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幸福感的定义与测量

先贤对幸福的探索使我们对幸福有了感性的认识，但具体什么是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有何操作化的表现我们仍然不是很明了。这一节将结合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成果来阐述幸福的内涵与研究现状，让幸福落地，可观可感。

对幸福问题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1967年美国学者沃纳·威尔森（Wanner Wilson）在其《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文中对幸福感所作的总结为标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相关研究尚未采用现在普遍被接受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这一说法，而更多地采用“Happiness”这一概念，尽管二者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主观幸福感取代“Happiness”成为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关键词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1974年《社会指标研究》这一期刊创办后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为标志。这种简单的用语上的转变源于学者们对幸福感的新的理解，即开始强调其主观性的特点，包括内涵上的主观性以及测量手段的主观性。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认同“主观幸福感”这种说法，尽管英文原意有主观一字，但其修饰的是良好状态或者良好存在。直接的翻译应该是主观良好状态，其对应的是客观良好状态，指的是物质或生理的状态。在汉语里，幸福感本身就是主观的，所以，本来不需要再画蛇添足地加上“主观”一词。但因为国内很多人已经习惯于这种说法，本书中有时也会使用这个不严谨的术语。

自威尔森在1967年所做的研究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探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对人口统计学以及其他外在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展开了研究。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进步，最大的进展却是在定义和测量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迪纳（Diener）里程碑式的研究为分水岭，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涌现出了多个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模型，促使学者们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个体内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迪纳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阿巴纳香槟分校心理学系的教授，他关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研究，成为影响后来研究的里程碑。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日益深入，最新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国民幸福指数、跨文化研究等方面。

我国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林南引用天津市1985年千户问卷调查资料进行的生活质量研究为起点。在开始阶段，我国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殊群体身上，如老年人、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等。当然，也有人试图超越从单一学科研究幸福感的套路，把幸福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提出了建立幸福学的想法，其中以华裔美国经济学家溪恺元教授为代表。近年来，国内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数量迅速上升，研究的内容也不断得到扩大和深入。

为了使读者对国内的研究现状有个全面的认识，我们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文献研究。笔者使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主观幸福感”为关键词对2001—2013 13年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逐年检索，得到了13年来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数量变化趋势，如图1—1所示。

从图中可以发现，最近6年来，国内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2013年为截至11月1日的统计数量），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与西方学者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测量工具等方面。我们将在后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评述。

一、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及结构

笔者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回顾了最近几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具体的研究程序如下：选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这一平台，采用“主观幸福感”这一检索词，将文献篇名作为检索项，选取2005年至2013年作为检索的时间范围，严格对照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检索到了这9年时间里国内发表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类文献共计88篇。除此之外，笔者还检索了这9年时间里国内出版的涉及主观幸福感的部分书籍，并从中搜集到两篇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类文献。这样共计搜集到国内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类文献90篇，以此作为本次文献研究的基础。

通过对这90篇文献的分析，发现在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方面，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迪纳在1984年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即主观幸福感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只有少数学者采用了其他的定义，例如，沈弘将其定义为社会成员对其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主观体验和评价。林洪等则将其定义为人们的渴求被满足或部分被满足时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尽管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可以看出，这些定义都概括了主观幸福感的几点特征：（1）主观性，即依赖于评价者本人的标准而非他人的标准。（2）整体性，是包含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的一种综合评价。（3）相对稳定性，尽管每次测量都会受到当时情绪和情境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具有相对稳定性。

同样，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结构而言，国内大多数学者也认同了迪纳等人的观点，即将其分为两种成分（认知和情感体验）、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但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国内学者在采用现有的一些主观幸福感测量量表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对构想效度进行分析，只有少数学者进行了检验。例如，张进在一项有关中国人人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对所采用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的效度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结构具备了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并验证了主观幸福感的三因素结构。

此外，一些学者在三维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主题，对主观幸福感的维度进行了补充或修正。例如，孟慧等在针对企业员工的一项研究中增加了工作满意感这一成分，陈作松等在一项关于身体锻炼与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增加了学习满意感和身体满意感这两个成分。姜永杰等在进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气质的研究中增加了学习生活评价、择业就业感、恋情情感、自我评价、人际交往感和学业感。邢占军等则将主观幸福感体验维度又细分为身体健康体验和享有发展体验两个小维度，每个小维度下又各包含五个子项目。林洪等则将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分为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感和政治和谐感三个维度。由于诸多研究结果的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有必要采用大样本的数据，对幸福感的结构进行严格的验证。

