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权力系谱学与知识考古学的关系

知识固然成为现代社会维持和运作的中心支柱，但知识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和发生作用。如前所述，知识一方面综合着整个社会各种力量相互紧张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必须在同社会其他各种实际力量的配合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在近代社会一系列号称“科学”的知识的形成过程中，特定语言论述的建构和散播过程，都是受制于特定社会权力网络。同样地，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权力网络的建构和运作，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知识语言论述的形构和扩散策略，依赖于科学知识语言论述同权力网络运作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过程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相互渗透，现代人在使自身建构成认知主体的同时，实际上也变成了各种知识语言论述散播策略的从属性因素，成为知识本身的对象，成为权力运作的对象。

由于知识同权力运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所以，知识考古学从根本上说，就同权力和道德的系谱学紧密联系；任何知识论述，不管是它的创建、形成、建构还是扩散过程，都离不开权力和道德的力量。1975年，当福柯到美国与洛杉矶大学学生进行讨论时，他明确地指出：作为“论述”的知识是紧密地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没有脱离权力运作的纯学术的知识论述体系；不但知识论述的产生和散布需要靠权力的运作，而且，知识作为论述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反过来，任何权力，特别是近代社会以来的权力，由近代社会本身的性质决定，其运作也都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知识论述的参与和介入。人类社会中的任何时代，都没有过权力与知识各自独立存在、互不相干的时候，更何况在启蒙运动之后建立的近代社会中。所以，福柯说：“我不打算在‘论述’背后寻找某种像权力的东西，也不打算在论述背后寻找它的权力源泉。……在我所采用的分析中，并不处理说话的主体(le sujet parlant)问题；而是探究在权力渗透的策略运作系统中，论述究竟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而且，论述的这种角色，又如何使权力能够运作起来。因此，权力并不在论述之外。权力既不是论述的源泉，也不是它的根源。权力是通过论述而运作的某种东西，因为论述本身就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策略因素。难道这还不清楚吗？”(Foucault,1994： Ⅲ， 465)接着，福柯又重复强调，论述是在权力一般运作机制内部操作的一个内在因素。所以，论述本身就构成权力及其运作的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也正因为如此，如前所述，必须把论述当成一系列事件，当成政治事件，当成权力的一种成分，而通过论述这类事件，权力和整个政治活动才有可能运作起来。

由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福柯对于知识论述的考古学研究，势必导致对于权力的系谱学研究；同样地，权力系谱学也不可避免地要利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并同知识考古学一起，更全面地探究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福柯会在早期所取得的知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权力系谱学和道德系谱学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所谓系谱学研究，根本不是把权力当成某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也不打算探究权力的终极基础和始因，而是要把知识当成权力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策略因素，深入揭示并解构各种科学话语或知识论述与权力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勾结的关系。任何权力都不是孤立地进行和运作。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一切权力的运作都不可避免地要同知识论述相结合。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如果脱离知识论述的因素，就无异于掩饰现代权力的宰制、控制和规训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位社会哲学家，福柯在观察社会的时候，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促使整个社会不断运作的权力系统及其同社会其他因素的复杂关系上。

在福柯看来，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权力系统。所以，他在谈到《性史》的意义的时候说：“对我来说，我的作品的主要点是重新思考和建构关于权力的理论。”(Pour moi l'essentiel du travail, c'est une réélaboration de la théorie du pouvoir)(Foucault,1994: Ⅲ, 231)

与权力系谱学平行进行的，是道德系谱学。它并不描述道德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因为道德本身本来就是人们根据权力斗争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通过道德的论述，历代统治阶级试图加强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并监督社会成员实现他们所企盼的“主体化”和“客体化”过程。所以，福柯的道德系谱学是对于道德主体的历史批判。它所揭示的，是道德行为主体以及欲望主体的历史建构中的各种斗争过程以及其中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Foucault,1994: Ⅳ, 397)

在福柯的权力系谱学和道德系谱学中，福柯主要从权力和道德的角度出发，探讨各种知识论述同权力运作及其策略、同道德规范及其社会实践的关系。所以，同知识考古学一样，他的权力和道德系谱学，也是探讨权力和道德同各种论述，特别是知识论述的紧密关系，探讨权力和道德论述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及其实际操作策略和技巧，探讨这些论述策略和技巧对于现代社会的宰制过程及其运作机制的功能，尤其是探讨现代社会中被禁忌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性论述”，并将性论述放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中加以分析，指出性论述与权力、道德和知识论述的相互关系，揭示现代社会实现个人主体化的运作机制及其策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系谱学是一种“造反”的活动、一种颠覆现有知识论述及权力统治的研究工作。

