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富强观

富强首先在于人民富裕。人民的富裕，不是指财富金钱的富有，而是指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足充裕，即通常所说的丰衣足食，是个人和家庭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足和充裕状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使广大人民享有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

人们经常用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衡量社会富裕程度。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恩格尔系数越大说明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反之，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越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多数人的富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其中，“共同”表明富裕实现的范围，以区别于私有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富裕”表征着生活丰裕的程度，是相对于贫穷而言的，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或同等富裕，而是全体劳动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也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它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种从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是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

权威声音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胡锦涛

人民的富裕,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更是精神生活的富足。一个人精神生活水平的高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精神生活的贫富，可以用受教育程度、情感需要的满足状态、文化生活的质量、价值观取向、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等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富足，意味着他受过良好教育，有正确的理想信念，具备良好的身体、心理素质，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积极健康的文化生活。简单地说，精神生活富足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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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人类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

在物质生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类从事其他生活活动的基础；同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连的是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活动，这种消费活动同样是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人类自身得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的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根基，内容包括科学、哲学、伦理、政治、法律、制度、语言、民俗、教育、艺术、宗教等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及文娱、社交、旅游、学习、书画、体育等精神产品的消费活动。社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呈现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如饮食、衣着服饰、建筑等都属于人们的物质生活领域，又包含精神生活的内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家庭生活，则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物质的和精神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错综复杂的结合，构成了社会生活这一有机整体。广义的社会生活是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相对应的社会生活，就是指社会日常生活。内容主要表现为个人、家庭及其他社会群体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消费性活动，包括吃、穿、住、用、行、文娱、体育、社交、学习、恋爱、婚姻、风俗习惯、典礼仪式等广泛领域。

“共同富裕”，就是要让人民在“口袋富起来”的同时“头脑富起来”，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等方面得到普遍提升。中国先贤曾认为，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就应该读书学礼，追求道德修养，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他们在关注“民富”的同时，更注重仁义追求。在他们看来，财富不仅是财物、土地等，更是忠信、仁义，强调“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但是，失去物质生活基础的精神生活，会像失去根基的大树一样慢慢枯萎。实践证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偏废任何一方，社会就会畸变，甚至停滞、倒退。真正的社会进步，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真正的富裕是物质生活条件充裕、精神生活条件富足。只有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同时得到满足，即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足同时实现，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不断增长，精神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人们希望享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求提高生活质量，追求生活品位。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发展精神文化生产，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全体人民享有较高水平的相对平等的精神文明成果，并逐渐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不仅要继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还应特别注意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并改善生活环境。

国强，并不仅是国家军事强大、武力强盛，而是综合国力强大。它不仅包括经济上的财力雄厚，也包括现代的、先进的、优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自由、包容的多元文化，繁荣、充满活力、运作良好的社会，能够抵御外辱、维护主权独立和完整的军事力量。因此，“国强”实质上是指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信息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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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人民富裕与国家强盛有不一致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国弱民富或国强民贫的极端状态。历史上的一些国家，由于国家力量孱弱，即便民众富裕，在外部压力下也难成富强。譬如中国的北宋，全盛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的5倍以上，其都城汴梁的兴盛繁荣，远非强汉盛唐的长安所能比拟。民众衣食无忧，生活富足闲适。但是，赵宋王朝以文立国，国势软弱，在其他政权的压力下迁徙辗转，最终灭国。历史上也有些国家，片面强调国家的强大，忽视人民需求和幸福，虽盛极一时，却虚幻短暂，难以持久。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迅速崛起，终结了诸侯割据的战国，统一了天下。秦王朝通过愚民、辱民、穷民的“弱民”法令和措施实现了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富足，却使民众生活在蒙昧、卑贱和贫穷之中。结果，仁义不施、如狼似虎的强大秦王朝，未能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命运，最终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迅速灭亡。可见，国家不富强，人民的富裕得不到保障；人民不富裕，国家的强盛不可能持续。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综合国力的强弱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各方面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它满足国民需求、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综合国力还表现为对人类社会总体的贡献能力，每一个国家都是人类社会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国家都以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为追求目标，在客观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各种方式，尽最大努力发展自己的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的强弱首先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强弱。经济实力不仅是综合国力系统中其他力量的基础，而且也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方式。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以及在全球创新系统中对领先产业的占有。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创新能力，根本在于提高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政府支持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是创新的根本条件。在国际交往中，国家通过一定的外交政策，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参与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制度的建设，对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显示。军事和国防实力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个国家国力的外显尺度。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军事实力的重要性正在减弱，但它依然是国家间争端的最终裁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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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成为英语单词　中式英语风靡彰显国力

