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成果分为三个部分，即第一编“基本问题研究”、第二编“相关文献研究”以及附录部分。“基本问题研究”是对一些综合的、基础的问题做出的描述和思考；附录部分是与本成果主题关联性很强的两篇论文。本成果的重点在第二编“相关文献研究”，这属于具体的、个案的研究，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对五部文献及一幅图案做了考察。对于上博楚简《恒先》《三德》，笔者基本上遵循这样的程序，即先做文本注释，然后在此之上展开思想分析。通过本成果第二编第一部分第一章“《恒先》的编联与分章”、第二章“《恒先》注释”，第二部分第一章“《三德》的编联与分章”、第二章“《三德》注释”，笔者对《恒先》《三德》提出了新的编联，并提供了目前学界最为详尽的注本。同时通过白话文译等形式，给学界提供了比较明确的解释。对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凡物流形》，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尤其是《经法》篇和《道原》篇）、《物则有形》图，笔者在全面收集学界前期成果基础之上，都自己做过或参与过系统的文本考释，因此所有的分析都建立在文本整理的基础之上。但或者因为学界已经有比较好的注本，或者考虑到本成果的篇幅，没有将完整的注本纳入本成果中。不过，通过设置专门的章节以及脚注等，笔者对需要特别关注的部分做了详尽考释。

文本考释最终导向思想分析。本成果集中考察了上述五部文献及一幅图案所见的黄老道家思想。笔者将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作黄老道家体系比较完整、思想比较成熟的作品。通过《黄帝四经》展开的思想分析已经相当多，如天道观、刑名观、刑德观、圣人观等等，学者们的共识是，这是一部“以道全法”的文献，即论述“道”与“法”关系，“道”如何通过宇宙论落实到“法”，“法”如何通过“道”（尤其是天道）获得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样的结论固然没有问题，但笔者以为还有探讨的余地。我们注意到在《黄帝四经》三大概念——“道”“名”“法”中，“道”和“法”远远没有“名”讲得多，这是为什么？在黄老道家思想体系中，为什么“名”那么重要？在战国中晚期，为什么“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和黄老道家的流行有什么关系？黄老道家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道生万物，而道生万物就是由无名、无形的“道”走向有名、有形的“物”的过程，形下的、现象的万物都是“道”的体现。与此相应，君主作为执道者，在人间所要从事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认识和把握形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间的名分系统、规则系统，然后让名分、规则系统发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因此在《黄帝四经》中，“名”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法”，只有在“名”确立之后，“法”才有可能发挥作用，这是黄老道家比法家更为深刻的地方。这一点，过去从来没有学者提出并详细论证过，本成果第四部分第二章“‘名’是《黄帝四经》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兼论《黄帝四经》中的‘道’‘名’‘法’关系”就试图对此做出全面的解答，相信有助于对黄老道家理解的深化。

黄老道家既是一种庞杂的思想体系，又有其在历史长河中动态发展的历程。本成果把重点放在利用出土文献探索黄老道家早期形态这个层面。这项工作的第一步，是确认近年出土文献中具有黄老道家思想倾向的文献，笔者以为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三德》《凡物流形》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作品，《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并无太多争议，因为其中从天道到人道、从养身到治国的色彩是比较浓厚的。而《三德》的情况特殊，如第二部分第二章“《三德》注释”所示，学界对于《三德》的思想归属是有争议的。笔者之所以视《三德》为早期黄老道家的作品，原因有三：第一，如第二部分第四章“《三德》所见‘皇后’为‘黄帝’考”所示，笔者详尽地论证了《三德》的内容和黄帝相关。第二，更为关键的是，如第二部分第五章“《三德》与《黄帝四经》对比研究”所示，从用语、用韵、思想构成看，《三德》和《黄帝四经》有密切关系，《三德》有可能是《黄帝四经》的思想来源之一。这样，《三德》也可以视为黄老道家早期文献。第三，《三德》的一些用语和表达方式与《大戴礼记》等儒家文献密切相关，这是有些学者将其归为儒家的原因。但我们发现，和《三德》相近的儒家，是那些重视明堂制度的、较之儒学精神更重儒家礼仪、可以将其理论实际运用于政治实践的那部分儒家，这部分儒家身上往往带有强烈的阴阳家色彩。而黄老道家作为一种包容百家的、实用主义的政治理论，同样对逻辑简明、实用性强、容易理解接受、又具有强烈天道色彩的阴阳家理论，做了充分的吸收和采纳。就是说，通过明堂制度，通过阴阳家说，我们发现，儒家的一部分思想内容和黄老之说有重合之处是非常合理与自然的。原来由于材料的欠缺或注视的不够，只有少数学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大量的出土文献则将这种现象不断呈现出来。上博楚简中除《三德》外，《天子建州》也反映出儒家和黄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也正是本成果将“上博简《天子建州》‘文阴而武阳’章新诠”作为附录加入的原因。《三德》的重要价值还在于，我们可以由此考察黄老道家中的重要角色——黄帝，是如何进入其思想系统并发挥作用的。

