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献综述
1.3.1 产业集聚的源动力
现有文献并未明确区分产业集聚的动力体系，本研究认为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动力包括源动力、集聚机制、外部动力。源动力是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力；政府是产业集聚的外部动力；集聚机制是产业集聚的自驱动过程。马歇尔（Marshall，1890）用产业地方化的概念来描述产业集聚，认为产业集聚的原因在于自然禀赋，或者宫廷的奖掖，其自然禀赋和宫廷的奖掖引起产业地方化观点后面隐藏的逻辑是影响供给的因素和对特定产业的需求引起了产业的地方化。
韦伯（Weber，1909）主要从工业企业的区位布局来考察产业地方化现象，似乎是首次明确提出产业集聚概念的学者，他认为集聚是一种“优势”，或是生产的廉价，或是生产被引诱到某一地点的市场化；他把引起集聚的因素分为两类，一是由于企业规模经济引起的工业集中，另一是因为企业间协作、分工和基础设施的共同利用引起不同企业在既定空间集中。
马歇尔产业区在福特制大批量生产方式浪潮中逐渐萎缩，产业区能够得到研究者再次关注，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马歇尔产业区经济特征的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意大利的中北部区域出现了以中小企业集中为内容的“新产业区”的普遍繁荣。新产业区理论在解释产业区形成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皮奥里和塞布尔（Piore&Sable，1984）认为，产业区被三种相互依赖的特征限定，它们分别是产业区与市场的关系，生产的弹性、平衡竞争与合作制度的建立；产业区与市场的关系强调产业区产品能够开拓海内外产品市场，符合市场要求，而生产弹性、平衡竞争与合作制度的建立则构成前一因素的决定性因素。斯多波和沃克（Storper&Walker，1989）认为，产业区是工业化的产物，并不是工业区位理论强调的原材料和消费地等因素的产物；他们还提出了区域规格与区域能力的概念来研究产业区的形成。贝卡蒂尼（Becattini，2002）认为，新产业区的形成在于区域存在着产业区形成的由价值观念、知识、行为、制度等构成的多元文化系统和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信用体系代表的供给条件和大量中产阶层出现产生的需求条件。中国学者王辑慈（2001）对新产业区理论作了大量的文献梳理工作，认为新产业区是基于一定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由社会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所组成的本地地方化网络，其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取决于新产业区内企业网络和劳动力市场网络的具体性质，以及这些为学习和创新而组织的网络形式，弹性专精、创新环境与创新网络是产业区形成发展的机制。
波特（1990）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研究产业的地方化现象，认为构成产业集群形成主要原因的钻石体系，可能源于构成钻石体系要素的部分关键要素所触发，如生产成本、相关产业、需求条件等。然而，庞德尔和圣约翰（Pounder&St.John，1996）认为，区位要素资源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没有决定性作用；继而他们强调，产业集群在哪个区域生成具有偶然性：产业集群的生成也需要一些能够对集群形成起触发作用的企业。
雅各布斯（Jacobs，1969）主要从城市增长的角度研究产业集聚过程。在解释城市的增长时，其强调城市的发展依托于产生出口的城市多样化过程，多样化产生技术产业间外溢的外部性，而技术外部性孕育和催生城市新一轮的增长；在这一过程，新的工作增加到旧有的工作中，从而使劳动分工更加多样化。
胡佛（Hoover，1975）认为，产业集聚有单一产业集聚与城市化集聚两种方式，技术进步、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流动性增强使得地区专业化日见稀少；而城市化集聚则强调城市的规模和多样性是引起集聚的重要因素，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与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城市化经济）之间，有着某种连续的，由小而大的层次关系，城市化经济是城市形成、功能和结构问题的基础。
普雷维什（Prebisch，1950，1959）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中心—外围结构的理论，他强调：中心和外围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最后成为中心的国家，然后通过中心和外围地区生产和贸易不平等性使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深，形成典型中心—外围结构。弗里德曼（Friedmann，1966，1972）从大城市系统拥有较好的创新条件去解释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认为大城市高度拥挤、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文化的异质性等因素是有利于区域创新的条件，出现创新的大城市地区能够凭借供给系统与市场系统的支配地位而逐渐强化自身的支配地位，从而形成与周边地区的中心与外围结构。增长极理论（Myrdal，1957；Hirschman，A.，1958）则强调极化区域偶然性因素引起的推动性工业出现是中心—外围结构出现的原因。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产业集聚的模型有三类，即中心—外围，区域城市体系，国家贸易模型（Fujita&Mori，2005）。