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不断开拓自由新视野的生活历程
（1）生活是一种艺术
人的生活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对于艺术美的鉴赏过程，也是自身艺术美的创造及其展现的见证。福柯认为，人生是在美的历程中度过；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寻求和创造生存世界中不断变幻的美。生存美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变幻性和创造性；而美的变幻性和创造性，本来就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而且，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的相互关系，正是体现了审美生存过程中，自身的创造精神与其所在的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融合为一的可能性。美的变幻性和创造性之间的一致性和矛盾性，使美的生活历程呈现为富有吸引力的游戏运动形式。
为了使自己的一生实现美学化，福柯认为，首先必须不断地考察对自身生活产生疑问的实际条件，也就是要善于使自身的生活“成问题化”(problématiser la vie)。也就是说，首先必须使自身处于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状态，对其所在的世界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同时，也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将问题设计得足以将自身引入与世界充分相通的地步，以便使自身既不受限于世界，又以超越的方式把世界纳入自身所筹划的审美境界中。生活之美，是在不断变动的游戏式生活中形成的；但生活的变动性，丝毫都不意味着生活本身的任意性和纯粹杜撰性，而是要设法使生活得到提升，让生活在其提升中，实现自身精神生命内涵的丰富化，达到精神愉悦感的满足。所以，福柯不论在研究中，还是在生活中，总是不断地考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对其自身的存在提出疑问”(Foucault, 1994: Ⅳ, 763765)。更具体地说，为了达到生存美的理想高度，福柯一生不断探索的基本问题就是：“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自己的现实存在、所作所为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提出疑问？”福柯的导师冈格彦曾经明确指出，福柯虽然经常改变他研究的论题，但他始终关切的主题，就是“人们对自身的处境进行怀疑的可能条件”(Canguilhem, 1995［1986］)。也就是说，福柯把对于自己的生存状况的怀疑，当做追求生活美的一种基本实践。他认为，那些满足于自己的现状、满足于平静不变的生活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谈论生活之美。生活之美，只能伴随着自身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人，伴随着敢于革除自己原有身份的人；只有通过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不停的怀疑，并由此出发，实现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改造和更新，才能将生活提升到美的境界。虽然福柯并不同意萨特的主体意识哲学，但当萨特说“人是以其出现而创建一个世界的生存物”(l'homme est l'être dont l'apparition fait qu'un monde existe)的时候，萨特的观点几乎是同福柯一致的。
美是在生活实践中，特别是在改造现实生活条件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也只有通过对于世界的改造，才能使人自身的审美超越目标，同他所要改造的世界相融合。根据福柯的看法，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关怀自身的生活实践中度过的，而不断地对自己的生存条件提出疑问，就是关怀自身的基本表现。关怀自身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要在改变现实生活条件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由此可见，怀疑(soupcon)并不意味着不考虑条件，不假思索地否定一切。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条件，对什么进行怀疑，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自古以来，善于思考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都把怀疑当成一种思想的艺术、当成一种生活之美来展现。作为艺术的怀疑(soupcon comme art)首先是一种智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福柯所提出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对其自身的存在提出疑问”正是体现了他对于生活中的怀疑艺术的关切。怀疑，意味着对自身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意味着对怀疑对象所提出的批评隐含着正当的根据。作为一种有智慧的生活态度和思想作风，怀疑就是将一切知识和人们所公认的“真理”置于严肃批判之列。一切有智慧的怀疑，总是拒绝现有的真理，尤其否认自己掌握了真理。有智慧的怀疑，既然是以始终不停地寻求新的真理和新的美作为其目标，就把批判作为怀疑的主要手段。
