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转型与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研究》概要
杨先明[1]
在开放进程中保持比较优势不断动态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比较优势动态化，就是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国家的比较优势重新调整，从而获得新的比较优势。这一过程涉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政府政策的作用、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战略调整等因素，并会带动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发生改变，由此一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将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比较优势动态化对实施开放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与开放经济的短期利益（如出口与外汇增长等短期效应）不同，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主要体现为增长要素质和量的变化，以及增长要素的组织与配置方式的变化。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开放阶段，新的增长要素（或质量与规模不同于原来的增长要素）将替代原来支持外资和贸易发展的增长要素，支持新一轮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产生结构升级等效应，因此，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成为开放经济报酬递增的基础；而比较优势趋向静止与衰弱，则成为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明显加快了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并成为引进国际直接投资最多、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开放经济体，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早在2002年，联合国的贸易与发展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等国家在国际生产中由于低端要素结构导致收益增长与贸易增长不对称，认为FDI导向的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竞争必然产生的竞争与合成谬误，以及中国利用FDI技术加快而产业升级不足必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低层次竞争，已经从全球市场竞争角度警示了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不足而可能面临的压力与问题。对此，我国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我国开放经济发展阶段与比较优势动态实现程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所产生的逻辑路径即增长转型问题已经为人们所关注。但是，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显性比较优势突出，以及对出口导向战略的路径依赖，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很难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做出主动调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凸显世界经济失衡格局的特征，同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金融危机经由世界货币美元传递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和美元发行约束机制的缺乏，美元本位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呈递减效应，并使全球经济与美国高度联动。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冲击，与我国各地区、产业乃至企业本身存在的结构问题是相关的，即在危机条件下，过时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最先遭到冲击。因此，摆脱危机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重新塑造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征兆，也表明中国经济或中国开放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是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预计2020—2025年，我国低成本优势将告一段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其次是我国整个加工贸易生产体系转型压力增大。我国的土地成本、煤电油运成本、人民币汇率及其他环境、资源、要素成本都将进入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将改变我国投资环境的综合优势，并降低对国外资本的吸引力，我国加工贸易生产体系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第三是我国长期推行的模仿创新模式面临挑战。大量的在华外资企业虽然拥有较多发明专利，但配置在中国的多为产品增值链环节，直接的技术外溢效果并不显著；而我国本土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如何从模仿创新向自主的技术创新过渡，将是一个艰难的转折。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我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发展外向型经济，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之一。重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质量，降低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减少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和利益冲突，从外向型经济中创造与产生更大的经济福利，仍然是我国必须追求的目标。因此，研究在转折时期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经济开放的新阶段，必须下大力气关切如何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较快发展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缺乏针对比较优势陷阱产生的重点领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大量研究表明，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不一定是连续的，存在中断的可能性，由此依托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的进程也存在中断的可能性。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国家，面临这种威胁的可能性最大。同时，鉴于内生比较优势的框架下，比较优势来源是多元化的，尤其在大国的经济体内，发现与比较优势相关度高的来源并进行整合，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
基于此，课题首先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研究，以厘清比较优势动态化高度相关因素，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对象。其次是分析框架的建立：（1）变量构造：构造反映比较优势动态化及比较优势动态化高度相关因素的变量指标；（2）模型构建：在变量构造的基础上，借鉴计量经济学中相关方程式，构建比较优势动态化高度相关因素与比较优势动态化之间的理论模型，形成分析逻辑框架。第三，进行实证分析：（1）变量指标量化：利用相关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实证评估比较优势动态化高度相关因素的趋势和特点；（2）理论模型实证拟合：利用量化后的变量指标数据，实证拟合比较优势动态化高度相关因素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关系模型。根据以上的思路和出发点，我们完成了以下的研究内容，并形成了一些重要观点：
第一部分考察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中究竟获得多少净收益？两个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即劳尔·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提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在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全球化以后，关于这一命题的争论具有了新的含义和价值。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我国的贸易发展与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内容。贸易条件理论具有较多的内涵，如何科学全面估算不同阶段的中国贸易条件及其变化，以及是否可将贸易条件的变化作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测度工具，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因此，课题第一部分对我国的贸易条件与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具备比较优势动态化能力，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路径选择空间较大；同时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比较优势动态化表现不一致。研究发现，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有明显的恶化趋势，比较优势动态化仍面临较大挑战。如何促进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首选考虑路径是调整我国的贸易政策倾向，其次就是促进我国规模经济的进一步实现，第三是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全面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积累。