中心—外围模型研究中心—外围结构如何形成，区域城市体系模型研究单中心经济体，多中心城市体系或者城市层级规模体系如何形成，国际贸易模型则主要研究产业如何因为前后向关联形成专业化分工或者集聚（Krugman，1991a，1991b；Fujita&Krugman，1995；Fujita&Mori，1997；Mori，1997；Fujita，Krugman&Venables，1999；Baldwin，1999；Ottaviano，2001；Baldwin，Martin&Ottaviano，2001；Fujita&Thisse，2002；Baldwin，&Okubo，2006；Okubo，Picard&Thisse，2010）。三类模型均强调在运输成本、张伯伦传统意义上的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历史偶然的因素或者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
一些实证研究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仍是解释产业集聚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自然资源、要素禀赋、技术差异等，但这一观点也存在争议。金（Kim，1995）根据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用原材料成本表示的比较优势与用平均工厂规模表示的规模经济与胡佛系数（Hoover，1936）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金（Kim，1999）研究发现，美国州在1880至1987年间二位数产业的地理分布大部分可以由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解释。埃利森和格莱泽（Ellison&Glaeser，1999）根据1987年美国州的数据研究了电、天然气、煤炭等自然优势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大概有20%的产业的集中可以被自然优势解释。格莱泽和科尔哈塞（Glaeser&Kohlhase，2004）研究认为在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情况下，自然资源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已日益微弱。在中国国内，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以中国省份产业数据占全国的相对份额测度产业集聚，研究发现地区传统比较优势农业资源与人力资源因素对产业地理集聚的解释比较显著，新经济地理的市场规模因素只得到部分支持。路江涌和陶志刚（2007）根据E-G指数研究了制造业在中国的集聚因素，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产业集聚，而溢出效应、运输成本、自然禀赋是影响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1.3.2 产业集聚的外部动力
新产业区理论看到了政府在产业区形成中的作用，皮奥里和塞布尔（1984）强调政府在平衡竞争与合作制度建立方面的作用；但是阿敏和思里夫特（Amin&Thrift，1992）强调，产业区的形成有许多严格的约束，这些约束包括关键多数的专业技术、技能、快速变化和增长市场的融资、商业文化传统以及制度基础，还有企业家通过劳动分工促进增长的传统，缺乏这些条件，鼓励马歇尔式增长的努力可能失败。
波特（1990）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对政府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作用结合钻石理论做了粗略的阐述，认为政府与其他关键要素的关系既非正面也非负面，主要影响如下：（1）政府的补贴、教育和资金市场等政策会影响钻石体系的生产要素，对国内市场需求也有影响，政府对产品规格标准的制定和政府的需求，可能使得政府既是产业发展的助力，又是产业发展的阻力；（2）政府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环境，从而影响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者的形态；（3）相关与支持性产业、需求条件、生产要素的基本情况反过来也影响政府的政策。波特从国家竞争优势视角，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来研究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其理论对于产业集群位于国家何处，产业集聚在何地，并不关心。某种意义上，波特对政府在产业集群形成中所起作用的研究类似于政府政策对国家产业或者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
对于城市化多样化的产业集聚，雅各布斯（1961，1969）认为，政府主要在分配资本与城市规划方面起作用：分配资本帮助城市新企业的产生，促成城市的多样化；城市规划帮助城市产生导致城市多样化的条件。奥沙利文（O'Sullivan，2000）认为，政府可以在地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工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方面发挥作用，从而吸引劳动力和厂商的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