总之，改变自己的原有身份和变动自身的生活条件，并不是任意进行，并不意味着“乱来”或无所创造的盲目变动。同时，不断地改变自己，免不了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犯错误并不奇怪。犯错误本身本来就是生活的本质特征。福柯说：“生活就意味着善于犯错误(la vie, c'est ce qui est capable d'erreur)。”(Foucault, 1994: Ⅳ, 774)人的生命之所以有必要并有可能不断地改变和更新，就是因为生活始终包含着错误。在这个意义上，错误为生活本身的改进提供了可能性，为生活的提升开辟了希望的前景，也为审美生存做好了准备。生活之所以成为生活，就在于它始终是在克服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进行。生活中的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此前的生活中包含着错误，必须加以改变。为此，就必须不断探索“怀疑自身生活条件的可能性”，将怀疑自身生活条件的思想活动，变成创造性的叛逆，善于寻求怀疑现有生活条件的可能性，敢于对现有的生活条件发出怀疑和提出疑问，并将这种怀疑和疑问变成实际的创造，变成重建自身的双重叛逆活动：既颠覆客观的生活条件，也对自身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通过这种双重性的创造性叛逆，真正实现对于自身的关怀，在无止境地满足创造性叛逆的欲望中，感受到生活本身的美，同时也提升自身生活之美的境界。
所以，要了解福柯的思想及其变化历程，必须从他的生活艺术和生存美学开始着手。他的一切理论思维和思想创造活动，其实都是他的生存美学的一种实践和表现形态。从本来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生存美学，是一种源自古希腊智者所倡导和实行的生活技艺(techné)，尽可能使自身成为自己的行为的主人，同时又成为自身生活的精明能干和审慎的引导者。因此，它要求对自身的自然欲望、生存能力、应变技能、情感调理以及品位爱好等主观因素，实行既节制自律又顺应本能需求的调节技巧，使自己能惬意地满足个人欲望、意志和情感的要求，又能处理好同周围他人的关系。任何人在一生中，都无法脱离社会，不得不面临社会早已规定的一系列法制、规范和制度，并要求自己必须遵守所有既定的规则，进行自我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同他人处理适当关系的复杂问题。所以，任何人要愉快地活下去，就不能不考虑对待自身和对待他人的双重问题。生存美学所要处理和解决的，就是自身的生存技巧，以便使自身在处理同他人的关系中，享受和鉴赏到尽可能满意的美感。福柯一生所经历的经验和实践过程，生动地体现了生存美学的原则。这种生存美学，在福柯的精神生命中埋下了种子，并经过日复一日的生活经验的更新和成熟化，最终达到晚年时所呈现的成熟形态。
福柯自幼形成独立自主的坚强性格，不愿意随遇而安和随波逐流，不能容忍别人为他作出选择，不容许他人蔑视和践踏他自己的抉择权。他强烈的个人自由意志，使他感受到生活本身的艰难、痛苦和麻烦。但他也从这个实际生活的过程，逐渐积累生活经验，在强化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智慧的同时，也不断地增长掌控和管制自己的能力，慢慢地学会熟练地调整同他人的关系，调整同整个社会制度和规范体系的关系。
要恰当地调控自身，并不是任意地和随便地压抑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因为如果未经思考和不加怀疑地接受一切现有的规范，无疑使自己变成了“顺民”或“温驯的身体”，无疑放弃了个人的自由。同时，调控自身的欲望也并不是实行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而是像犬儒学派那样，学会在游戏中展现生活之美。因此，福柯的生存美学所说的“适当调控自己”，指的是以叛逆精神，通过与现存法规和规范的游戏般的周旋，进行一种“力的紧张的不间断拉扯活动”，达到使自身对于周围生活环境的自然愉快的顺应，并同时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和要求。
为此，最主要的，是善于经常地变换自己的“主体性”，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断地“将主体从其自身中连根拔除”(arracher le sujet à lui-même)，以至使自己不再是原来的自身，使自身在自我虚无化和自我解体的过程中，实现他自身的永远变动和更新。(Foucault,1994: Ⅳ, 43)
（2）使经验成为“拔除自我”的再生动力
“我的每一本书都表现了我的历史的一部分。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我的每次经历，使我见证或体验了各种事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在50年代，在一所精神治疗医院工作过。研究了哲学之后，我想要研究精神病的实际状况。在那时，我曾经有一点疯疯癫癫地研究了理性，同时又以相当理性的态度研究精神病问题。”(Foucault, 1994: Ⅳ, 779)福柯的这段话，是针对他的早期著作《精神病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而说的。但在实际上，如同这本书一样，他的其他著作，每部都是他的个人历史的浓缩和结晶，是他所追求的美的生活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寻求生活美的经验总结。所以，福柯的作品的真正奥秘，就隐藏在他个人的生活历程中，隐藏在他所经历的各种特殊的生活经验中，福柯在其著作中所展示的各种思想及其表达方式，都不同程度地或曲折地表现了他的特殊个人经验的内在蕴涵。研究他的著作，实际上就是调查和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及实际经验；反过来，通过对于他的著作的研究，又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以及他对生活本身的态度。
