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兴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转变

随着人口转变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北美、南美、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在20世纪初开启了自己的人口转变进程。毫无疑问的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亚洲国家。其庞大的人口总量、快速的人口转变进程和超越欧美的转变程度使亚洲成为继欧洲以后一个新的人口转变的中心舞台。

亚洲最先发生人口转变的国家(地区)是一些社会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国家，包括日本和一些二战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19世纪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工业化和西方化，是除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以外最先开始人口转变的国家。所谓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是指经济发展程度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通常又被称为“半发达国家”或“半工业化国家”。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其报告书中所提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原来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地区)，一般都具有一定资本主义基础，二战后它们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各种发展战略(诸如进口替代型战略、出口导向型战略以及国内导向型战略等)实现了迅速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社会经济的落后状态，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诸如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和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等，都属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初期开始了人口转变的过程，1920—1930年间死亡率开始转变，1950—1960年间生育率开始转变。

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结束了最后一个幕府统治时代，标志着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面走向西方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工业化是明治维新的第一要务，通过修建铁路和港口、引进西方的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发展大工业和军事工业，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良好工业基础的和现代军事力量的资本主义国家，跻身世界列强。以后，日本通过对外战争和殖民统治，从殖民地获得了对其本土而言极为珍贵的各种资源，并且控制了亚洲的市场，不断扩充着自身的经济实力，直到二战使日本的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毁。但是在战后美军占领时期，在美国的援助和日本全体国民的努力下，经济却奇迹般地得以恢复和重建，并在以后持续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由于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口转变随之启动。图3—4记录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人口发展趋势。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的自然灾害频发，医学并不发达，常有霍乱、伤寒、天花等传染性疾病大规模爆发情况，加之人为的堕胎、弃婴现象比较普遍，人口损失严重、增长停滞。明治维新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民众生活改善、传统陋习得以摒弃、卫生事业发展，这些引发了日本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日本立法禁止堕胎，引进了近现代的西洋医学，开设近代医院及医学教育研究机构，成立卫生局，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为人口发展创造了安全的卫生环境。比如20世纪20年代，日本上下水管道建设完成后，基本上遏制了霍乱流行的趋势(李卓，2010)。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死亡率开始缓慢下降，从1922年的22.4‰下降到1942年16.1‰，战后这种下降趋势大大加快，在1982年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6‰，之后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明治维新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生育率先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二战时受到鼓励增殖人口政策的影响生育率也没有下降，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出生率仍然一直维持在30‰以上。但是二战以后，出生率发生了急速、大幅的下降，一下子下降到1950年的28.1‰,1972年进一步下降到19.3‰，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一直保持在10‰以下。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和欧美各国相似，但是表现得更为明显。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抚养孩子的成本增加，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完善，所以生育孩子养老的需求减弱。日本战后在国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引人瞩目的，许多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和学习，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都大为推迟，这成为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Carl Mosk，1977)。独特的死亡和出生变动过程使日本的人口表现出从加速增长到减速增长，最后到负增长的完整的人口转变过程，甚至比欧美各国的转变趋势还要明显。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日本的人口在20世纪上半期迅速地增长，从1887年的4 240万快速增加到了1948年8 000万，此后增长率就基本保持下降趋势，目前已经出现负增长的情况，2012年的自然增长率为-1.6‰。

图3—4 日本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1872—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政策统括官、统计研修所网站表2—1男女别人口、人口增减及人口密度(明治五年至平成二十二年)数据绘制，见http://www.stat.go.jp/data/chouki/02.htm。