新经济地理学（Baldwin&Venables，1995；Puga&Venables.，1997，1999；Forslid&Wooton，2003；Baldwin，Forslid&Martin etal，2003；Forslid，Haaland&Knarvik，2002）对政府在产业集聚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府政策的影响方面，认为政府政策通过价格指数影响产业集聚，因而政府在产业集聚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促进集聚也可能阻止集聚，但是集聚并不完全取决于价格指数从而取决于政府政策，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还有消费者对于工业产品的支出份额，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
1.3.3 产业集聚的集聚机制
现有研究表明产业集聚的机制在于产业集聚的外部性，而外部性又是产业集聚的结果，逻辑上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外部性被分为技术外部性与金钱外部性（Scitovsky，1954），技术外部性指企业的产出依赖于集聚企业之间其他企业的要素投入与产出，金钱外部性指企业之间利润依赖于集聚企业之间由于产业前后向关联而产生的成本上的节约。外部性除了本身源自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还通过给区域带来技术进步和成本节约促使区域产生强烈的竞争力，构成产业集聚的效应，产生新的外部性；因而作为产业集聚机制的外部性与作为产业集聚效应的外部性就互为因果关系。
马歇尔（1890）最早对外部性进行了论述，他把引起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经济，另一类是外部经济。新产业区区别于传统产业区理论的特性是在重视外部性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时强调了弹性的生产方式，在新产业区形成机制的研究方面，除了强调外部性以及强调作为外部性产生与表现机制的网络性、嵌入性、创新性（Scott，1993；Pyke&Sengenberger，1992；Harrison，1992；Remigio，Alberto&Richard，1997）之外，特别强调生产的“弹性专精”特性。与新产业区基本范畴的认识存在差异一样，研究者对于新产业区形成机制的认知也存在一定差异（Piore&Sabel，1984；Remigio，Alberto&Richard，1997；Storper，1997；Bramanti&Maggioni，1997；Capello，1999），但一般可以认为：新产业区是适应多样化的需求而形成，产业在地理上集中的动力是企业为了利用范围经济和创新环境，专业化分工，节省交易成本，应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增强自身创新能力自驱动的结果，而产业区的形成反过来又促成了区域范围经济和创新环境、专业化分工与创新能力。然而帕克和马库森（Park&Markusen，1995）强调，新产业区的形成可能完全是政府和跨国公司外生性行为的产物。
波特（1990）认为，当集群内企业的数目达到关键多数时，会出现自我强化的过程。波特在这里强调了金钱外部性，其还关注规模经济和技术外部性对产业集群的作用，认为大型的国内市场有利于企业大量投资、提高技术、发展生产率，而产业集群激烈的竞争则有助于形成有利于企业创新和发展的外部经济。
雅各布斯（1961）认为，城市是经济多样性的发动机与新企业的天然孵化器，城市商业的多样性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角度对城市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城市多样化有效地集中了经济资源，而城市的多样化集聚又必然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多样化。奥沙利文（2000）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交换的前提，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不能自给自足，而地区的比较优势、生产上的内部规模经济与生产、市场销售方面的集聚经济则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一致将产业集聚机制归之于集聚区域市场扩大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产生的以产业间或产业内前后向联系为基本内容的金钱外部性（Krugman，1991a，1991b；Fujita，Krugman&Venables，1999），或者技术外部性（Martin&Ottaviano，1999；Baldwin，Martin，&Ottaviano，2001）。新经济地理理论（Krugman，1993；Fujita&Mori，1996；Fujita&Mori，2005）也承认第一自然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但认为地理因素可能只起催化作用，一旦区域的集聚经济形成，最初的区位相对集聚经济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而言就不重要了。藤田昌久和莫里（Fujita&Mori，2005）将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分为两代模型分析框架，认为第一代模型过于依赖特定的效用模型和生产函数、运输技术等假定，所以不少研究对其进行了拓展。拓展表现在修改D-S模型垄断竞争效用函数为准线性效用函数（Ottaviano，Tabuchi&Thisse，2002；Behrens，2004），放弃区域同质性和工人同质性的假定（Matsuyama&Takahashi，1998；Mori&Turrini，2005；Amiti&Pissarides，2005；Zeng，2008），将集聚与增长联系起来（Baldwin，Martin&Ottaviano，2001；Baldwin，Forslid&Ottaviano et al，2003；Yamamoto，2003），引入企业异质性（Baldwin，&Okubo，2006；Okubo，Picard&Thisse，2010）等，但是这些技术变化并没有突破克鲁格曼（Krugman）等人在建立空间模型中沿用的垄断竞争的张伯伦传统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先验假定，因而这些研究不可能突破原有产业集聚机制取决于偶然扰动引起的外部性或者外部性的观点。（注：藤田昌久和莫里（2005）及藤田昌久（2007）认为，在产业集聚的研究中，源于知识外部性的集聚力分析较少。其实，金钱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往往相互联系，合而为一。产业集聚分析的重点不在于分析金钱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而在于分析是什么原因使产业集聚在一起，产生金钱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