二、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及测量学特征

（一）引言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学者们已开发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量表。首先，布莱德本（Bradburn）开发了情感平衡量表，该量表可以用来单独测量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安德鲁斯（Andrews）和维特（Withey）开创了单一条目测量总体幸福感的测量方式，他们用一个直接的问题让人们回答是否觉得幸福。阿尔伯特（Albert）和考资玛（Kozma）编制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卡曼（Kammann）和弗莱特（Flett）编制了情感量表，英国心理学家黑尔（Hill）和阿格尔（Argyle）在其1989年开发的20个条目的牛津幸福感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发展出29个条目的新的牛津幸福感量表，在欧洲普遍使用。当然，前面已经提到的美国心理学家迪纳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6个题目，是幸福感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测量工具。华生、克拉克和泰利根（Watson, Clark & Tellegen）开发了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简称为PANAs，使得迪纳后来可以把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消极情感合成，用三个维度来描述主观幸福感。西方所开发的这些量表使用的时间较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经过多个样本检验，被认为是比较成熟的。中国对幸福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近代的文化和主观幸福感研究专家强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赋予生活满意度及其行为的含义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了开发适合中国的主观幸福感量表之外，如编制的少儿主观生活质量量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高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等，对引进的西方量表进行系统的检验和修订也是必要的。目前的已有研究主要包括引进和修订了部分量表，如对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进行了修订与试用；引进修订了总体幸福感量表；试用与修订华生等人1988年编制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修订了坎贝尔幸福感量表等。然而，已有研究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往往采用不同的量表，而且在使用时经常试图用一种量表的测量结果（如积极消极情感量表或者生活满意度等）来代表个体的幸福感，这种做法忽视了主观幸福感的结构，与迪纳等人提出的主观幸福感的三维度的观点也不一致。目前西方研究者更多地使用由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组成的多维测量量表来测量主观幸福感，这是因为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而情感成分又包含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所以用这两个量表来测量主观幸福感的三个部分有其合理的逻辑。此种做法虽反映出主观幸福感的维度，但是对于此种基于西方学者的定义和样本基础上所开发的测量量表，国内并没有系统的检验。研究者在进行跨文化比较之前必须确保在某个文化下开发的量表能够应用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样本。笔者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检验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分析其信度和效度等，以反映该构念在中国的应用情况。检验之前，我们先对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成分予以讨论。

（二）理论以及测量方法

幸福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评价。这些评价既包括对个体短时间内生活状况的评价，也包括对较长时间内的生活状况的评价。换句话说，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的接受和喜欢程度。安德鲁斯和维特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认知评价和一定程度的积极或消极感情，即情感”。人类能对身边事件、环境以及他们本身进行评价，而且能够对此持续进行评价。而这些评价会引起人们的情绪反应，或愉快或不愉快。个体如果有更多的愉快体验的话，他会认为他的生活更积极，他的主观幸福感会更高。除情绪体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之外，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评价，这些评价会使他从积极角度来看待生活，他也会体验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例如，那些对自己工作和经济状况满意的人相对于那些对此不满的人，更可能会体验到幸福感。幸福的人是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更多积极评价的人，而不幸福的人是那些认为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不利于他们目标的实现的人。