福柯在其1976年1月7日的法兰西学院课程演讲中指出：“系谱学指的是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作起来，去反对统一性的理论法庭。后者往往以正确认识的名义，以控制在几个人手中的科学权力的名义，试图过滤和筛选那些知识，对它们进行分级、整理。因此，系谱学不是导向一种更细致或更正确的科学形式所进行的实证主义的回溯。系谱学，非常准确地说，就是反科学。(les généalogies, ce sont très exactement des antisciences)它并不要求对于无知或非知识的一种抒情式权利，它也不是拒绝知识，不是运用和说明尚未被知识捕获的即刻经验的魅力。它并不是指这些。它是指知识的造反。(il s'agit de l'insurrection des savoirs)但这种造反，并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为了反对集中化的权力效果。这种集中化权力，是同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论述活动的制度及其运作紧密相关的。不管科学论述的这种制度化是在一所大学中体现出来，还是以更一般的形式，在一家教育机构中体现出来；也不管科学论述的这种制度化，体现在理论商业网络中，诸如在精神分析学中所表现的那样，还是在一种政治机构中，诸如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总之，在实际上究竟是哪一种并不重要。系谱学所引导的斗争，就是为了反对被当做科学的论述的权力自身的效果。”(Foucault, 1994: Ⅲ, 165; 1997: 10)一句话，系谱学就是反对科学论述的权力运作效果，特别是反对越来越高度集中化的现代统治机构对于知识论述的制造和再生产的垄断。为此，权力系谱学将集中全力揭示知识与权力实际运作的紧密勾结关系，打碎两者之间的“神圣同盟”。

福柯自己在他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学活动中，就是以具体的实践方式典型地表现了知识系谱学的性质、特征及其策略。他坦率地说，他的研究方式和批判程序，具有片断性、中断性、重复性、无联系性、无系统性和无目的性。(Foucault, 1997: 5)通过这种知识的研究方式，一方面揭露了知识本身同权力和道德之间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实践的具体形式揭示了系谱学的性质和特征。

所以，系谱学实际上就是一场反对科学论述权力的实际运作的理论和实践。它所要揭示的，就是科学论述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与整体社会权力的相互勾结及其权力运作策略。也正因为这样，福柯直截了当地说，系谱学就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并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论述进行反抗和斗争”(Ibid:167)。系谱学之所以具有解放局部知识的能力，就是因为它始终贯穿着反对将知识等级化及其权力集中化，反对使各种具体的实际知识变成受统治者统一掌控的权力系统的组成因素。系谱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又可以称为一种分散的、片断的、无序的和中断的知识对于统一的科学知识的造反，而其实质就是使知识摆脱统一的统治权力机器的控制，还知识本来的面目。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清楚地看到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勾结的必然性及复杂性，要对传统各种号称真理的知识进行颠覆和解构，指出它们隶属于社会整体权力系统的实质。这样一来，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就很自然地连接在一起，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历史批判总活动的组成部分。所以，福柯又说，考古学和系谱学有其互通互补之处：“如果这是涉及对于局部的、地域性的论述的分析方法而言(la méthode propre à l'analyse des discoursivités locales)，也许人们可以称之为考古学。至于系谱学，它是指局部的、地域性的论述从被从属的知识体系中解脱出来的策略运作。”(Ibid)

到了70年代，当福柯着手研究西方社会运作的基本机制时，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势的变化，使福柯不再坚持其早期对于精神病治疗学知识史的断裂式研究方式，而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于知识同道德和权力的关系的研究和解剖，使他把知识考古学进一步同道德系谱学和权力系谱学结合起来，并以权力运作为核心，揭示权力同知识以及道德的密切关系。这种研究直接关系到对于权力本身的看法。权力到底是什么？对于权力，是否可以继续如同传统研究方法那样，首先提出“权力到底是什么？”权力是如同各种东西那样，可以被确定地界定下来吗？世界上真有那么一种实体的“东西”可以被称为“权力”吗？它可以如同其他事物那样被单独地当成人的研究对象吗？福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性的。他认为，不能把权力当成一种东西或一个对象那样加以研究，因为权力从来都不是像“东西”那样而独立存在。权力的问题，不是“它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它怎样运作”的问题。权力是只有在其运作中才存在的活动网络，它的运作始终都是同知识、道德、社会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研究权力必须把它放在社会的活生生的关系网络中，必须将它当成运作中的复杂关系，一种不断变动其运作策略并随时随地相互拉扯的力的关系网络。由于无法预设系谱学研究的结果及其实际操作过程，福柯宁愿将系谱学研究当成某种“赌注”(l'enjeu)，也就是某种具有冒险性质的探索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