第二部分重点研究资源制约与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发展的关系。按照外生的比较优势理论，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的大小。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资源对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并将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阻力。基于资源制约因素，如何实现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简单地按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来发展经济会使资源富集地区或国家落入“比较优势陷阱”或“资源诅咒”状况，因此，有必要从动态角度来分析资源比较优势问题。实证分析表明，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的增长阻力为0.052 5；仅从能源资源的角度测算，资源增长阻力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西部地区能源的增长阻力最大，达到1.37%；东部地区能源的增长阻力次之，为1.00%；中部地区能源的增长阻力最小，为0.54%。资源较为富集的西部地区，能源的增长阻力在所有区域中为最大，这说明我国存在比较优势陷阱或资源诅咒的问题。实现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资源型经济就必须转型，可以选择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资本利用效率等路径实施转型。我国推进资源经济转型与发展，实质上关系到在资源不充裕的格局下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新比较优势的战略问题。
第三部分研究内容关系到在国际分割生产条件下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实现问题。国际分割生产，即把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成不同的区段配置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制成品只在不同的国家完成相关的生产阶段。由于我国已经成为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主体，因此国际分割生产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制造业出口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国际分割生产现象，不能解释国际分割生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学术界对中国出口贸易的相关经验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主要分析贸易总量增长的决定因素，很少具体到行业层面，也很少对中国的出口复杂度、出口广化和深化等产品特征进行分析，缺乏把国际分割生产与中国出口的产品特征相结合进行的研究。本部分通过对出口结构、出口复杂度、出口广化的分析，发现FDI和加工贸易可以实现国际分割产生的生产技术转移和外溢效应，从而促进我国制造业获得参与区段或环节的外部规模经济。研究还发现，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是，推动中国位置上升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的增加，而不是价值获取份额的增长。从产业价值获取能力看，我国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获取价值的能力比较低，提高我国产业价值获取能力，才是提升在国际分工中位置的根本。
第四部分讨论我国进出口互动发展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作用。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是我国在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同时巨额的贸易顺差的存在，也可视为我国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货币体现。但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目标并非追求巨大的贸易顺差；显然，维持或追求贸易顺差，这种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目标并不符合我国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而出口与进口的互动发展，更能够推动中国的比较优势动态化。分析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优势的产业主要还是集中在产业分类表的前端，这些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与国际市场导向之间是相一致的。在外需受限的背景下，中国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化。我国进口贸易对于我国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化。我国进口与出口大体平衡、小规模贸易顺差与逆差交替出现，是符合中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动态发展需要的。
第五部分探讨我国产业集聚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作用。产业集聚是否是内生比较优势的源泉？集聚产生规模经济，从而对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集聚把相互关联产品的生产按照一定规模聚集到某一区域来进行，使企业获得生产成本或交易费用的节约；集聚同时也是要素的集聚，由于企业群聚，要素也加速了向特定空间集聚的过程。集聚降低了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要素与企业的集聚，刺激了特定空间范围的产业的成长，形成所谓的“绿洲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产业集聚格局、比较优势与地区产业发展格局之间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伴随着大多数主要产业向东部地区的集聚，东部地区产业总量、对外贸易在全国所占份额一直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是产业集聚促进比较动态优势提升的直接结果；我国比较优势的发挥与产业集聚存在着相互协调的一面，即集聚核心区可以产生良性循环，形成自我增强机制，比较优势动态化与产业集聚可以相互促进。在现阶段更应重视动态比较优势对中国的区域变化长远利益，要促进发展层次不同的地区充分利用国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利益。研究认为，地区间的产业集聚和分工构筑了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基础，只有通过国内各地区深化分工，实现区域产业集聚，才能提高国内交易效率，促进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最终为国家层面上积极主动创造动态比较优势、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创造条件。
第六部分研究了我国市场一体化与动态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追求规模经济，一直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与产业集聚类似，市场一体化作为内生比较优势的来源，归因于市场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效果。分工与收益递增、规模经济之间存在动态机制，市场的一体化无疑将推动这一动态机制，而市场分割则阻碍和破坏这一过程。市场一体化在促进了要素流动的同时，整合了经济资源，扩大了市场规模，规模经济收益是市场一体化最为突出的收益。我国改革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进程，是推进我国基于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前提条件。研究通过对中国市场的分割、整合进行实证分析，再次证明规模经济的实现有赖于统一市场的形成。我国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程度在波动中下降，但是市场一体化程度在缓慢提高。而向基于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转化，总是伴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加强的过程；要保持或者扩大来自市场整合的比较优势，不仅需要不断地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更要关注一体化收益的空间分配。
第七部分讨论了本地市场效应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内在关系。依据空间经济学理论，由于规模报酬的存在，本地需求增加将导致外部市场的部分企业进入市场份额较大的地区生产以节约成本，出口将增加。本地企业增多，通过需求关联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联系，进一步吸引外部企业的进入，从而形成经济活动的集聚，这就是空间经济学核心理论之一的“本地市场效应”。空间经济理论认为，本地市场效应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由于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一国或地区将出口本区域内需求较多的产品。在规模报酬递增下，本地需求大也就意味着位于该国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因此国内企业的数量增加、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因此，注重本地区内部市场需求和国内其他区域的需求，逐步培育相关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或许是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一个现实选择。研究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即从“超常需求”的大小来分析各区域比较优势动态升级路径，而伴随规模经济的“本地市场效应”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产业空间结构的现象。研究认为，我国基于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将有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但是基于规模经济形成的比较优势逐步凸显出来。根据本地市场效应的观点， 我国日益增大的国内市场会促使某些产业规模经济的形成，这些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构成我国新的比较优势基础。