福柯自己在谈到“经验”(l'expérience)时，特别强调“经验”对于促进他本人不断地蜕变的重要意义。对他来说，经验并不是单纯的生活经历的被动累积结果，并不只是对于过往事迹的历史性叙述结构，而是现实活动着的生命的一部分，是时时在眼下进行的实践的内在构成部分。经验不是个人历史的尸体，而是正在待产过程中的创作本身。也就是说，经验并不只是过去了的经历的沉淀，而是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创造成果。这样一来，经验从传统的被动沉积形态，变成主动的开拓行为。因此，经验不是约束和限制自身的“界限”，而是不断跨越惊险时空的力量；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它时时伴随着精神生命的欲望，向充满引诱的虚空冲刺。福柯严厉批判胡塞尔现象学关于经验的被动描述态度，高度赞扬巴岱、尼采、布朗索及克罗索夫斯基等人在这方面树立的光辉榜样。他说：“对他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建构体系，而是建构一种个人经验”；“将主体从其自身中拔除出来的有限经验的观念，这就是阅读尼采、巴岱及布朗索的著作所给予我的主要影响。……我始终都把我的书，当成我的直接经验。这些经验的宗旨，就是将我自己从自身中拔除，阻止我成为我自己”。(Foucault, 1994: Ⅳ, 43)显然，福柯对待自己，就和他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样，也是通过不断地“从自身中拔除”的实际行动，不停地寻求在变动中的美感。所以，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都是作为美的艺术品，永恒地留存在人类文化宝库和历史之中。
如前所述，福柯是一位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人。同时，他也是在生活上、情感上和思想上处于不断流动状态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这些年来所从事的研究，是相互紧密相连的。它并不打算形成一个连贯的系统，也没有连续性。这是片断性的研究，最后没有一个终点，也没有要进一步继续做的事情。这是散布式的研究，甚至是非常重复的，经常走回头路，返回原来的题目和原来的概念。”(Foucault, 1997:5)所以，每当他处于特定环境时，他总是试图跳脱现实的约束，创造新的环境，并在创造的新环境中，创造新的自我。福柯在他的著作以及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会课程中，一再强调人的思想、说话、行动以及一切生活行为的艺术性。他认为，生活的艺术性，就在于促使生活变成游戏般的运动过程，变成不断的自我再生产的过程。他说，一个真正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人，是懂得“生活的艺术”的人，是把生活当成艺术美来鉴赏，又不断充实它的那种人。艺术般的生活，只能是由精通“自身的艺术”(l'art de soi)的人所自愿进行的反思性实践创造出来的。通过这种实践活动，人们一方面自律地确定其自身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则努力改变他们自身，以便按照他们的特殊风格标准陶冶自己，造就具有独一无二美学价值和符合特定生活格调的生活艺术作品。(Foucault, 1994: Ⅳ, 545)真正将生活当成艺术的人，会将他自己的思想、言谈、举止和各种活动实现艺术化，并通过艺术化的过程，循环地不断丰富自己的生命，特别是自己的创作思想。
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活动？福柯说，它就是“符合思想的艺术的思想”，因此，真正的逻辑学，应该被称为“思想的艺术”。(Foucault, 1994: Ⅰ, 739)同样地，真正的语法学，应该是“说话的艺术”(art de parler)，是教人将说话当艺术的学问。(Foucault, 1994: Ⅰ, 739740)思想、说话、做事及各种行为，都是可以艺术化的。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能够随时随地掌握和调整自身的生活艺术。
（3）叛逆传统的医学世家才子
福柯于1926年10月15日出生在法国中西部的维埃纳省(Vienne)省会普瓦捷市(Poitiers)。这是法国一座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古都。早在高卢罗马时代，这里就是法国中南部最有名的阿基坦省(Aquitaine)的重要都市。城中古教堂林立，古罗马时代留下的石头雕像，七零八落地仍然屹立在全城各条主要大街两旁。福柯自己提到，当他经常往返于成排的掉落了头像的名人石雕之间时，他的精神和魂魄，早已被一种不可觉察的气息，引导到那些雕像塑造的时代以及塑像人物本身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历史和文化的氛围给予福柯优厚的先天条件，使他能够在冥冥之中受到罗马古典文化的熏陶。