在《华尔街日报》的视频网站上，有个单词很引人关注。为了报道中国大妈带动金价上涨，《华尔街日报》特地创造了“dama”(大妈)这一来自汉语拼音的英语单词。这表明中国贡献的英语单词，正不知不觉、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国际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一种有趣的语言现象被称为中式英语(Chinglish)，它的典型代表是“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一个已经被收录进标准英语辞典的中式英语词组。

英语中的许多词汇原本就出自其他语言，如拉丁语、德语、法语等，而如今中文贡献的英语单词数量与日俱增。

“文明程度越高、社会越发达、对其他语言社团成员吸引力越强的语言，往往影响力更大更深，如罗马时代的拉丁语、秦汉之际的汉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语。”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位学者这样解读汉语影响力的增强。

语言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南京大学一位学者认为：“中式英语走向全球，表层原因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词汇在英语里是不可对译的，从深层次看，则反映了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加速，反映了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化进程。对此，我们应当乐于接受，静观其变，因为语言永远是在变化之中的。”

综合国力是一个包含众多复杂力量子系统的综合大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子系统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外交实力等。这些子系统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形成网状结构，独自或交叠发挥各自的影响力，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任何单方面的力量子系统都不能代表国家的综合国力，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大并不表示它的外交实力就一定强大。各个子系统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网状结构，即国力结构也非常重要。在国际交往中，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总是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多种方式交替综合使用。因此，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表现为各种力量之间的结构是否合理、相互间的转化是否灵活。只有各种力量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国力系统才是有效的国力系统。所以，我们在努力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时，既要重视总体实力的提升，也要考虑各力量子系统之间的结构均衡。

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富强，不是“国富民贫”也不是“民富国弱”，而是国家富强与人民富强的有机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国家不分。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是人们生活的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一方面，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国家的强盛是人民追求幸福的必要前提，是人民生活富足、精神充实的重要基础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人民富强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和体现，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是国家强盛的最终目标。同时，只有实现了人民幸福，国家才能真正强盛。片面强调国家的强大而罔顾民生，忽视人民需求和幸福，国家的强盛不可能持久；仅仅突出民众富裕而国力孱弱，没有强大的国家作为保障，民众的富裕也将危如累卵。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富强，是国家和人民既富又强，是人民生活富足幸福、社会发展良好、国家综合实力强大。它不仅是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足充裕，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现代化、文明化。社会主义的富强观，就是要求我们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的富强观借鉴并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富强观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富强观。《礼记》中“小康”的社会理想，反映了我国古人对富足饮食生活的向往；《史记·管晏列传》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观念，表达了我国古人关于经济发展影响道德发展的认识；《论语》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则表达了重视公平分配的思想，也表明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忽视创造财富和发展经济。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及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不断开拓市场，促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了一定高度的物质文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重视对致富之路的研究，先后发展出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等，提出了一些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思想。但是，由于制度的局限，资本主义的财富观本质上只反映了少数人或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欲望和手段，反映了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富强观在汲取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价值观中重视发展经济的积极因素和有价值的思想，同时摒弃了阻碍社会进步和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错误观念，追求富强的人民性和公平性，并倡导富强与民主、文明、和谐等价值内容相结合，倡导富强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制度紧密关联，确保国家富强具有服务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正确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