在过去的30年里，心理学家在主观幸福感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一个主要的成就是主观幸福感的科学测量。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独立的成分：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情感成分是个体情感上（实际的或者感知的）的平衡（即愉悦和不快情感之间的平衡）。认知成分是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即参照个体主观设定的标准而对生活质量所做出的评价）。前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绪（愉快、轻松等）和消极情绪（抑郁、焦虑、紧张等）两部分；后者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的判断。主观幸福感是由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较高的积极情感体验和较低的消极情感体验三部分组成的。然而，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者之间是否独立这一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争论，即“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情感是一个两维概念）还是“情感”这一概念的两个端点（情感是一个一维概念）。布莱德本最先提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并不是情感范畴的两个极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由不同的事情所引起的，其产生过程也不相同。他们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强弱程度也不相同。后续的研究也在支持这一观点，并且认为两者应该分开单独测量。但是也有研究证实两者之间具有较高的负相关，也就是情感成分是单一维度的。平均而言，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更多的是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分单独对待的。与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相类似，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由不同的原因所引起的，而个体在体验积极情感的同时也会体验到消极情感，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实际上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可以采用多种方法。除了传统的自我报告之外，一个人的幸福感可以通过朋友、家人、同事等予以评价，研究者也可以在访谈中对他的语音语调和表情进行编码来测量他的幸福感。虽然仅凭自我报告难以对人的情感反应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由于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传统的对主观幸福感的自我报告式的测量具有足够的效度、信度、因子不变性和变化的敏感度等。派沃特（Pavot）等人的证实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的自我报告结果与他人评估结果在两个研究中的相关分别是0.54和0.64，而情感平衡在两个研究中的自我报告结果与他人评估结果的相关分别是0.51和0.57。而2007和2008年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西方研究中，多数研究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是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因此，将主观幸福感的自我报告方式的测量量表在中国进行跨文化检验，为国内学者开展后续研究提供基础，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是验证性研究，本研究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来测量认知成分，用积极情感（PA）和消极情感（NA）两个分量表测量情感成分，各包含10个描述情感的形容词，要求被试就某一时间内（如过去的一个星期内）每种情感体验的强度予以评价。生活满意度量表则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生活状况就量表中的陈述做出评价。

假设主观幸福感的因子结构是稳定的，采用多个样本来测量，就可以检验多个样本的数据所反映出的结构是否一致。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潜在结构如果可以在多个样本中得到验证，就可以证实该结构的普遍性。与以往的单一样本不同，本研究同时采用了两个独立样本来检验主观幸福感的结构。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两个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控制掉随机测量误差，验证情感成分概念的维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结构，采用相关分析等证实主观幸福感测量的信度、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等。

（三）方法

1．程序与样本

以往有关幸福感量表适用性检验的研究样本多数是在校大学生，而本研究的测量对象是在职人员，目标对象为学历较高、具有一定技能的从业人员。相对于在校大学生，他们所处环境的竞争程度更加激烈，在工作中会遇到更多挑战，这些都会影响他们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笔者认为，采用工作人员为样本来检验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将会更敏感。

样本的收集由课题组的两位成员分别单独负责，所收集的数据分别作为本次研究的两个样本。这两个样本相互独立，样本量较大，足以让我们来检验主观幸福感测量的信效度。两位成员事先联系予以调查的企业，联系人组织自愿参与调查的员工到该企业的会议室统一填写问卷。经过作者培训的人员也参与其中，负责发放问卷、指导问卷填写、回收问卷等工作。每份问卷约需要8～10分钟完成。问卷填写完成后立即回收，回收的问卷首先进行筛选，去掉无效问卷，再进行录入工作。

第一个样本来自两家企业，一家为国家大型的保险公司，另一家为IT企业。在保证问卷信息不会涉及个人隐私问题、所有的个人数据都会保密、数据只会以统计的形式出现之后，两家企业共有238名员工自愿参与调查，去除无效问卷，共有206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6%。其中，男性占51.5%，女性占48.5%，平均年龄为27.3岁，70.7%的被试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本岗位工作的平均时间为5.04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3.3小时，69.9%的被试从事技术或者管理工作。

第二个样本也来自两家企业，一家为制造业企业，另一家为餐饮服务企业。在提供同样的保证之后，两家企业共有245名员工自愿参与调查，去除无效问卷，共有218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9.0%。其中，男性占60.8%，女性占39.2%，平均年龄为27.6岁，81.4%的被试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本岗位工作的平均时间为5.21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5.9小时，80.4%的被试从事技术或者管理工作。

2．测量工具

（1）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S），该量表由积极情感量表（PA）和消极情感量表（NA）组成，包括20个描述情感的形容词。积极情感量表由10个描述积极情感的形容词组成，如自豪的、振奋的、热情的等。消极情感量表由10个描述消极情感的形容词组成，如心烦的、紧张的、内疚的等。被试根据自己最近1个星期内的感受在每一个形容词前面括号内填写相应的答案。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制，分别用1～5来代表每种感受（形容词）的发生的频率：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

（2）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该量表是由五条描述生活状况的陈述组成的，如“如果能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不想再做怎样的改变”等，其理论基础是个体比较其目前的生活状况与他们自我期望的生活状况之间的差异，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分别用1～5表示对陈述的赞同程度，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程度依次递增，5代表非常同意。