现有对于产业集聚机制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关联、外部性、交易成本等因素上。（注：产业关联、节省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实质上属于金钱外部性的范畴。）实证层面，研究者根据各自研究目的对影响不同区域产业集聚的因素进行了考察。埃米蒂（Amiti，1997）研究了传统贸易因素、新贸易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对产业地方化的影响，发现新贸易理论的市场规模效应与新经济地理的市场关联能够促进产业地理集中。哈兰、金德和科纳维克等（Haaland，Kind&Knarvik et al，1999）研究了欧洲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比较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对经济地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代表市场规模效应的产业需求地方化。罗森塔尔和斯特兰奇（Rosenthal&Strange，2001）基于美国的数据在州、县与邮递区号（Zip code）层面研究了劳动力共享、技术外溢、自然资源与运输成本等产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研究发现劳动力共享在各个层面对产业集聚的正面影响十分稳健，技术外溢仅在邮递区号（Zip code）对产业集聚产生显著积极影响；而自然资源仅在州的水平具有积极影响，在更低层面几乎没有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语境中，贸易政策是影响广义运输成本的因素。在贸易政策与运输成本研究方面，汉森（Hanson，1998）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对于区域的产业集聚具有重要作用；罗森塔尔和斯特兰奇（2001）研究发现在美国州的层面，运输成本对于产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
在中国国内，文玫（2004）通过实证发现新经济地理的市场规模、运输成本等因素对工业集聚作用明显；金煜、陈钊和陆铭（2006）认为文玫（2004）没有考虑工业集聚中的政府作用，在引入政策因素的基础上他们研究发现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与新经济地理因素外部性、市场规模、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产业集聚。
1.3.4 产业集聚的效应
产业地方化导致的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被称之为MAR外部性，而源于城市经济的多样化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外部性被称为Jacobs外部性。作为集聚机制的金钱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既是产业集聚演化的结果，又构成产业集聚的动力和效应。
在产业集聚效应的实证层面，一般认为产业集聚对集聚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创新和产业集聚绩效等方面会产生影响。
然而，是产业地方化还是多样化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没有一致的结论。中村（Nakamura，1985）根据日本二位数制造业数据运用专业化和地方化集聚经济指数研究专业化与地方化对劳均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日本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集聚效应，一般而言城市化经济对轻工业效率提高有更多影响，而地方化经济对重工业效率提高有更多影响。亨德森（Henderson，1986）根据巴西和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多数情况下产业地方化较城市化经济对产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一般而言外部规模经济是地方化而非城市化。格莱泽、考拉尔和斯格因克曼等（Glaeser，Kallal&Scheinkman et al，1992）根据美国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多样化经济有利于产业增长，而地方化则对产业增长起相反作用。
对于产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费尔德曼和奥德斯（Feldman&Audretsch，1999）根据美国城市产业的数据研究了城市多样化与专业化对创新的影响，他们直接采用新产品而非间接用专利来测度创新，用类似地区产业就业区位商的指标测度产业专业化，用类似区域产业集群就业区位商的指标来测度地区多样化，研究结论支持多样化而非专业化对创新有显著影响。沃斯培根和肖恩马克斯（Verspagen&Schoenmakers，2000）根据跨国公司的数据，将专利引用测度技术外溢，用地理距离、技术距离、专利应用数目等变量研究了产业集聚的技术外溢现象，研究表明地理距离与技术距离对产业的技术外溢影响显著。