二战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有着非常相似的经济发展过程，依靠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利用世界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快速的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也迅速提高。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将对韩国的援助政策转变为培养扶植政策。韩国政府借助这次机遇，一方面利用国内资源发展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主的进口替代工业，一方面利用外资发展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工业，并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时吸收了欧美和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经济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5%(高丽大学校韩国史研究室，2010)。1965年，新加坡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经过两年调整以后，开始实施新的经济发展计划，将工业发展模式从进口替代型转变为全面出口型，从一个依赖转口贸易的国家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此外，新加坡还积极发展金融服务业，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调整经济进入转型期，通过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来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很大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开始向发达国家的目标迈进。香港地区在1942年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凭借着地理优势，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港口和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此外，它通过发展纺织、电子等一系列轻工业和作为中国内地与外界联系的贸易窗口，一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台湾地区的发展模式类似日本，初期在美国的援助下，从消费品工业起家，而后发展电子、造船等高技术工业。从1950年起，台湾就开始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14的贸易经济实体(罗兹·墨菲，2010)。

相似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口发展过程的相似性，即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间隔了30~40年，但两者的下降速度都很快，而且至今都已在极低的水平上维持了30年以上。死亡率在战后很短时间内达到了10‰以下，而且从1980年左右开始就一直保持在5‰~6‰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转变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以后降低至更替水平及以下，目前甚至达到1~1.2的超低水平(见表3—7)。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朝鲜仍然笼罩在日本殖民势力的统治之下，但是由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干净水源系统的建设，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得以控制，1931—1935年期间，该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4岁(Population Index，1944)。根据表3—7显示，二战以后，韩国的死亡率继续保持了下降的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16.4‰下降到60年代后期的10.6‰，此后一直低于10‰，目前的水平在5‰左右；1960年以后，韩国的生育率也开始发生转变，持续快速地下降，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初期的5.63下降到目前的1.22左右的水平。新加坡的死亡率也在1930年左右出现下降的情况，战后人口迅速增长。从1968年开始，随着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加上新加坡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们倾向于少生、晚生，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这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劳动力开始发生短缺。1980—1985年，新加坡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为105 800人，而1990—1995年间这一数字下降到45 700人(梁英明，2010)。这对一个劳动密集型国家来说，威胁是致命的，也正是基于此新加坡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修改了人口政策，转而实行提高人口出生率的生育政策。20世纪初，香港地区的死亡率在26‰~37‰左右波动，此后死亡率迅速下降，从1960年开始一直保持在6‰左右(贺交生，1986)。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5.3的水平开始下降，80年代后就低于更替水平，目前只有1左右。从1920 年开始，台湾地区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公共卫生改善、疫病受到有效控制而出现明显的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初，死亡率已经达到8‰~12‰左右的水平，但此时的出生率仍高达40‰~50‰，所以人口增长压力逐渐显现。1964年，台湾开始实行 “家庭节育计划”，出生率在1967年首次降至30‰以下，从1986年开始降至17‰以下，而且下降速度明显加快(傅玉能，2005)。

表3—7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死亡率、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1950—2010年)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Volume I: Comprehensive Tables，the 2008 Revision，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09，pp.186,398,426。