（3）大五人格量表（Big-Five），使用的是约翰等人（John, Donahue & Kentle）1991年编制的BFI量表（Big Five Inventory），包括44个项目，五个因素。该量表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样本测试中，科龙巴赫阿尔法系数均在0.75至0.90之间，平均为0.80。3个月的重测信度在0.80至0.90之间，平均为0.85。与其他大五量表的聚合效度良好。

（4）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SE），该量表是由贾奇等人（Judge）于2003年开发的，由12个条目组成，如“我有信心取得此生应当取得的成就”，“有时我感到沮丧”等，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上述量表都是在西方环境下用英语开发出来的，在使用之前，为保证量表的语义对等，笔者进行了翻译和回译工作。先由两位精通英语的组织行为专业的学生负责翻译工作，不是采用直译，而是量表的条目都是被译成地道的汉语。再请另外两位精通英语的学生将翻译过来的量表回译为英语，研究者权衡和比较不同的译本，最后形成现在使用的量表译本，并采用其进行测量。实际上其中的某些量表已经有中文发表的研究，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了验证。

（四）结果

1．维度检验

采用两个样本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的数据进行分析，先后进行两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第一次自由估计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两因子之间的关系，第二次固定两因子之间的关系为负1，将第二次分析所得的卡方与第一次所得的卡方进行比较，观察两次卡方值变化的大小，即Δx2是否显著。如果显著，第二次分析中x2显著变大，则表明两个模型差异显著。除此之外，ΔCFI、ΔNNFI作为模型差异的指标。将第一次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记为模型一，第二次记为模型二。表1—1列出了两个模型中一、二的拟合指数以及两模型之间拟合指标的变化值。从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样本一还是样本二，模型一的拟合指标都较好，CFI、NNFI均高于或等于0.9。样本一、二中，两模型的卡方差异Δx 2均在0.01水平上显著，模型二显著劣于模型一。有专家认为ΔCFI、ΔNNFI的绝对值在0.01以上，可被认为是显著的。样本一、二中，两模型之间的ΔCFI、ΔNNFI均在0.01以上。模型一和二之间差异显著，这说明情感成分是两个单独的维度，而不是一个维度的两个极点。而两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较低，这也是对情感成分包含两独立维度观点的支持。这与大多数的观点一致，也与笔者的推断相一致。

考察两个样本模型一的各观察变量的因子负荷，我们发现，除积极情感因子的第二个观察变量的因子负荷外，其他的均在0.47以上，均在0.01水平上显著，各观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关系，说明此模型对实际数据拟合较好。

2．信度分析

信度反映了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可靠性。经常采用的信度指标为内部一致性系数。在样本一中，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量表、消极情感量表的科龙巴赫阿尔法系数分别是0.787、0.862、0.885，总量表的阿尔法系数为0.732，而在样本二中，三个量表的阿尔法系数分别是0.788、0.842、0.872，总量表的可控度和阿尔法系数为0.757。所有多条目量表的阿尔法系数均大于0.7，在研究目的的边界之上，表示主观幸福感的三个分量表以及总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3．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我们对两个样本的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通过对比模型的拟合指标来评价模型的优劣。由于样本量并不大，x2受样本量的影响并不大，我们将其作为模型评价指标。在考虑模型的自由度之后，x2/df是模型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除此之外，还采用绝对拟合指数RMSEA、相对拟合指数CFI和NNFI来进行模型的判断。如果模型的x2/df的值在2～5之间，CFI和NNFI值大于0.9, RMSEA的值小于0.083，模型就被认为拟合程度较好。对于非嵌套模型之间的比较，信息指数AIC和CAIC是重要的指标。这些指标是用来比较不同模型拟合同一个样本数据的状况。信息指数越小，模型拟合越好。

主观幸福感包括彼此独立的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而情感成分中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互相独立的，其包括三部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我们首先用三因子模型对两个样本进行估计，允许三个分量表的条目分别落在相应的因子上，允许因子之间相关。两个样本的拟合指标分别如下，样本一的x2为643.87, x2/df为2.37, RMSEA为0.083, CFI为0.92, NNFI为0.91, AIC为749.87, CAIC为979.25；样本二的x2为613.40, x2/df为2.26, RMSEA为0.076, CFI为0.91, NNFI为0.90, AIC为719.40, CAIC为951.77。样本一中各条目的因子负荷都在0.50以上，样本二中各条目的因子负荷都在0.42以上。两个样本中的所有的因子负荷都是在显著水平0.05上显著。