对于产业集聚对产业绩效的影响，也存在不同例证，史塔伯（Staber，1997a）根据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洛特林根产业区（Reutlingen textile district）纺织产业集群的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检验了弹性专精的企业与水平或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生存优势，研究发现与一般理论预测相反，水平或垂直一体化企业比弹性生产企业有着更为强烈的生存能力。范和斯科特（Fan&Scott，2003）通过赫芬达尔指数以中国为例研究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认为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者还试图通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先验的规模报酬递增、贸易成本等假设来研究这些地区生产率的差异（Ciccone&Hall，1996；Hu，2002；Bosker&Garretsen，2010；范剑勇，2006），认为集聚地区与非集聚或者集聚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在于集聚地区存在一种先验的规模报酬递增，或者更低的贸易成本。
1.3.5 产业集聚的演化
研究文献常用产业集中度、区域基尼系数、行业分工指数等统计指标来研究产业在空间的集聚和变迁（Krugman，1991b；Fan&Scott，2003；梁琦，2003；范剑勇，2004；黄玖立，李坤望，2006；冼国明，文东伟，2006）。在产业集聚的最终演化方向与驱动机制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变化与产业集群的生命活力方面。阿敏和思里夫特（1992）认为新产业区可能演变成全球网络中的具有中心支配能力的马歇尔节点，但即使是马歇尔节点也面临全球化竞争的挑战。哈里森（Harrison，1994a，1994b）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下，产业区的社会嵌入性的生产实践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在长期将由于跨国公司接管成功中小企业，或者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主导区域企业等级，或者由于以往成功的因素而陷入衰退，使得产业区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史塔伯（1997b，1998）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新企业的创办向产业区引入了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将淘汰旧的、过时的企业，构成区域内企业新旧交替的新陈代谢过程；强调产业区研究要关注产业区的动态变化，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洛特林根纺织产业区（Reutlingen textile district）由于很少有新成立的企业引入新的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因而产业区出现衰退。
沃斯兰德（Westlund，2003）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商业的作用，认为曾经主导瑞典钢铁产业区经济成功的社会资本构成了产业区经济发展的障碍，区域社会资本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外在环境发展变化对其提出的转型要求而进行调整变化。
由于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出现衰退的边界难以确定，其演化的实证一般都以案例研究为主。格罗伯（Grabher，1993）从社会学网络和路径依赖的视角对德国鲁尔（Ruhr）钢铁产业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鲁尔区钢铁产业集群曾经有过繁荣的过去，区域内集聚企业分工合作，结成网络，相互信任，信息共享；但正是区域内部企业之间的这种嵌入性的强联系使区域出现功能性、认知性与政治性锁定从而导致区域集群产业的衰退。
波特（1998b）研究了集群的诞生、演进和衰退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多数产业集群能够保持数十年的繁荣，但是也可能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僵化、外部需求的变化造成产业集群朝着衰退的方向演化。斯旺、普雷韦泽和斯托特（Swann，Prevezer&Stout，1998）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认为产业集群供给与需求方面存在接近消费者、降低搜寻成本、信息外部性、知识外溢等正的集聚外部性和投入产出的市场竞争和拥挤导致的负的外部性，这种集聚作用机制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分为产生（Rise）、成熟（Maturity）、衰退（Decline）三个阶段。安德森、汉森和西格等（Andersson，Hanson&Seger et al，2004）则认为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一般要经历集聚、集群形成、集群发展、集群成熟与集群转型五个阶段。
