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采访场地的选择
1942年，穆青同志进入延安《解放日报》的第二天，就同张铁夫一道采访了劳动模范赵占魁。赵占魁是陕甘宁边区农具厂的工人，老实肯干，不善言谈。穆青和张铁夫提出一连串问题，赵占魁的回答总是“没什么可说的”。没有办法，穆青和张铁夫只好同赵占魁一起生活：白天，两人给赵占魁打下手；夜晚，与赵占魁同睡一炕。在20多天时间里，穆青边观察，边体验，边收集素材。正是因为在自己的生活地和工作场，赵占魁表现出真实的自我。也正因为如此，穆青和张铁夫把握了赵占魁的特质。他们依靠扎实采访写成了通讯名篇《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和《赵占魁同志》。
美联社记者休·马利根说过：“假如让你选择访问的场所，要设法做到在后台约见演员，在车站约见侦探，在会议室约见法官，在室外竞选讲台约见政治家，在栏圈里约见斗牛士，这样如果没有恰当的话可供引用的话，你至少也可以从他所在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主题。首要的是，要避免在旅馆的房间里约见被访问的人。”
被采访人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生存地与工作场接受采访，才能表现自然，如鱼得水，活跃生动。离开了那里，他们就像被从水里提溜出来的鱼，没了生气。面对这样的采访，主角往往没有气场，人物的精气神也就无法表现出来。
因此，一般而言，通讯创作者应尽可能选择在采访对象生存地与工作场进行采访，还原真实、保留气场，体会采访对象的真情实感和特质。条件许可，还可以与采访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便于更深入地观察和了解采访对象。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采访马班邮递员王顺友，开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王顺友长期一个人走山路，不善言辞，很木讷。张严平就走进他的工作场——跟随王顺友走山区邮路，走了两天，才走进王顺友的内心世界。宿营在原始森林里时，大家燃起篝火，扯成圈儿跳起了舞。
此时，一向拘谨、少言寡语的王顺友也跳得如醉如痴。他不停地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今晚真像做梦，20年里，我在这条路上从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如果天天有这么多人，我愿走到老死，我愿……”然后，这个苗族汉子用手捂住脸，哭了。这是多生动的一幕啊，也是王顺友平时很难被看到的一面。
张严平后来介绍说：“了解一件事不难，但要了解人的内心非常不易。写人物通讯，不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不能感知他的世界，就算知道他的故事，也都是游离的，没有生命力。当你置身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不用言语就能体会他的一生。”
在《“三北”造林记》的采访中，我尽可能将采访地点安排在治沙现场或者采访对象家里，这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环境了，没有拘谨，更没有生疏感，因而也最容易表现出他们的“真我”来。
比如采访王有德。这个西北大汉，外表豪放粗犷，长着一只红亮亮的大鼻子。他是宁夏白芨滩林场厂长、全国治沙英雄，因为与媒体常年接触，回答问题尽是领导讲话的范儿。前期采访的两位记者回来对我诉苦：“谈了半天一无所获，头疼死了。”
我去采访时，并没有和他在办公室里谈，而是来到他的治沙现场。那里黄沙漫漫，沙丘起伏，苍凉悲壮的景象一望无际。那是王有德生活工作几十年的地方。一到现场，王有德就表现出了他的真情实态。他非常得意地向我们介绍沙地里的各种植物，有种灌木学名“花棒”，王有德为它取了一个昵称——“沙漠姑娘”；杨柴，叫“沙漠小丫头”；樟子松，叫“美人松”……我捕捉到这一细节，就追问道：“怎么都是女孩的名字？”王有德的脸“腾”一下就红了，“嘿嘿”笑着，搓着手，脸上露出羞涩的表情。
这个粗犷的汉子意想不到地展现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现出与他外表完全不同的细腻。
恰巧，我们一踏进林场大门，大喇叭正在播放一首歌。我停下脚步，对大家说：“你们听，这是什么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此时，播放的竟然是《草原，我的情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很难找到这么神奇的巧合。我对随行的记者说，你们听到了吗？草原——我的情人，这就是王有德的情感世界，不是把树看作朋友、看作孩子，而是把树看作情人。这个粗犷的西北汉子，这个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与风沙抗争的人，却有着如此浪漫的内心世界。
王有德领着我们看治沙的现场，要跑三个点。我对他说：“我一个点提一个问题，好吗？”王有德一听，马上来了兴趣。三个地点，我分别提了三个不同的问题。在第一个点，我提了三个“假如”：“假如今天你经营的所有林场和整个绿地一夜被毁、一下子变成一片荒漠，你会怎么办？”“假如现在让你不当场长，担负着更高更重要的职位，比如到区里去负责管理，你怎么办？”“假如你今天一夜之间年轻30岁甚至40岁，有什么计划？”三个“假如”，王有德的回答全都是一个答案——治沙。这就是王有德。
当时，北风呼啸，黄沙飞扬。扬起的沙子打在我们的脸上，呛进我们的嘴里。我和王有德在风沙里边走边谈。彼时，王有德谈笑风生，意气风发，敞开心扉。试想，如果不是在采访现场，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生动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