我们将消极情感与积极情感合并为一个因子，就两样本进行二因子模型分析。结果如下，样本一的x2为2002.53, x2/df为7.31, RMSEA为0.175, CFI为0.80, NNFI为0.78, AIC为2104.53, CAIC为2325.25；样本二的x2为1909.68, x2/df为6.97, RMSEA为0.17, CFI为0.79, NNFI为0.77, AIC为2011.68, CAIC为2235.29。两个样本中部分因子负荷显著降低，最低负荷为0.14。我们将所有的条目都作为一个因子即总体幸福感来进行模型估计，结果如下，样本一的x2为2363.6, x2/df为8.59, RMSEA为0.192, CFI为0.74, NNFI为0.70, AIC为2463.60, CAIC为2679.99；样本二的x2为2344.18, x2/df为8.52, RMSEA为0.186, CFI为0.73, NNFI为0.70, AIC为2444.18, CAIC为2663.40。在单因子模型中，两个样本中部分因子负荷较三因子模型的因子负荷也显著降低，最低负荷为0.17。对比这三个模型的拟合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二因子和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都劣于三因子模型的指数，表明三因子模型是与数据拟合最好的模型，说明主观幸福感是包含三个独立的因子的。两个样本的三个模型的拟合指标以及每个模型中的因子负荷分别列在表1—2和表1—3中。

4．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分析

为检验一个量表的结构效度，还需要进一步检验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所考察的概念与其他构念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符合理论预期来验证。正如坎贝尔所指出的，要确定一个测量的构想效度，则该测验不仅应与测量相同特质或构想等理论上有关的变量有高的相关，也应与测量不同特质或构想等理论上不同的变量有低的相关，前者称为聚合效度，后者为区分效度。区分效度是指“所关注的测验与不同于它的测验之间不会呈现较高的相关”。虽然此次调查当中没有包含其他的测量生活满意度、积极和消极情感的量表，不便于直接对聚合效度予以检验，但是可以通过量表条目之间的相关来检验。

计算两个样本的三个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量表、消极情感量表）各条目之间的相关系数，我们发现，各量表内的条目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量表内项目与其他量表项目之间的相关系数，这说明三个量表的条目内部高度一致，且能够与其他量表的条目区分开来，具有一定的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因条目太多，相关系数表较大，在此不一一列举。

我们检验了这三个分量表的得分与被试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样本一中，生活满意度与任职年限正相关（0.151*），任职年限越久，其生活满意度越高；而积极情感与性别之间负相关（-0.212**），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体验到积极情感。样本二中，我们发现生活满意度与性别正相关（0.143*），女性比男性对生活更加满意。然而，消极情感在样本一和二中没有较大的变异。三个分量表在不同样本中分别与不同的变量呈现不同程度的相关，这表明三个量表是具有一定的区分效度的。

除了对被试的人口统计特征进行调查之外，还测量了被试的人格以及核心自我评价，这些测量将被用来检验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量表、消极情感量表的区分效度。我们计算了生活满意度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的相关关系、积极消极情感与大五人格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等。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较高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在样本一、二中，两者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05、0.356（显著水平为0.01）。科斯塔（Costa）和麦格瑞（McCrae）提出，由于气质的原因，外倾性导致积极情感，而神经质导致消极情感。观察样本一、二的相关系数表，可以发现两个样本中外倾性与积极情感之间都达到0.20（显著水平为0.01）以上的相关程度；而在两样本中，神经质与消极情感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显著水平为0.01）以上，在五种人格特质中，神经质对消极情感的预测力最强。与迪乃武（Deneve）和库珀（Cooper）的元分析结果一致，责任心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在样本一中，两者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426和-0.458（显著水平为0.01）。而样本二中，两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258和0.414（显著水平为0.01）。如表1—4所示。

量表条目之间的相关，三个分量表得分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大五人格、核心自我评价之间的相关都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主观幸福感构念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5．二阶因子模型分析

