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西方平等观
近代平等观念的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潮,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贡献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到法国启蒙运动倡导者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他们都承认天赋人权,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自由的,也承认政治社会中人们在法律面前享有普遍的平等权利。在此基础上,卢梭还进一步分析和批判了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起源——私有制,他指出,实现人类平等的根本途径是,以契约精神为指导建立“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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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的建立是有伤天性的;只有改变了人的天性,才能使奴隶制长久存在。法学家们口口声声说什么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其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人生下来就不是人。我认为这一点是肯定的: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专制政权;专制制度是政府腐败造成的,是走向极端的结果。它使政府又回到只有依靠最强者的权力才能存在的地步,虽然当初政府正是为了纠正最强者的权力的弊端才建立的。此外,纵使政府一开始就是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就其性质也是不合法的,是不能作为各种社会权利的基础的。
——[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第一,人生来是平等的,所有的人平等地拥有实现其美好生活而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霍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注5虽然不同的人在体力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个体间的自然差别并不大到足以使某个人凌驾于别人之上,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强悍,也经受不住体力弱小的人群联合起来的力量。至于智力或者说理性方面,那就更平等了。只要是人都具备理性,既没有生来智力超群而宜于“治人”的奴隶主,也没有体格健壮而全无智慧的奴隶。理性不是什么天生神器,它只是人们对经验的一种认识能力,相等的时间可以使人们在同样的事物中获得相等的理性分量。对于每一个成年人来说,都有足以自治的理性,没有谁会愚蠢到不愿意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宁愿治于人。总之,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人的生理特点,而且体现在人们对一切外在事物的占有欲上。当许多人同时想要同一样东西,而这东西既无法被共享也无法被分割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为了避免战争状态,进入政治社会成为人类的一种必然选择。
第二,人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按照洛克的说法,自然状态虽然是一种平等的状态,但也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如缺乏明确的法律、公正的裁判和对判决的执行力,这就给人性的弱点留下了可乘之机。人性的自私、心地不良、感情用事、报复心理等感性因素,往往利用自然状态的上述缺陷,肆意发动战争破坏人们对自然权利的平等享有。为了有效地维持秩序、避免冲突,从而保障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特别是他们的财产权,理性的人们联合起来建立国家并将自己置于政府的权威之下。如此说来,国家起源于平等主体之间平等的社会契约,而不是古老的父权制,那种由长者、智者、尊贵者统治“低级的”普遍人的专制国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首先,由人们同意并加以委托的政府,是一个合法的主权组织。它应该用正式公开、明确既定的法律条文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免受侵犯,除此之外,政府不得以任何积极意义上的目的实行统治。其次,所有的人不分贫富贵贱平等地适用法律,即使是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无一例外。最后,为防止政府滥用主权、复辟专制,政府的权力应该采取必要的分立和制衡,一旦政府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违背人民委托的行径,人民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有政府再立新政府。
第三,用民主共和制保障平等的自然权利转换为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卢梭看来,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状态,是人类本性中“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作用的结果。然而,由这种人类的本能所催生的政治社会,首先是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专制社会。换句话说,私有财产观念并不像洛克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就在自然人的头脑中形成了,它实际上是社会的产物。“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注6私有财产的产生,使人类依次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奴隶等不平等社会现象。为了有效遏制私有制对平等的自然权利的破坏,卢梭提出人民主权思想。全体人民通过平等协商订立契约建立国家、成立政府,并从此成为国家的共同主人。国家,因为接受人民的“公意”而形成主权,对社会各成员具有普遍的强制力。但是,国家主权由“公意”而不是“众意”构成,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公共利益的内在要求,而不是私人利益的外在加总。因此,从绝对意义上讲,主权的实际归属者仍然是全体人民。人民是所有基本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必须由人民直接行使国家主权。政府只是人民行使主权的辅助机构,作为主权的执行者,它的权力来自“公意”的委托,人民可以限制、改变或者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与监督,人民是通过定期集会来实现的。在此集会上,永远只有两个提案,一是是否保留现有政府,二是是否同意留任现有官员。由此可见,在人民主权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和政府,将平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平等当作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加以论证之后,平等原则彻底走出了古代形而上学的道德境地,开始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发挥永久的号召力。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平等原则的第一次伟大实践。这场革命的矛头直指贵族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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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大革命前的法国,封建贵族拥有一系列特权。他们不仅世代享受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在经济上拥有免税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等在内的广大平民,承担了全部的财政负担却处在社会的最低等级。政治、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其他平民的强烈不满。而上述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平等的自然法论证以及对封建专制不合理性的揭露,为革命的爆发已经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尤其是卢梭的人民主权理想,将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与资产阶级一道肩负起摧毁封建制度的任务。终于,革命的条件酝酿成熟。1789年,法国人民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感召下,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堡垒的巴士底狱,大革命正式爆发。革命期间,新成立的人民议会着重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一切特权,一切财产的封建性质和贵族性质概予废除。长子继承权,在分配上的男子特权以及由于门第不同而实际的不平等分配概予废除”……这些决议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彻底清算,也对平等法权第一次予以公开确认,从此以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理念,深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以争取平等为核心的法国大革命走出了一条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成为近代世界历史的中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废除了封建专制统治,使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在法国历史上发端,大大推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作为争取平等的平民革命,它以基本法的公开文本取消了封建贵族特权,使全体公民都有行使平等权利的政治自由,这不仅对资产阶级,而且对工人、农民群众,都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因此,马克思高度评价说:“平等是法国的用语。”但同时,法国议会把财产权与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置于同等地位,这就使得“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随着资本主义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对劳苦大众进行的残酷剥削,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实际不平等的弊端日益暴露。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代表无产阶级平等心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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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现今各地一切繁荣的国家反复考虑之后,我断言我见到的无非是富人狼狈为奸,盗用国家名义为自己谋利。他们千方百计,首先把自己用不法手段聚敛的全部财富安全地保存起来,其次用极低廉的工价剥削所有穷人的劳动。等到富人假借公众名义,即是说也包括假借穷人的名义,把他们的花招规定为必须遵守的东西,这样的花招便成为法律了!
