共产主义，同时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尽管欧洲革命失败而使他们心存困惑，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又使得他们无法停下脚步，他们要继续寻找重新爆发革命的可能性。通过理论上的检讨和反思，他们把欧洲工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主体能动意识及其历史主动性的缺失。

于是，他们将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性方法论作为理论思考的方向，力求对主体性问题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拨乱反正”。探索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就被写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上面。当时十分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以及文化批判思潮，正好为他们的理论重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的哲学思想中，明显可见新黑格尔主义的背影。可是，我们对于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以及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是非常薄弱和非常欠缺的，这样就影响到我们对于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

对于受到主体性问题困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无疑可以起到理论补充的作用。萨特（Jean-Paul Sartre）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力图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捏合起来建立他的历史人学。萨特特别突出了中介方法的重要性，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有待解决的“中介问题”。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主张是人在创造历史，另一方面也肯定是历史在创造人。如果说人创造历史和历史创造人都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在它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个“中介问题”呢？换言之，在物质经济条件与人的主观意志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具体的“中介环节”呢？萨特的目标是想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辩证法，将历史发展问题纳入到生活的真实性之中，也就是把“外部的内在化”和“内部的外在化”更加真实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称之为“向前—回溯”的人学中介方法，一方面要抵制和消除唯经济主义的决定论后果，另一方面也要脱离那些抽象的唯心主义思想。在构建其人学中介方法的过程中间，因为精神分析学抓住了家庭中介问题也被萨特所看重，“只有精神分析方法能够使我们深入研究一个小孩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他是如何模仿着扮演大人强加给他的社会角色的……他是否对社会感到恐惧，他是否想摆脱社会给他的角色。只有精神分析方法能够使我们在成年人身上重新找到完整的人，不是只看到他现在的规定性，而且还要找出他的历史承负。如果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对立，那就完全错了”（注：Jean-Paul Sartre，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Paris：Gallimard，1960，p.58.）。萨特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存在主义需要寄生在这种哲学上面，另一方面又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患上了理论的贫血症，需要存在主义为它填补“人学的空场”（注：Ibid.，pp.21-30.）。萨特就这样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进行了嫁接。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大多是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深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因而对于法西斯主义所引发的人性问题特别关注，再加上他们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文化操纵问题也非常关注，使得他们求助于精神分析学理论来破解这些问题。他们认为，“社会批判理论”需要走弗洛伊德主义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综合道路。尽管精神分析理论在诸多理论观点上面与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但是在人性和异化等核心理论问题上面，精神分析理论却有着可供开掘的思想资源。在马尔库塞看来，在论及人性及其解放的问题上，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些理论原则，至于如何把握这些原则却是一个有待深化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类的解放看作“异化的扬弃”，完全是从社会存在的现实条件出发的。马克思也肯定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情欲方面，但还没有具体深入地去探究人性的各种规定及其特征，尤其是人的原始本能问题，这样就为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留下了生物学的“空白”。根据这个理论上的判断，马尔库塞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生物学改造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当然，从生物学的角度去挖掘人的本质规定，就要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对于马尔库塞来说，精神分析学理论将人的本质规定充分地生物学化和本能化了，因而使人性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弗洛伊德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揭示了人的行为动机及其心理秘密，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本质所在。“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人’的理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这一理论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纠正或者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概念，而是要发挥出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注：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Boston：Beacon Press，1955，p.15.）无论是为了挖掘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学基础，还是为了最终确立人类彻底解放的生物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几乎就成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他们都一致认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是能够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可是，历史唯物主义又是被后人误解得最多的理论学说。最简单化的理解方式，就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经济决定论直接等同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要“纠正”的就是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人类历史当然有人性因素掺和其中，而且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无法回避人的主观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决不会是一种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有所不同，阿尔都塞是用“结构因果观”取代“线性因果观”，用“多元决定论”取代“经济一元论”，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结构主义的理论解读，最终是为了说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为了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科学”。当然，为了阻止“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复兴，他将历史看作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似乎又走到了理论的另一个极端。他坚持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结构主义者，马克思用他的概念来描述经济的时候（我们这里暂时用空间的比喻来解释他的思想），他不是在同一个平面空间的无限性中，而是在局部结构所制约的，而且是作为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特定领域中来说明经济现象的。他是把经济现象当作一个复杂深沉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另一个更为复杂深沉的空间的组成部分。（注：参见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212页。）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曾经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

