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的哲学》概要

陈先达^注5

本成果试图借助哲学的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审视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理论热点和实践困惑。以问题为线索，勾勒出一幅中国社会问题的图景。书中诸多观点都是从问题出发，深入浅出，强调问题与哲学就是现实与理论的关系，问题的提出和哲学的分析，是作者多年思考的结晶。

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是哲学与哲学问题。《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集中讨论了哲学新变革与旧哲学的终结的问题，指出在当代哲学中，要真正把现实问题中的哲学蕴涵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问题的发现、捕捉和提出是一个思维过程。经验证明，任何人都不可能以空白的头脑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人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式和价值观念，拥有先前获得的知识和论断，一句话，拥有固有的思维传统。这种先于问题而为主体所拥有的观念，可以阻碍问题的发现也可以帮助问题的发现，关键是拥有什么样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发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哲学与生活、科学的关系》集中讨论了哲学、生活、科学的关系，以及中西哲学的特点，认为当代流行生存论、生存哲学，批评了有的论者喜欢按照生存论的观点或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这种解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大相径庭的。当代存在主义讲的都是个人的生存，讲的是如何去烦、去畏之类的心理感受。这不是真正的人类生存之道。一条生活在被污染的河流中的鱼，是不可能存活的，即使有幸存活也是自己的存活而不是鱼类的生存。真正讲生存，要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讲人类的生存，追求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一个合理的自然环境。因为在一个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世界中，个人的生存问题是无法合理解决的，这就要社会变革。通过社会变革追求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存论的根本不同之处。只有正确处理哲学与科学和生活的关系、以人类实际生活为依据、关注科学新成就和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面对客观现实世界，改革社会，以人类解放为最高目标的宽广胸怀和境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点与共同本质、正确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当代价值等问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具有时代特性，它的写作年代就是它的时间限定，但基本原理与文本不同，基本原理包含有超越文本时间限定的普遍性，基本原理与著作出版的时间可以是分离的。可以说，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果其中阐述的理论不能超越它的出版时间，就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超出的时间愈长，学术价值愈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强调加强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哲学处于“冰冷”状态，应该加强对话，尤其是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内部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虚，不能脱离实际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反过来，经济学不能太实、太微观，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功能；而社会主义学说，必须双脚牢牢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上，而不能朝抽象人性论和唯心主义价值论靠拢。如果我们能把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逐步扩展到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彼此间的对话，肯定对坚持和发展作为完整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对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统一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容，具有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在加强哲学对话中走出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为捕捉和解答当代问题提供有效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性，并不是仅仅依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的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应以实践检验作为当代有效性的标准，而不应以与经典文本中某字某句相对照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及其应用》一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哲学，不是实证科学，也不是历史科学。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当然应该包括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哲学、历史观是哲学，逻辑的结论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哲学，把自身普通化为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把一切社会现象归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从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社会现象，在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同时，考虑到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性》一文，认为在学术领域，我们倡导学术讨论和学术争论。学术讨论和争论有助于学术发展。对于哲学领域中存在的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争论，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并不一概否定实践唯物主义倡导者的观点，但坚决反对以实践唯物主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看法。作为马克思哲学本质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教科书不能完全等同。不能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物质性、强调世界的存在不依存于主体是在重复西方“主客二分”哲学的错误。《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学，它不可能提供任何具体的历史知识，但这并不说明它对历史没有认识价值。指出历史事件具有一次性、历史现象具有相似性、历史规律具有重复性。不能正确理解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各自的特点及其内在关联性，就不能确立正确的史学理论。历史现象不同于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不可重复，但历史现象可以具有相似性。历史规律又不同于历史现象，它不是相似性，而是历史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可重复性，而且是不断的重复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规律三者紧密相联。没有历史事件，就没有历史事件的相似性，没有历史事件的相似性，就没有历史规律的重复性。重复性存在于相似性中，相似性存在于单个不可重复的事件中。《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科学发展观》一文则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提法，似乎为一些哲学家认同并被写进哲学论文或哲学教科书。这个命题把人类社会发展等同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实际上规律的自发作用与人类活动的自觉性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状态，人类活动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活动，人类社会仍处在由必然向自由过渡的过程之中。历史规律是大尺度的规律。规律有局部规律与总体规律之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都是如此。社会总体性规律，蕴含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种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之中。生产力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生产关系则解决人与人的矛盾。社会发展合规律合目的与社会发展有规律和人的行为有目的，是两种不同的提法。合规律合目的强调的是“两合”，“两合”说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把主体目的实现可能性绝对化；社会发展有规律和人的行为有目的强调的是“两有”，强调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是把客观规律变为主体能掌握和运用的规律，主体有目的的活动基于客观规律才能变为合目的的活动。与其说社会发展合规律合目的，不如说社会发展有规律、人的活动有目的。在实践中所要坚持的是，在目的和目的的实现中逐步消除目的的主观性，追求人的活动目的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动态统一：在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中实现目的，在目的的制定和实现中体现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财富观》则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了财富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发展样态和存在认知，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于其财富观有深远影响，但最终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财富观的秘密存在于生产方式之中。历史上财富观的嬗变与生产方式的更替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只能源自农业生产方式，经济人假设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自己的新财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打开财富观演变之锁的钥匙。《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一文指出，关于拜上帝会是否邪教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农民战争以及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革命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任何个人即使是杰出个人的主观动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宗教可以鼓动革命，但不能制造革命；可以推动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但不能导致革命获得最后胜利。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最沉重的教训是:中国的出路只有再革命，而不是告别革命，但不是旧式的以宗教为组织方式和理论准备的农民革命，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民为主力的新式农民革命。这种革命为宗教在农民革命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永远画上了一个句号。