福柯的祖父保罗·安德烈·福柯(Paul-André Foucault)是普瓦捷市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在解剖学方面的卓越成果，使他成为普瓦捷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福柯一家祖辈三代都是医生。福柯的母亲安妮玛丽·马拉贝(Anne-Marie Malapert)也是出身于医生家庭，她父亲同样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并在普瓦捷医学院任教。福柯的家庭不论在物资或文化条件方面，都是非常优裕。他从小就享受了家庭所给予的一切方便和优先的生活特权。对福柯成长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家中拥有丰富藏书的图书馆，这使他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可以任意地在家中翻阅各种书籍和报刊。母方家族还在罔德弗勒(Vendeuvre-du-Poitou)拥有一座宽敞舒适的农场别墅，供福柯两兄弟和他的姐姐度假。这里的一切，都给予福柯深刻的印象，使他即使在成名之后，也长久地依依不舍和流连忘返。
福柯的父系亲友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福柯的一位姑姑被天主教会派往中国传教。但母系家族则比较开明、随和、淳朴和自然，在思想信仰方面深受伏尔泰的影响。母亲对福柯的特殊照料和关怀，也很自然地将母亲的天资素质传输给他。早在童年时代，母亲就特别为福柯设置和安排了学习的良好条件，除了给予文学和哲学的家庭补习以外，还请钢琴家庭教师教他音乐。福柯四岁时，被送进普瓦捷亨利四世中学的附属小学，同比他大一岁的姐姐一起接受教育。据福柯的弟弟德尼斯(Denys Foucault, 1933—)说，他们两兄弟在这个家庭里，“生来就是为了学习”(L'Actualité Poitou-charentes, No.51: 28)。福柯十四岁时，所在学校因德军入侵而缺少哲学教师。为了不影响福柯的哲学训练，他的母亲特地请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士为他讲哲学，并同时请大学哲学系学生路易·杰拉特(Louis Girard)专门为他补习哲学。“要掌握知识，怎么不学习哲学呢？”福柯的母亲这样说。(Ibid)与此同时，母亲还特地请来英国修女与家人同住在屋檐下，主要是为了让福柯两兄弟能有机会学习英语会话。
福柯从小就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才特质。他喜欢孤独，独树一帜，不愿随波逐流。这不但是因为他讨厌嘈杂环境，认为嘈杂环境不利于冷静思考，而且还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特殊想法和情感，都无法与普通人沟通。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他不轻易发言，总是默默地思考问题，表示他对一切的怀疑。福柯谈到他的童年时说：“我是在法国巴黎中心地带以外的省城小资产阶级圈子里度过我的童年时代的。在那里，同来访者说话和进行对话是一种义务。但对我来说，这是既怪诞又令我烦恼的事情。我经常反问自己，为什么人们觉得有说话的义务。保持沉默也许是一种更有趣的关系模式。”(Foucault,1994: Ⅳ, 525)
福柯的父亲只希望福柯两兄弟将来都成为外科医生。但福柯却在九岁时，就向他爸爸“宣布”，他长大后要成为一位“历史学教授”，使他爸爸及全家人都为之惊愕。福柯的自由思想使他拼命地挣扎，试图从嘈杂而庸俗的平凡世界中走脱出来，寻找一个属于他自己、容他独自思考的僻静场所。他的特殊的思考方式，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同整个社会文化制度以及一般社会文化习俗格格不入，致使他时时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产生过两次自杀的念头。
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对于在学校中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各种书本知识，经常抱着怀疑的态度，总是试图在原有的叙述和论证方式中寻求瑕疵和漏洞，找出摆脱现成答案的新出路。他喜欢以“另类”(alternative)的方式进行思考，提出许多与传统叙述论证方式相反的方案，对既定的规则和各种原理进行“颠覆式”的钻研和解构。对于一般的理性力量，他保持清醒的自由思索态度，试图发现被称为“理性”的背后所隐藏的可能秘密。
福柯的中小学教育是在普瓦捷市内接受的。社会的动乱伴随着福柯的少年时代。20世纪20年代末震撼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德国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福柯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关心和注意的社会问题。1934年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法西斯党羽势力暗杀奥地利首相多尔弗斯(Engelbert Dollfuss, 1892—1934)的严重事件，极大地震撼了年仅八岁的福柯。福柯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对死亡的极大恐惧。”(Foucault, 1994: Ⅰ, 13)从此他进一步增长叛逆性格，渴望自身的生活自由。
（4）师从依波利特、冈格彦和阿尔图塞
