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待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态度

批判、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从微观上讲，涉及如何看待我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一些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问题。例如，除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外，还有“智仁勇”(天下通行的美德)、“忠孝廉耻”、“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从宏观上讲，涉及如何对待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这是自近代以来我国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批判、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既离不开对我国传统价值观中一些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具体分析，更离不开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宏观分析。

思想、道德和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存在，是以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来分布的。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由于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因而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从而也就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例如，日本人崇尚“武士道”，印度人有着根深蒂固的种姓意识，西方人爱说“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阿拉伯人则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如此等等。

这种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是民族识别和自识的重要标志。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正是以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其中尤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标志。

人类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要以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及道德精神作为载体和基础，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与道德财富的积淀、发展和进步，与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历史发展中积淀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核心价值观，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在如何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不仅我国自己存在许多争议，在世界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20世纪世界两大著名的文化学(史)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塞缪尔·亨廷顿，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上，是两大代表人物。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走向和世界和平、繁荣的希望。他说：“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生活方式。”因而，汤因比主张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主张“中华文明优越论”。

汤因比预言：

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结合，将是人类最美好和永恒的文化。

人类要想解决21世纪的问题，必须要到中国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

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

塞缪尔·亨廷顿则从“文明冲突论”的角度，把中国的儒教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一道，列为21世纪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挑战的两种文明，认为在21世纪，将会发生一场以“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为起因的全球战争，主张一种“中华文明威胁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他从“文明冲突论”的角度，主张“中华文明威胁论”。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亨廷顿明显地将儒教文明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言明中国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

马克思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正是我们今天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估这种“条件”，如何在批判、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是我们首先碰到并需要正确面对的问题。五四时期，曾有人提出过“全盘西化”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出现过一种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倾向，曾出现过一股“蓝色文明”的思潮。它们都以极端的态度否定这种“条件”的价值，表现出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或者，还有这样一种态度，即认为凡是祖先承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或完美无缺的“国粹”，因而应该原封不动地予以“复兴”，表现出一种国粹主义、复兴主义。

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断绝了历史与传统的联系，主张对一个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予以全盘否定，其中，尤其是对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全盘否定，把传统与今天截然对立起来，否定历史的承传性。

国粹主义、复兴主义，则主张全面复古，主张全面恢复一个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问题、道德问题和文化问题，都是否定和丢失民族传统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及传统文化的结果。

显然，无论是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还是国粹主义、复兴主义，都是以一种极端的态度对待一个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不是我们正确对待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科学的、应有的态度。

同时，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最进步的社会制度，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该是人类社会最进步的核心价值观，是顺应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核心价值观。今天，我们不仅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来看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而且应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相互激荡的过程中看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积极进行价值创新，做到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承接。

因此，对待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处理”，即真正做到“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又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

这种“处理”，有两重含义：

一是把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植根于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深厚价值资源的基础之上；

二是使批判、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成为自觉地克服和剔除封建糟粕，积极地汲取人类文明、世界文化尤其是各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有益成果的过程。

前者是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保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代表世界先进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前提。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它与封建的核心价值观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它与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的历史趋势是根本一致的，需要我们积极地汲取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所获得的一切有益成果。

也就是说，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对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创新、弘扬和发展，既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也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而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适应历史时代的变迁、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到古为今用。

具体地说，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首先，正确分析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社会相适应、与专制政治相协调、以天道神意为核心的一元化价值观念体系，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现代价值观念体系有本质区别。

现代价值观念，是一种以工为本、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与民主政治相协调、以崇尚理性与尊重个性为核心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价值观念体系。

“仁义礼智信”作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同“三纲”紧密相连的，是受“三纲”制约并从属于“三纲”的。因此，在本质上，它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社会秩序服务的，其精神实质包含了大量过时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糟粕。

例如，传统核心价值观讲的“仁”，是受封建宗法等级限制的亲爱之情；“义”，是以封建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准则；“礼”，是直接反映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智”，是封建道德观念的确立；“信”，是对等级社会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的忠诚、践行。

所有这些，我们在分析“仁义礼智信”传统核心价值观时，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仁义礼智信”作为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其中又确实包含着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中许多一般性、共同性、普适性的有益成分，反映了人类价值认识中的许多价值共识。这些内容，构成“仁义礼智信”的精华，其中的合理因素，可供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根据时代精神予以改造，从而使之成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价值资源。

其次，科学对待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中共通的有益成果。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进步的动力。多样的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长期共存，在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交锋中相互融合，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例如，在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的发展史上，西方文化和我国文化就有很大的不同。以对人的德性价值认识为例。西方文化认为，培养人的德性，就是使人成为一个肉体与心灵和谐统一的道德上完善的人，古希腊柏拉图提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大德”。

在《欧洲伦理生活史》一书中，英国学者莱基将人的德性分为以下几种：严肃的德性，如庄敬、虔诚、贞洁、刚正等；壮烈的德性，如勇敢、牺牲、忠烈、侠义、坚毅等；温和的德性，如仁慈、谦虚、礼貌、宽和等；实用的德性，如勤劳、节俭、信用、坚忍、谦和等。其德性认识的价值前提，是人与人的平等，是一种公民品德的传统，以个体为本，强调个体的内在品质，与民主和法治社会相适应。

我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提出“仁义礼智信”、“智仁勇”、“忠孝廉耻”、“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德性规范。其德性认识的价值前提，是人与人的等级，是一种臣民品德的传统，以社会为本，强调个体的外在规范，与专制和人治社会相适应。

此外，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一些概念，含义比较明确，人们也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等等，我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一些概念，含义则比较模糊和多义，人们一时难以理解其内涵。这种差别，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及其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具有很大不同，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最后，科学区别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原义、他义和今义。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已经绵延两千多年，其内容、结构和功能屡有变化，可以说，在不同时代都有所不同。尽管对“仁义礼智信”的理解都遵循大体一致的理论框架，有着相似的思维方法和相同的问题意识，在根本的理论根源上彼此认同，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难免发生变异。

因此，我们今天要研究、评估、改造、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就要进行谨慎而细致的辨别真伪的工作，要明确原来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的含义是什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变异；如何用当代的视野去观照“仁义礼智信”的时代含义。也就是说，要辨析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原义、他义和今义。

所谓原义，是指由孔孟确立、董仲舒完善的，体现在原始儒家经典著作中的“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理论形态和思想内涵；

所谓他义，是指“仁义礼智信”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对原义的修正和趋附，在思想、政治和社会诸层面发生的不同于原义，产生了变异的理论形态和思想内涵；

所谓今义，是指以今天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视角，观照“仁义礼智信”的“原义”和“他义”，并从时代的需要和实践出发，把历史与时代、民族与世界连接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从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规律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多方面汲取养料，其基本途经主要包括：

一是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实现古为今用；

二是大胆地吸收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一切有益成果，实现洋为中用；

三是积极探索体现社会主义价值本质和价值理想、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观，积极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