然而,这些坏蛋虽把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一切财富都私相瓜分了,他们还是远远享受不到乌托邦国家的幸福啊!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全面批判。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资本家凭借资本雇佣劳动,将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大量聚集在自己手里,同时使劳动者日益贫困直至一无所有,从而被迫沦为资本的奴隶、劳动的工具。可见,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在本质上“只是巧妙地掠夺穷人和使富人发财致富的组织”。不仅如此,这种制度还直接导致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在政治利益上的极不平等。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政治压迫的一个典型案例。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不但造成“羊吃人”的悲剧景象,而且通过国家权力强迫流离失所的农民接受雇佣劳动纪律,成为政治上没有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贱民”。这是多么残酷的政治专制!用欧文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政治法律都“是极端不义的,它们在弱者同强者冲突时是被用来压迫弱者的”。
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无情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提出了设想。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也是不平等加深和扩大的推动力,因此,要消除不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首先要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占有的公有制。在康帕内拉所设计的“太阳城”里,应该“人民都是富人,但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私有财产;他们使用一切财富,但又不为自己的财富所奴役”。除此之外,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继续坚持人民主权的观点,积极倡导民主选举、集体领导的政治组织形式,并在制度操作的层面上力主定期选举制度、群众监督机制等,试图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历史承诺落在实处。圣西门指出,未来社会制度“要使政府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像在目前的政治制度还可以看到的那样,只对社会上的一个阶级有好处”,即只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对工人阶级而言有的只是“贫困与痛苦”。
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继承和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平等传统的同时,提出了关于社会平等的崭新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平等思想从形式平等推进到实质平等的高度。按照圣西门的说法,平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们在财产占有上的平均主义,而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和获取财富的过程中相同的社会环境和际遇条件。一个人能否按照他的才能和贡献,得到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是这个社会是否平等的首要标志。此外,实现平等的社会基础是普及劳动,即所有人都应当是劳动者,旧社会特权集团的寄生虫现象必须绝迹,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劳动者的联合体。由于劳动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不同的劳动主体由于自身条件的不同,存在劳动能力上的差别,因此,社会平等应该体现为能力和贡献与收入和地位成正比,即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当然,按劳分配的原则还不是社会平等的终极标准,当社会生产的发展达到高度发达状态的时候,“按需分配”的原则将会成为社会平等的重要指标。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注重平等的内容和基础,以及平等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从而初步解释了关于社会平等的几个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平等观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新制度的社会革命的精神产物。它既有历史进步性,也有局限性。进步性主要表现在:打破了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提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进步观念。这不仅对资产阶级,而且对其他一切阶级,都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但是,资产阶级平等观存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严重背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只是一纸空文。事实上,资产阶级由于掌握大量社会财富而获得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工人阶级则沦落为经济贫困的弱势群体。基于对这种新的不平等现象的深刻思考,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平等思想。他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行了辛辣批判,表达了实现真正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的强烈愿望,把人们的思路引向无产阶级平等观的正确轨道。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平等理论产生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与不成熟的阶级斗争状况相适应,因此,它的观点不仅带有资产阶级平等思想的阴影,而且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
首先,空想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将平等的基础建立在抽象人性论观点之上,把平等归结为自然人的感性身体和理性精神的平等。其次,他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私有制,但是,关于私有制破坏平等原则的原因分析还相当粗糙,没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研究不平等现象背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更没有从剩余价值角度科学分析私有资本剥削和奴役无产者工人的阶级本质,故而无法把握资产阶级平等观弊端的真正症结。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初步提出了建立公有制、实现社会平等等观点,却没能提供实现这些伟大构想的可靠途径,因此,他们的思想还具有浓厚的乌托邦主义色彩。然而,他们关于公有制、关于社会平等的崭新理论构想,为马克思主义平等思想的提出开辟了道路。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继承和批判近代资产阶级平等观与空想社会主义平等观的基础上,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平等理论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