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提问的诀窍
美国《底特律新闻》的社论作家杰克·海敦说：“新闻事业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行业。大约有99%的新闻是部分或全部以访问，也就是向人提问题为基础写成的。”面对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提问的成功与否，关系着采访乃至通讯写作的成败。
有些人在提问的功夫上，相当有造诣。孟子善辩，这得益于其提问的本事。有学者指出：“孟子辩论的‘巧’字，最重要体现在一个‘问’字上。”翻开《孟子》，处处都可以看到他在提问，他提问的方法因人而异，讲求艺术——或启发引导，或层层推进，或欲擒故纵……呼吸变化，奔腾控御，若捕龙蛇……
成功的采访也要讲求这样的节奏感，就像一首乐曲从慢板到行板再到快板，从一些具体可感的问题入手，缓缓深入调动起被采访者的情绪，然后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直至高潮。
一般而言，当记者与采访对象第一次面对面时，双方都会有一种陌生和疏离感。这时，如果急于提出一些概念化问题，采访对象要么卡壳，要么不知所云地对答一番，只会为采访增加难度。
《永恒的召唤》中有一对年轻恋人司占杰和田星，他们是麻风病康复者志愿者。我们先后对他俩进行了采访。
先是采访司占杰，记者发问，我在旁边听着。
司占杰有些拘谨、不太善于表达。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受过高等教育，曾经出国留学，有着远大的前程，却选择做麻风病康复者志愿者。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内心在追求什么？
面对“动机”、“追求”这样的概念性问题，司占杰显然有些发懵。他先是非常结结巴巴地讲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想结束。后来觉得这个问题重大，要多回答一些，又流水账一样讲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可能他觉得自己回答得并不理想，于是，就愈发局促起来。
我拦下话问道：“当志愿者，有哪些让你感动的事情？”
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了。说起这些，司占杰的表达立刻流畅了起来。他讲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你打算坚持多久？”……就像剥笋一样，我边听边归纳、梳理，一层层问下去。
五六个问题下来，故事和细节都问得差不多了，该收尾了。直到最后，我才提到雷锋：“还想问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雷锋？你是怎么看待雷锋的？”
司占杰回答：小时候听说过，但是比较模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后来，市场经济发展了，赚钱光荣。原来的一些精神没人要了。妈妈跟我说，她都不敢告诉人家我在干什么，怕丢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又回到山沟里了。但我选择了坚守，这可能有点像雷锋。说完，他就笑了。
采访已经结束，我总结说：你刚开始做律师，是外力强迫，非心所愿。后来做义工，是听从内心的呼唤。你的价值是帮助别人，感受到一种自由。你给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圈，不是回到出发点，而是到了价值实现的更高点，这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螺旋图。
听了这些总结和概括，占杰感受到一种理解，他频频地点头。
采访结束后，我适时地对参加采访的记者谈到“提问”的技巧：采访一个人，不要过多提问，先让他说，然后抓住一两个细节引申开来。问他这个那个是怎么回事，让他讲故事，他就自然地把很多东西讲出来了。不要一开始就问很大的问题。大问题，要留在最后才问。有的采访对象不善于言谈，记者在采访中要及时将对方叙述中的亮点拎出来。如果对方讲得比较散，可以适当归纳一下，使对方表达思路更加清晰。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采访了司占杰的女朋友田星。这是一个温和、善于表达的女孩。第一个问题该怎么问？
女孩最感性，爱情在她们心目中的分量最重，我的发问就由此开始。采访不是刻板的、正襟危坐的。而是落座后，在寒暄、聊天中，不知不觉地将“你和占杰是怎么认识的”、“谈了几年恋爱了”这些问题提出。像聊家常一样，田星的回答很自然随意。
田星特别动情地讲起了自己第一次与占杰在天安门广场相见的经历。
我听完给她做了一个总结：你们的相识真是太浪漫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场景：拍电视的话，一开始就是天安门当背景，摩登和历史交织，田星站在那里四处寻觅，占杰带着十几个要去太和殿参观的麻风病康复者出现了，那些人中，有的是眼睛往外翻，有的还缠着绷带。在这种场景下，你们相见了。这就是两个人第一次会面的场景，在一个交汇着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场面，各种元素在这里冲击、汇聚，十几个麻风病康复者就是你们相识的见证者……
我这一形象化的总结，打开了田星记忆的闸门。她谈起了去麻风病村的经历，《永恒的召唤》中所写的麻风病康复者编出凄美山歌的场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讲出来的。
聊了20分钟后，她才意识到采访已经结束了。她笑着说，“这和我想象的采访不一样。这样我喜欢。”
在采访一些比较抽象的主题时，尤其需要形象化的提问。如何用浅显而生动的提问开启采访，并把话题逐步引向深入，使深奥的道理得到直观的表达，这是需要记者用心训练的一项能力。
2014年，我领衔采写长篇通讯《面向未来的赶考》，主要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这一联系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我先后深入河北省正定、阜平两个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县采访。跟当地干部群众座谈时，我们关心的问题有几个大的方面：一是总书记当时与群众交流的细节；二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当地发生的变化；三是老百姓对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看法。
关于这几个问题，采访对象都有些不错的回答，但是其他媒体已经报道过很多了。有些回答虽然中肯，但流于一般，不能给人留下印象。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把这三方面关联起来，而不是让它们彼此孤立存在？
我想到了65年前，共产党人在西柏坡起身前往北京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赶考的一段对话。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既然主题是面向未来的赶考，赶考就一定会有成绩。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提问：请干部群众给我们的党风现状打分。采访对象感到耳目一新，他们的回答虽有差别，但各有道理，这一下子让采访内容变得丰富、新鲜、深刻起来，也与主题、历史紧密地勾连起来，让我们的采访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
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正定县塔元庄村民中心的会议室里。听到这个问题，几十位村民和村干部都很意外。当时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开展半年多了，各方面也曾就百姓意见做过调查，但一般只是局限于对此次教育实践活动的评价，并没有拓展到党风上，更没有人提到过“打分”。“打分”，给出了一个量化的尺度，大家开始热烈讨论。
“95分。”大部分村民打出了高分。
“我给100分。”村民刘朝快人快语，“我亲眼见到了总书记，他接地气。我们党有希望。”
…………
听了村民的打分，我又问身边的正定县委书记王韶华：“王韶华书记，你打多少分？”
王韶华没想到自己是陪同来采访，反而成了被采访的对象。他琢磨了一会儿说：“打90分吧。”
我又追问：“那10分是怎么扣的？”
他说出自己的理由：“一是经济转型离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党风改善有了好开端，还不等于好结果。三是改善民生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大气污染，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在正定县城，我们又采访了当年的一些老同志，他们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后，我也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何玉等三位正定县老同志打了80多分——“良”。
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为什么呢？”我问道。
“我要留点余地。”何玉等人解释说，“人们有一个担心，担心今天抓作风力度大，明天会不会又没劲儿了；大伙儿有一种盼望，盼望好作风能长久坚持下去。”
谈到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家普遍给党风现状加了5分。
在阜平县，我又把同样的题目出给了县委书记郝国赤，他的回答更有趣：如果按照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抓下去，我们党就能考进“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
我注意到，说到最后，他握了握拳头：“我们要努力中状元！”
这篇通讯的主标题是《面向未来的赶考》，“打分”的提问，不仅在形式上与“赶考”十分契合，而且含义深远：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时代出了考题，而人民是考官。以“打分”为提问的采访内容，被原汁原味地写入文章最后一部分。
正是这个精巧的提问设计，打开了采访的新空间，也为深化主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