中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历史周期律，专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一文，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一条理论原则，而且是必须路线化、政策化和方针化的实践原则。能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是能否立足中国实际，而且是变化着的中国实际。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不可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化”中国，即改变中国的实际。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支撑和指导，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途径，还是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实现途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本特征的凝结和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实践解读》一文，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9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党在不同时期会面对不同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但有一条根本原则是不变的，也是不能变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必须中国化。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在任何时期一切事业兴衰成败的生命线。离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不可能也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而不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就不可能有对中国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的经验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有当代性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于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当代适用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要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效性，充分体现在它自身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创造性上。《真理标准讨论意义的哲学蕴涵》则强调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破冰之争，而真理的实践标准成为砸开思想解放枷锁的重锤，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真正能引导中国人民走出当时困境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具有永恒价值，是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动力和标准。实践标准仍然是我们在今后继续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理论武器。尽管实践标准也具有不确定性、相对性的一面，但这种不确定性、相对性终究会在随后的实践中为实践自身所不断确证。在坚持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把继续解放思想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是我们永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文则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事实依据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而它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社会形态理论。从社会形态考虑，是有没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何种社会形态可能构建成和谐社会，如何构建，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能不能把和谐社会构建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它的优越性的发挥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这两方面缺一不可。这种人的主体行为的选择性与社会形态提供的可能性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人的行为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关系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应该区分和谐、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如果不厘清它们的关系，就会把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使命，变为一个各种社会形态都可能或实际存在过的状态，既违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是同一个过程。构建和谐社会就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只有坚持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和深化改革又必须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的，如果所谓改革、开放不是解决矛盾而是不断激化矛盾，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同，就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相悖。因此，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为继续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提供稳定的社会平台和相宜的群众心理承受力。这两者结合的关键，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周期律》一文认为，历史的进程是不断演变的，不应倒过去算旧账，而应各算各的账，因为各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时间、条件都不同，历史事件的主角也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其中对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探索，也是一个过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构成的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开辟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途径。社会是复杂的，充满各种偶然性，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都有可能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宏伟壮丽，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平坦的，会遇到各种新问题。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能化解各种风险。《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出现的必然性及其实现》一文，强调社会必然性不是与社会相脱离的“命运之神”。社会必然性存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因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时间、条件都不可能相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实现并非无矛盾的过程。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它的前进都蕴藏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之中。只有当历史必然性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正确决策时，历史必然性的要求才能得以实现，历史必然性才不会成为一种盲目的破坏性力量。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既反对机械决定论也反对唯意志论。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哲学思想路线的正确性。