庞德尔和圣约翰（1996）基于资源理论、制度理论与认知理论等维度就产业集群的发源、趋同与重新调整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由于偶然性形成，进而由于制度和认知的因素强化了集群区域的高速增长和集聚经济，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必然由于以往的成功因素而经由趋同阶段进入调整阶段；尽管在调整阶段，集群地区集群的某些企业可能获得成功，但集群地区更大可能不再成为集群产业快速增长的地区。朱科拉（Zucchella，2006）基于嵌入性理论从全球化与区域领导企业的视角构建了概念模型，认为产业集群内部的过度嵌入性与全球化的外部威胁构成集群衰退的原因，集群成熟后演化有弃嵌入性、重新嵌入、多重嵌入三种结果，代表在其他区域建立相关集群或者与现存集群建立联系的多重嵌入性构成模型新基础，有利于区域创新，区域结构与企业文化更新，避免同化和锁定风险。
中国国内陈涌军等（2003）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从互补型和共生型产业的视角认为产业集聚只是一种暂时的均衡，终将由于本地企业之间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导致产业集聚的瓦解。隋广军和孙明浩（2004）认为资源的稀缺性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会造成拥挤效应，而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政府的帮助可能帮助区域产业集群更新。王珺（2004）从社会资本水平与产业生产方式两个维度阐述和考察了产业集群由社会资本水平有限与柔性生产方式基本逻辑起点向社会资本水平较高柔性生产、社会资本较低标准化生产、社会资本较高柔性生产等三种方式演变的逻辑，认为在集群区域未来的发展中，大企业组织与行业协会组织等的成长与发育，将对专业镇组织网络的分化与稳定、强化与衰落等发展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产业集聚演化的思路按照中心—外围、区域城市体系、国际贸易三类模型展开：在中心—外围产业集聚研究范式方面，认为产业在外部偶然冲击或者外部性作用下触发的产业集聚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将使得集聚区域的产业不断集聚下去，从而与非集聚地区形成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在区域城市体系模型的理论探索方面，借助市场潜力函数来解释城市与城市群的形成，认为城市与城市群的形成是外生劳动力人数与内生劳动工资的产物；国际贸易模型在强调贸易成本、张伯伦传统意义上的垄断竞争的前提下，认为金钱外部性决定的产业关联是制造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主要原因，而地区工资差异和贸易成本（运输成本）的变化则是产业和产业集群在空间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
1.3.6 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聚当前又有了新的内容，工业革命带来新的交通技术、信息技术对世界生产和运输方式产生的影响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生产的空间分布，自然资源对于工业生产区位分布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国家产业竞争的重点日益以发达的集聚经济圈或城市群为空间单位，而产业集群或产业区则构成发达集聚经济圈或城市群参与国际竞争的支撑实体。现有有关产业集聚动力、效应与演化的研究，从产业地方化、城市、中心—外围三方面，以各自的视角做了富有理论价值的探索，在有关产业集聚的机制方面，得出了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是促进产业集聚的重要机制的结论。但毋庸讳言，现有研究还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是研究视角的局限。城市、集群产业和产业区构成集聚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动力也是促成其组成部分——城市多样化、产业区、集群产业集聚的动力。产业地方化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城市多样化产业集聚理论与中心—外围理论各自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动力；然而，现有研究没有坚持集聚经济圈整体的研究视角，因而其对集聚经济圈组成部分产业地方化、产业区与城市多样化产业集聚动力特殊性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对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规律一般性的研究。
其次是源动力研究的局限。现有研究割裂了产业集聚与集聚经济圈要素优势的联系。新经济地理学沿用了张伯伦垄断竞争的传统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先验假定，认为长期看来，行业间的竞争不存在超额利润，企业因为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所以不会选择范围经济；在此基础上强调偶然的扰动或者外部性引起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和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而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张伯伦传统意义上的垄断竞争基本上不存在，产业是否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增完全取决于产业竞争力。