第八部分分析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意义。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的内涵，人力资本积累与其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深入到人力资本的内部考察，将发现除了人力资本作为要素积累对比较优势产生推进作用外，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化与人力资本的总量一样，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作用。人力资本结构作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在发展经济学的一些早期文献中就已经出现端倪。在分析适宜性技术与发展中经济的技术需求相匹配问题时，发展经济学家已经看到本土化教育的实际价值会超过普适性教育的情况，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人力资本的结构问题。人力资本的结构强调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工业化水平下，需要不同的知识结构类型的人才；在人力资本总量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时，人力资本的结构合理性与人力资本需求结构合适的匹配度，将对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以往文献虽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总水平对于技术进步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作用，却忽略了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但是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过程所依赖的不仅包括人力资本水平效应，而且包括结构效应。研究发现，当人力资本结构不变时，其总水平提升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这就是人力资本的水平效应；当人力资本总水平不变时，其结构的优化也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这依赖的就是人力资本结构效应。通过相应的人力资本政策，可使人力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从而实现技术进步及相应人力要素的积累和高效配置，可使比较优势进行动态演化，进而促使对外贸易结构从低级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高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升级。
第九部分研究了创新、创新体现与动态比较优势的内在关系。技术创新与比较优势动态化存在高度一致性，技术创新是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根本路径。形成新的比较优势需要创新，保持比较优势同样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创新体系的支持。创新体系分为区域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和全球创新体系。在各类创新体系中，我国对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与部门创新体系比较重视。但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同样体现在区域创新能力方面，重视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发现区域创新能力的薄弱环节，培育与支持各地区创新能力的发展，有助于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进步。研究表明，我国不同省（区、市）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很大差异，有突出的层次性，即我国不同省（区、市）比较优势动态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北京、江苏、上海和广东等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样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动态能力。因此，发展新的比较优势，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必须高度重视地区创新体系建设。
第十部分研究国家能力建设与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相互关系，也是对课题的研究进入归纳和总结的阶段。国家吸收能力与比较优势动态化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国家能力概念，是从技术吸收能力、社会吸收能力、国家技术吸收能力到国家能力这样依次发展过来的，能力概念的每一次更新，都与比较优势理论的演进紧密相关。能力的发展，实质上也是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发展，但是二者具有不同的体现形式。能力的变化，不仅是要素的积累，也包含体制与机制的改变。在经济学中，吸收能力是一个比较复杂且还在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已成为分析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范式，被称为近十几年来组织研究和技术发展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对本研究来说，我们更关注在经济赶超中一国如何实现从技术吸收能力到国家能力的转变，特别是国家能力对形成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作用。
上述内容突出本研究的学术特点，即着重于从外生与内生结合的角度分析我国新阶段的动态比较优势实现问题。长期以来， 国际经济学依托新古典经济学传统所秉持的外生比较优势论，而对国际经济长期竞争格局的演变缺乏完整合理的解释。外生比较优势论认为，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差距即生产率水平差异构成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根本来源，后进的国家要想在竞争中赶上先进国家， 只能仰赖于外生的因素。新古典贸易模式在规范地进行均衡分析的方向上迈进了一步，假定不同国家的生产函数相同， 而劳动力和资源禀赋却不同。因此， 资源禀赋的外生差异构成了比较优势的来源。既然比较优势由各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从而也否定比较优势可以创造，其实也否定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可能性。同时，外生比较优势论只考虑了生产成本因素， 而没有考虑交易成本因素，不考虑或回避了规模经济问题，这都大大削弱了外生比较优势论对当今国际经济竞争格局的解释。与此截然不同，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则强调， 各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体系内在地决定的，不断深化的分工与专业化是其根源。在内生的理论框架下，比较优势的来源不仅仅是技术差距和资源禀赋，分工与市场范围、交易成本、规模经济同样是比较优势的源泉，由此也决定了诸如专业化程度、人力资本状况、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制度的效率、产业的空间距离、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等对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意义。因此，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共存。
由于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多要素所决定的，要素的变化与积累会影响比较优势，因此改变要素或者加快要素积累必然影响比较优势的变化。换言之，人可以改变比较优势，国家可以创造或者推动比较优势，于是，制度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人们所认识。正如分工本身是制度安排一样，其他形成比较优势来源的因素也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而长期的开放有利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还没有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国家，很难用单一的外生比较优势或者内生比较优势理解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按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在国际经济中属于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是有限的，我国比较优势主要有赖于内生变量的积累和创造。在大国经济的范围内，推进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建立正确制度并提高其效率、增强产业的集聚、推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都是内生比较优势形成和积累的重要变量，而推进以上过程，实际上就是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实现过程。
我国拥有的比较优势，当然既包括外生比较优势，也包括内生比较优势。而更多地从内生比较优势角度出发，发现与分析我国的竞争潜力，以及发挥这些潜力存在的问题，寻找战略调整的方向与对策，以期从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正是本成果的基本研究思路和力图实现的学术新意。
注释
[1]杨先明，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