四

文化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增长点？文化批判为什么会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将社会意识形态批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方向？我们只要翻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理论著作，就会得到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文化问题的探讨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理论话语，文化政治学批判的锋芒远远超过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转换的深层根据在哪里呢？大体上可以排列出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需要从理论上解决马克思留下的这个两难问题：人创造历史和历史创造人是矛盾的吗？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这个理论上的难题，我们过去没有给予具体和深入的探讨。我们没有去深究一下这个问题，如同我们以前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国际歌》）的同时，又唱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一样。我们好像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和冲突，就这样习以为常了。二是20世纪西方社会现实的发展表明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尤其是消费文化的操纵作用。其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经济的作用有时明显有时隐蔽，文化的作用也是有时明显有时隐蔽。然而，今天所形成的消费主义社会，使得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导向作用愈加突显出来。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表面上以娱乐和赢利为目标的“文化工业”，其实扮演了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角色。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起来造反？因为在“福利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他们都成了“单向度的人”。他们不仅没有了造反的理由，而且也没有了造反的意识。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原因，他们主要生活在书斋和大学里面，大多从事哲学或者文学批评这样的研究工作，往往脱离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政党活动。他们更容易从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方面来寻求问题的解释，更愿意相信人是观念性的存在。人类解放的根据不在外面的世界，而在人类内心的世界。

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确实留下了一个有待完善的理论问题，这就是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限于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特别关注，马克思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凸现出来的经济问题上面。于是，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这一理论巨著，但没有就“文化论”留下什么系统的论述。或许，马克思晚年在他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的探索，可以看作马克思探讨文化问题的准备性成果。如果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只是强调经济活动而忽视文化心理作用，不去深究人的主体性作用机制，那等于是排除了人的因素。在文化问题上，尽管马克思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理论答案，但是他论及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还是提供了一个思考文化问题的起点，至少提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路径。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是以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因为离开人的活动就没有历史的运动。正是凭“总体性”的辩证方法，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19.）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从属于左翼激进知识分子的群体。他们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以前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立场，而这种立场往往与流行的各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哲学相关联。因此，他们在思考社会革命问题时总是倾向于文化主义的逻辑。20世纪2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促使他们提出“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口号。当然，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解释的实证科学体系，而是承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思想。马克思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人的思想不仅仅是观念性的而且也是生产性的。人的思想不仅仅是反映和适应现实社会，而且还要推动和改造外部世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提出了“革命的文化主义”或者“文化的共产主义”这样的理论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科尔施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维度，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实践功能。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导权”概念，力图将文化斗争视为欧洲国家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区别所在，并由此探讨了“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中所担负的使命。在《乌托邦精神》中，布洛赫力求恢复和扩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乌托邦”维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乌托邦理论，但不是那种“抽象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因为“具体的乌托邦作为最遥远的也是最实际的乌托邦，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对个人的主体来说就是幸福和他的希望内容，对作为主观因素的社会方面来说就是团结合作，就是我们作为人应该走的可能的道路”（注：Ernst Bloch，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0，p.16.）。不过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还不够充实和深入。如何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如何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这些都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焦点。

德国纳粹及其法西斯主义所造成的战争灾难，促使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社会批判理论转向了社会心理机制方面的研究。无论是他们的集体研究成果（如《权威性格研究》）还是他们的个人研究著作（如《逃避自由》），都在反思为什么希特勒的纳粹政权能够上台？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横行一时？为什么在20世纪会发生如此的大屠杀？他们认为，在法西斯国家存在着相应的社会心理基础作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现实条件。对于纳粹实施的反犹主义，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建立，不能简单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公式，重要的是必须揭示其后面的社会心理基础。作为一般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也需要探究这种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展开了跨学科的研究，并且获得了一批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战后欧洲社会的迅速复兴，尤其是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锋芒转向了“文化工业”，其矛头指向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面对60年代西方青年造反运动折射出的诸多社会文化问题，马尔库塞采用“爱欲解放论”来重新论证人类解放的目标。对于现代科技力量给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带来的富裕和稳定，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以此作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理论家始终以批判资本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被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而树起了“批判理论”的旗帜。

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多元主义文化政治哲学，其直接的现实背景就是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这些运动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部性、分散性、独特性和偶发性，以至于很难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加以解释。对于女权主义、生态保护、反种族主义、黑人民权主义、反独裁主义、少数族裔权利、反核武器扩散、同性恋权利等这些新社会运动而言，它们的政治斗争诉求大多与权利平等、身份认同、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有关，完全脱离了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英国新左派及其在伯明翰大学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别关注这些社会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特别关注影视文化、流行文化、街头文化的社会意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验研究方面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英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对多元化的新型政治主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青年学生、家庭主妇、少数族群、同性恋者和城市失业者等。他们试图在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中去理解新社会运动，理解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实践，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与这些现实社会斗争联系起来。于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它不至于落后于时代，但同时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把所有人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平等和完全的民主的希望。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还是其他制度而存在”（注：保罗·鲍曼：《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黄晓武译，1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专注的“文化批判”，首先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理论回应和问题分析，由此而形成了“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新构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调，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的理论比较研究方法。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是马克思本人没有论述过的理论观点，就判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之说。在“文化批判理论”已经成为气候的今天，在西方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大有“文化的转向”的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轻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即使我们与这些理论观点之间总是有不少的隔膜，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但只要我们找对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真正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保持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理论视野，我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就能得到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