下篇是文化与文化强国之路，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社会历史考察中的文化视角》一文，告诉我们在当代，由于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渗透的作用加强，一个国家的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生产部门，成为它们经济发展的支柱、政治影响力强化的手段和对外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扩张的软力量。此外，经济全球化下文化交流与冲突，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问题，等等，都使文化问题成为理论和现实的热点。对当代文化问题的研究，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诸多社会现象的新视角。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文化问题的研究，同时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文化史观。文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可决定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并不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是社会历史的走向。文化只能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发挥它的作用。它是在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而不是游离于经济与政治之外并从外面决定社会变化的独立因素。文化中显现的矛盾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折射，它不能单独从文化自身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则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前途的非资本主义选择相结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是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的一部分，是要建立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文化理论。它的目标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并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一些人看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与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是矛盾的，如冰炭同炉，不可两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它们并不对立，而是相得益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导向正确，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就是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部分。社会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是作为进入生产中的一种要素起作用的，因而不是地理环境决定文化形态，而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文化形态也发生变化。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多样性不可分，可以说，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活动地区、不同的经济生活和不同的心理素质的各个不同民族共同体，必然具有不同的、多样的文化。民族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载体，而文化多样性又是民族多样性的存在状态。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绝不会也不可能取代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化观本质上是历史观。一种文化观的深处往往蕴藏着它的历史观念。在当代中国，任何唯心主义历史观或文化史观，都不可能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不可能正确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本质。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捕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问题，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中华文化经典与中华文化精神》一文强调，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经典是民族文化发展成熟程度的标志性界碑。研究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当然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但又不能仅停留于典籍的研究，必须同时着重历史和现实中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活生生的民族精神，这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其中包括为中华民族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实践精神。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单纯停留在文本范围，跳不出旧时注经的藩篱。从经典文献、中国人民及其杰出代表人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更具有说服力。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本精神之文字符号载体的典籍，不是可以任意解读的单纯文本，而是实实在在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实践融为一体的精神承载。《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突出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质内容的先进文化。它肯定西方启蒙思想家自由、民主、人权观念的进步性，也不否认与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有其历史进步价值；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性，具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和价值内涵。抽掉社会制度的特性和指导思想，把自由、民主、人权、和谐、平等变为一个个空洞的似乎任何社会、任何人都能接受的概念，就会在核心价值问题上误入迷途。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并不限于纯意识形态领域，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指导作用。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是因为只有坚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才有可能通过意识形态辐射到其他领域，真正确立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边缘化和失语，往往是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危机的先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则强调只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充满活力的社会有机体。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复兴不是复古的口号，不是在文化上要回到古代，复我汉唐衣冠和古礼古风，而是在文化上，应该恢复中国以往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曾经作出的重要贡献。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需要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反映当代生活的文化、艺术，以及其他文化领域的新创造，这些应该是建立文化强国特别应该加以支持和扶植，特别需要大力发展的领域。《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一文，告诉人们我们要揭露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实质，但应充分肯定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通过国际合作与文化交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问题上达成价值共识的可能性。不能因为人类可能具有的价值共识而陷入普世价值的政治陷阱，当然也不能因为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论而拒绝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否定人类的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价值共识。拒绝普世价值，肯定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中的某些基本价值可以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共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应该是我们对待有关普世价值问题争论的基本原则。

本成果以问题为核心，既有哲学理论中的一些难题和困惑，也有现实中一些实践所引发的理论思考，是一部对当下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理论立体审视和反思，具有现实性和理论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