这项工作的第二步，是研究早期黄老道家的特色以及从早期黄老道家到全盛期黄老道家的演变历程。利用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我们可以考察早期黄老道家如何利用各种天道观和宇宙论构建政治哲学。利用上博楚简《凡物流形》，我们可以探讨黄老道家如何把虚无的、难以接近的“道”转换为在政治生活中可以切实感受、发挥出现实效用的“一”， 可以探讨从养身到治国这一重要理念在出土文献中是如何得到体现的。

从天道到人道是黄老道家的主要思路，通过对出土文献的考察，我们发现，黄老道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论证。第一是将天道的作用与原理落实到人间，在《黄帝四经》中，这主要表现为阴阳刑德的学说，而在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中，则表现为“天道贵弱”的原理。过去的研究过于重视《太一生水》作为一种独特宇宙论的思想意义，结果遮蔽了《太一生水》下半部分“天道贵弱”篇的独特价值。在第四部分第一章“《太一生水》‘天道贵弱’篇的结构与思想”中，笔者通过详尽的分析，发现《太一生水》上下两部分其实应该是两篇独立的文章，现在将两者合在一起讨论是很多误解的源头。其中引发大量争议的“道”和“名”，均需从“天道”的角度去理解。“道”指的是“天道”，“名”指的是“天道”的原理与作用。从天道至人道是此篇的基本思路，由特殊地理形势引申出的“天道贵弱”是原理，政治上的成功与生命的长久，是实际的功效。如果确认《太一生水》“天道贵弱”篇具有典型的黄老思想特征，那么，和《太一生水》合抄的郭店楚简《老子》的性质就值得再探讨。与“天道贵弱”篇有着密切关系的《老子》第七十七章在郭店楚简中没有出现，这是偶然现象，还是有可能在“天道贵弱”篇基础上形成了《老子》第七十七章，就成为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史话题。我们发现，在《老子》中有很多既讲天道又讲人道的章节，要求人道必须和天道相配合，这是典型的黄老思路，有趣的是，这些有着典型黄老思路的内容全在今本《老子》的最后部分，也是郭店楚简《老子》所不见的部分。在道家思想史上，原始的《老子》如何走向具有黄老色彩的《老子》，是一个极富魅力但又很难解决的课题，现在《太一生水》“天道贵弱”篇的出现，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呢？本成果附录一“论《老子》的天之道”，虽然和出土文献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笔者却将其附录于后，就是因为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探讨。

从天道到人道的第二种论证方式是通过宇宙生成论来导出人间政治哲学，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半部分和上博楚简《恒先》均是如此。《太一生水》上半部分向人展示了明白无误的宇宙秩序，然后启示人应该怎么做，可惜后面的部分因为残缺不得而知，但从天道到人道之思路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上博楚简《恒先》保存基本完好，如本成果第二编第一部分第一章“《恒先》的编联与分章”、第五章“从‘自生’到‘自为’——《恒先》政治哲学探析”所示，《恒先》也可以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一部宇宙生成论，下半部分则是政治哲学，其基本思想构造是通过宇宙生成的原理为“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解决“天下之事”“天下之名”（还包括“天下之作”“天下之为”“天下之生”）问题时，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原则。

无论是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半部分，还是上博楚简《恒先》上半部分，都为我们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见的、别具特色的宇宙生成论，国内外大量的学者都被这些宇宙生成论所吸引，热衷于讨论物理意义上宇宙生成论的具体细节。在笔者看来，这是被现象牵引，而没有注意到本质问题。本质问题在于，黄老道家所使用的宇宙生成论是不值得过分重视的，早期黄老道家引用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宇宙生成论和天道原理，只是将其作为一个途径、一种工具，最终无不是为了导出某种人间政治的合理性。

以《恒先》的气论为例，为了证明自生自为这种政治理念的合理性，《恒先》描述了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气论，那就是“气是自生”理论。过去我们依据传世文献，只能将万物生成的动力归结为阴阳气化论一种模式，现在通过《恒先》，可以明确地提炼出另外一种动力因，那就是自生模式。笔者认为，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在中国哲学史上找出了另外一种万物生成动力说，而且说明了黄老道家为了证实现实政治原理的合理性，可能对当时的各种天道论做了有意识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普通的生成论中，阴阳气化的生成动力说已经足够，但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才有意强调了、突出了“气是自生”之生成论。因此，楚简也就为我们研究黄老道家早期多元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这就是第一部分第四章“《恒先》的气论——一种新的万物生成动力模式”所要突出强调的问题。