笔者欲探索主观幸福感的二阶因子的存在，以判定这三个独立的成分是否由共同的总的主观幸福感来支配。然而，模型只有三个一阶因子时，因子之间共有三个相关，当用二阶因子模型来表示时，也是仅有三个因子负荷，从数学的角度看，这两个模型是等同彼此的，无法判断哪个模型更优，除非因子之间的关系有所限制。而目前没有相应理论也没有先前研究能够指明因子之间的关系，因此，无法进行二阶因子分析。考察因子之间的相关，我们发现两个样本中的三因子模型的三个因子之间都在0.05显著水平上相关，具体结果见表1—5。三个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是很强，其中，在样本二中，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相关仅有0.18，这些都不足以说明，这三个因子受共同的二阶因子的支配。

（五）结果讨论

（1）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次对主观幸福感三成分测量的、系统的、多角度的实证检验。通过对以往主观幸福感理论研究的整理，本研究认同主观幸福感的三种独立成分存在的观点。这是本研究进行实证检验的基础。而以往的关于主观幸福感量表在中国测量的研究几乎没有同时涉及这三种成分。本研究首先检验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间的独立性，这为主观幸福感三种成分的观点提供了证据，也是后续进行三因子模型检验的基础。本研究从多个角度来检验主观幸福感的结构。采用两个独立样本以使研究结果具有外部效度，能推广到其他的样本中。除采用信度检验外，还通过相关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构念的效度，其中，讨论了构念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2）在多角度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主观幸福感包含三个相互独立的成分，这与迪纳及其同事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说明主观幸福感这一构念在跨文化检验中是具有一致性的。翻译和回译的工作确保主观幸福感测量在不同文化中的语言对等性。而多角度的检验证实该量表在中国测量的信效度。信度分析结果表明测验具有较高的信度，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证实主观幸福感的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我们是可以采用这三个分量表在中国测量主观幸福感的，也为主观幸福感包含三个独立成分（认知成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成分）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后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测量该概念时不能忽略其中任一成分。

（六）局限以及未来研究

样本量小是本研究的局限之一。虽然抽取了两个样本，但是每个样本的被试的数量都仅仅200多人，这难以排除样本量小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如果后续研究能够使用大规模的样本，那么所得的结果将更具有说服力。

信度检验方式单一也是局限之一。本研究仅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来检验量表的信度。由于抽样的困难而缺乏重测信度、复本信度的检验等，如果以后能够采用多种信度系数检验，将会使结果更准确。

聚合效度的检验有待进一步完善。本研究仅从条目之间相关的角度来检验构念的聚合效度，以后的研究在测量时可以加入测量该概念的其他量表同时进行，最终运用测量同一构念的量表分值之间的相关来检验构念的聚合效度。

本研究证实了主观幸福感三种成分的存在，这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基础，研究者可以观察变量与各成分之间的具体关系，以便得知不同构念对不同成分的影响，这为实践者提供了指导，方便其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增加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减少消极情感。

主观幸福感的二阶因子模型由于缺乏理论依据无法得以验证，所以，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在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三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为主观幸福感的二阶因子模型提供理论基础。除此之外，与施马克（Schimmack）的研究类似，研究者可以专注于研究三个成分的关系，如可以关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可以关注生活满意度对两种情感的影响。研究者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来探讨三个成分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个人幸福感量表的选择

幸福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择的测量工作。由于测量工作的差异，可能导致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尽管我们的研究验证了幸福感的三维度结构，但其测量量表相对比较复杂，而且其定义和解释不容易为普通人所理解。在比较了国内外有关测量幸福感的问卷的基础上，我们后续的研究选择了个人幸福指数（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PWI）作为我们的研究工具。主要原因在于其简洁实用，具有跨文化的可比性，能体现我们对幸福感的理解和定义。这个问卷由澳大利亚学者卡敏思（Cummins）等人在2003年编制，共包含八个题目，分别测量了个体在生活水平、健康状况、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未来保障和宗教信仰八个方面的幸福程度，先后在全球12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过调查。在我们的追踪研究中，根据中国国情，删除了“宗教信仰”方面的题目，同时，通过德尔菲法，增加了家庭关系、工作学习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的题目，形成了最终的幸福感量表。量表共10题，采用0～10的计分方式，0代表“非常不满意”，10代表“非常满意”。其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我们后面所介绍的调查结果，都是基于这个测量工具所得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