新兴的发达国家(地区)是在传统的发达国家之后才启动人口转变过程的，它们的人口转变过程虽然在发展的阶段和转变原因上都与欧美国家相似，但是它们人口转变的特征，无论是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趋势，还是死亡率转变与生育率转变的时滞，却比欧美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首先，虽然同是世界上较发达的地区，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实现的人口转变，新兴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转变过程却已经快于传统的发达国家。表3—8列出了一些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的持续时间，可以发现新兴发达国家或地区虽然转变的起步时间晚，但是持续的过程已经大大缩短了，这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特征。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转变过程起始于20世纪初期，一战和二战从客观上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医学知识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水平与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相比已有很大进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使这些技术和制度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就加快了这些地区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引入了西方的近代卫生概念，学习到欧美国家“预防重于治疗”的全新理念，通过进行垃圾处理、市政街道清扫和上下水管道建设来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李卓，2010)。这些思想和方法在日本对朝鲜的殖民期间传入朝鲜，上下水管道建设等传染病控制方法在朝鲜予以实施，在客观上对20世纪30年代朝鲜的死亡率下降起了重要作用(Population Index，1944)。生育转变的快速性同样体现了历史时期留下的烙印。正因为这个时期死亡率快速下降的特征，这些新兴地区的人口增长压力不是如同欧洲那样和缓地释放，而是在短期内迅速积累；也正因为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新主题，在这个时期不能如同欧美国家那样通过开拓新大陆和建立殖民地来实现本土人口与资源间的平衡，而是只能通过政府或民间组织实施新家庭计划、计划生育等活动干预家庭生育过程，所以各国也有更强的意愿在短期内采取立竿见影的方法来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相比18、19世纪已不可同日而语的避孕技术使这种意愿成为可能，更多、更强的外力直接作用于生育率下降的过程，生育率实现了比欧美国家更快的转变过程。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的生育转变发生的时间位于欧美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过渡的类型，它的人口转变历史充分体现了岁月变迁。随着本土资源的匮乏和人口增长压力的不断增强，日本跻身世界列强以后，通过向殖民地移民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采取的是转移人口压力而不是控制生育的方法。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曾制定“百万户移民”计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500万人，这甚至被定为国策之一(李卓，2010)。战败后，由于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通过殖民来转移人口压力的途径已成明日黄花，日本只能通过降低生育率来缓解人口压力。但是战后日本生育率的快速下降首先是得益于1948年在公众压力下合法化的流产行为，而非政府的降低生育政策，此后避孕手段的普及使得生育率更加迅速地下降(Richard Leete，1987)。可见，生育率的转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也会因时间的流逝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表3—8一些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的持续时间

资料来源：Chesnais，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Paris，PUF Press, 1986，pp.294,301。

其次，新兴发达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程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发达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地区人口转变的本土化特色。

20世纪50年代，这些新兴发达国家(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欧洲国家低10岁以上，但到了8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都已赶上甚至超过传统的发达国家。1984年，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7岁，香港为75岁，而同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是73.8岁，瑞典为76.3岁。从婴儿死亡率(它对总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水平已经低于大多数的欧美国家(L.R.Ruzicka，H.Hansluwka，1982)。这固然是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进步的反映，但与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地区大部分妇女的生育时间集中在黄金生育年龄左右，而一般来说婴儿死亡率通常在年龄过小或过大的孕妇群体中非常高，所以这样的生育分布模式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的风险。有研究表明，即使在美国，来自日本等中国文化海外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婴儿死亡率也显著地低于美国的白人群体(J.Kleinmann，1985)。从分死因死亡率来看，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完成时期，循环系统疾病是发达国家人口最主要的死亡原因，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循环系统疾病的死亡率明显低于传统的欧美国家(见表3—9)。这种现象与亚洲国家饮食习惯有关，体现了强烈的地域特色，在亚洲国家的饮食中摄入胆固醇和盐类的数量要大大低于欧美国家，而这些物质是导致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高风险物质。

表3—9 1980年香港、日本、英国和瑞典的分死因、分性别标准化死亡率(1/10000)

注：采用直接标准化法，以1970年的日本人口作为标准人口。

资料来源：Richard Leete，The 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 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 with Europe，Population Studies, 1987,41(2)，p.192。

20世纪80年代，当这些国家或地区完成生育转变时，生育水平几乎与欧洲国家相当甚至低于它们，其中关键原因是由于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见表3—10)。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也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本土化特色的充分反映。第一，这些地区原来都是深受汉学影响的区域，二战前后这些地区都完全改革了旧学制，引进和重新建立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学习年限大大延长。二是与西方不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二战后才从儒家男尊女卑的旧制度中完全解放出来，地位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世界产业结构转移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参加学习、就业和培训，初婚初育的时间也因此推迟，甚至晚于同期的欧洲地区。

表3—101980年亚洲和欧洲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和平均初育年龄

资料来源：Richard Leete，The 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 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 with Europe，Population Studies, 1987,41(2)，p.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