通过这些早期的黄老道家文献，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些文献都提到“道”，都有将“道”视为最高原理的思想背景，但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却又常常将“道”刻意置换成“天道”“恒先”“恒”“一”等其他名称，这绝不是偶然的。正是黄老道家把虚无缥缈的“道”转化成了一种既不失绝对性、权威性、神秘性，又可效法、可遵循、形象直观、易于接受的存在。如《凡物流形》“能执一，则百物不失；如不能执一，则百物具失”所示，在黄老学政治理论中，生成论意义上“一”和“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现实生活中“一君万民”式政治体制得以成立的根本条件。这样的“一”虽然保有“道”的至高地位，但却脱离了“道”玄远、虚无的特征。《凡物流形》说“是故一，咀之有味，嗅〔之有臭〕，鼓之有声，近之可见，操之可操，握之则失，败之则槁，贼之则灭”，真让人大为惊讶，不仅因为这是传世文献所不见，也因为这段话极为鲜明地反映出，到了黄老道家这里，“道”已经完全从感官无法感知、语言无法表达、知识无法论证的对象变成人人可以触摸、亲近的对象了。

虽然《凡物流形》中的“心不胜心”章内容不多，但也极为有趣，笔者在第三部分第二章“《凡物流形》‘心不胜心’章疏证”中指出，只有和《管子》四篇等黄老道家文献对读才能了解其文意。“心不胜心”章前面是心术理论，后面落实到了政治实践，这为我们了解早期道家中“养身”观、“心术”观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成果之所以将《马王堆帛书〈物则有形〉图试解》一文放在第四部分“其他文献研究”中，也是因为《物则有形》图和道家心术理论有密切关系。

在对具体出土文献做出详尽的分析之后，笔者尝试对一些关键的基本的问题做出整合性的回答，这就是“基本问题”讨论的内容。通过第一编第一章“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和第二章“黄老思想与民间术数——以出土文献为线索”，笔者试图回答这样几个大问题：第一，如果说黄老道家的典型思维是从道论到政论，那么，是否存在“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以及“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如果存在，是什么导致两者得以有机关联，最后形成以“黄老”命名的宏大思想？这种有机关联最终又是何时何地形成的，以哪些文献为代表？第二，黄老道家中，黄帝是半壁江山，那么，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黄帝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使得这种思想变得宏大、富有活力和可操作性？以上两个问题，归结起来还是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黄老道家中的黄帝。如果说出土文献促进了黄老道家研究，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活生生的、在古人的现实生活中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和黄帝相关的资料。相信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这方面的资料还会累积和增加。第三，黄老道家中，是否存在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有的思维模式、文本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如果真的存在，那么我们等于找到了一种易于识别的符号，这将更有利于黄老道家的展开。

就结论而言，第一，笔者认为在全盛期的黄老道家中的确存在着“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与“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两者之所以得以有机关联，是因为两者既存在关于世界结构的共同认识，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同的职能与分工。从文献上看，“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与“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未必同时呈现于不同的文本；但从思想看，这两条系统明确存在，相互涵摄，相互补充，交汇而成具有实际政治效应的黄老道家理论。

第二，通过研读大量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正是通过黄帝这个媒介，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才得以导入其理论系统中，使之既具有现实操作性，又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了解了黄帝在黄老道家天道论中的作用与地位，黄老道家之称谓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有学者认为，黄老道家中，黄帝只是为了提高学说的影响而设置的可有可无的假托，其实不然，依靠了黄帝代表的规则、禁忌系统，从天道到人道才得以真正落实。黄老思想何以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可行性，仅仅从老子思想的角度展开是不够的，更需要从“黄帝”的侧面加以开掘。黄老道家中，以黄帝为代表的资料及其思想其实是重头，但过去的研究大部分停留于《老子》思想如何走向黄老思想。现在有了比较充足的资料，可以整理出一个比较系统的线索和完善的框架了。

第三，正因为从天道到人道是黄老道家思想展开的必由之路，所以很容易发现，黄老道家的文献中上下篇结构非常多见，即上篇的道论和下篇的政论形成鲜明的对应关系。思维方式往往简单明快，不做复杂的论证。而文章的表达则多以韵文方式出现，便于传播，语言多带有禁忌的色彩，体现出不容置疑的权威和自信。所以，那种易于识别的符号和特征，笔者认为是存在的，这对今后的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