新经济地理学使用的垄断竞争、先验的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企业就是行业等严格假定，使其理论在解释现实时缺乏信度，其理论基础与偶然的增长会引起新的增长的增长极理论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都夸大了偶然增长或者外部性的作用。普雷维什（1950，1959）和弗里德曼（1966，1972）主要从集聚中心与周边地区贸易和生产的不平等性来解释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近代史考察，不是所有的集聚经济圈都出现在发达国家的发达区域，发展中国家一样可以发展出富有产业竞争力的集聚经济圈。美国一度落后于英国，但当今世界六大城市群中美国占有两个。弗里德曼（1966，1972）将产业集聚的原因归之为历史上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系统存在有利于创新的条件，然而区域创新条件如何产生，他没有对此作出回答。为什么有的经济圈能够发生集聚，而其他区域不能够发生，产业集聚的源动力显然与集聚经济圈促成产业集聚的因素有关；促使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次是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外部动力研究的局限。在促进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外部动力——政府作用方面，现有研究没有形成共识，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政府对于产业集聚的作用既非正面也非负面；二是政府对于产业集聚有作用，主要在制度层面；三是认为政府作用不是万能的。总的看来，现有研究认为，政府对于产业集聚有作用，但是对于政府在经济圈的产业集聚方面什么层面起作用，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第四是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效应研究方面的局限。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集中运用城市或区域产业截面数据考察专业化与多样化对集聚绩效的影响；还没有从集聚经济圈整体的视角去考察产业集聚对于集聚经济圈与国家其他区域劳动生产率的一般性影响，以及对于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空间特征或者集聚绩效的一般性影响。而决策部门在关注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时，恰恰应该关注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引起的上述一般性影响。这种一般性有三方面内容，一是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对经济圈自身与国家其他区域产生的影响，表现为集聚经济圈在与其他地区相比时，其生产效率的根源以及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二是集聚经济圈内部由于产业集聚点轴增长的非匀质性，其对经济圈内部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是产业集聚对于集聚经济圈次区域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集聚绩效的影响。
第五是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产业演化和空间演化方面的研究局限。对于产业区或集群产业的诞生、增长与演化已经有了很多理论研究，但是对于产业区或者产业集群的衰退、危机或者更新的研究就比较少（Zucchella，2006），可以发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集聚区域资源稀缺性的角度强调，由于单一产业集群增长对于区域稀缺资源争夺产生的集聚不经济，集聚区域的产业集群最后必然出现衰退（Swann，Prevezer&Stout，1998；陈甬军，徐强，2003；隋广军，申明浩，2004）；第二，由于区域集群产业的制度锁定和路径依赖对集群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区域集群产业在面对全球化竞争时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而陷入衰退（Grabher，1993；Pounder&St.John，1996；Westlund，2003）；第三，全球化竞争和国际分工条件下，区域集群产业可能成为全球网络中的马歇尔节点，或者由于区域自身的弃嵌入性、重新嵌入和多重嵌入重现区域的繁荣（Amin&Thrift，1992；Zucchella，2006）。
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Fujita，Krugman&Venables，1999）通过外生的增长引起的工资差异研究了两个产业或者多个产业由一个地区扩散至另一个地区的过程，给产业集群的扩散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然而，现有文献没有深入考察产业集聚内生机制对集聚经济圈产业演化和空间演化的影响：既没有考察集聚经济圈内部集群产业间的竞争和产业结构变化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对产业集群的影响，也没有考察集聚经济圈内部次区域之间产业竞争引起的产业集聚扩散对产业空间布局变化的影响。如何基于集聚经济圈整体产业集聚发展与演化的视角，从产业集聚外部动力与内生机制入手去研究集群产业的扩散转型和集聚产业演化的空间特征，依然值得研究并给予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