福柯在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完成高中课程，并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直接进入普瓦捷市的路易四世大学预科学校，准备应试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全国性招考。但第一次考试失败了。他母亲坚持要他上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再次准备应试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他在巴黎亨利四世(Lycée Henri Ⅳ)高中时期的哲学导师，就是当时著名的法国黑格尔哲学专家吉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1968）。吉恩·依波利特给予福柯第一次哲学启蒙，使福柯从此以后，决心像吉恩·依波利特那样，不把哲学当成死板僵化的教条体系，而是成为不断发出疑问，并向社会和世界挑战的思想战场。吉恩·依波利特后来对别人谈到福柯时说，福柯是一位思想天才，别人总是无法轻而易举地把握他所想到的东西。由于吉恩·依波利特给予福柯很高的哲学成绩，使福柯能够顺利地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依波利特后来升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教授，并担任该校校长多年，所以，福柯能够很幸运地得到依波利特的支持和监护，顺利地提升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
法国人是通过黑格尔而进一步了解马克思的。黑格尔思想中包含着绝对唯心论体系和辩证法两大部分，而一般认为前一部分具有消极保守性质，只有后一部分具有积极和革命的精神。依波利特针对法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特殊状况，曾说道：“对于早就泛滥于整个欧洲的黑格尔主义，我们法国是接受得较晚的。而我们是通过黑格尔青年时代不太出名的著作《精神现象学》，通过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认识黑格尔。在这以前，法国早已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哲学家，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法国哲学圈内。事情是现在才有的。现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活动。”(Hyppolite, J.1971: Ⅱ， 976)确实，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思想界接受黑格尔思想的脚步比较慢一些，但是，经依波利特等人的引进之后，法国思想家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深感兴趣。正如梅洛庞蒂所说，黑格尔是对20世纪所有伟大思想家发生最大思想影响的唯一一位哲学家(Merleau-Ponty, M.1948:109110)。对于法国当代思想家来说，引进黑格尔，不仅引进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叛逆精神，而且也引进了比黑格尔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正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所指出的，从30年代到50年代，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入侵，开创了一条新马克思主义所主导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线”(l'horizon indépassable)。(Sartre, J.-P.196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又进一步同尼采、胡塞尔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50年代末为止法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创造气氛。在为依波利特的逝世而召开的纪念会上，福柯说：“对我们这些依波利特的学生来说，我们现在所思索的所有问题，都是他提出来并反复思索的，都是他在他那本伟大的《逻辑与存在》一书中所总结的。在大战之后，他教导我们思考暴力和论述的关系，思考逻辑和存在的关系。而现在，他实际上仍然建议我们思考知识的内容与形式必然性的关系。最后，他还告诉我们，思想是一种永不停止的活动，它是发动‘非哲学’，但又使‘非哲学’紧紧地靠近哲学而运作起来的某种方式，同时也是我们解决生存问题的场所。”(Foucault, M.1969a: 136)其实，依波利特对于福柯的最深刻的启示，并不是黑格尔的思想本身，而是通过黑格尔哲学体系及其辩证法所开启的一种哲学思考方式。这种哲学思考方式，一方面有利于明确地认定哲学思考所要追求的范围，但又不使哲学活动仅仅停留在它所寻求的目标上；另一方面，它强调要在考虑到自身思考界限的同时，设法不断地试图逾越它。更具体地说，哲学活动既要明确其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又要不使哲学思考停留在同其研究对象相同一的层面上；哲学既要清醒地意识到思想本身的界限，又要千方百计地逾越这个界限。依波利特所鼓励的这种哲学思考方式，实际上提出了关于人、知识和自由的极为重要的双重性问题，即关于人的限定性以及不断逾越限定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依波利特是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布朗索和巴岱等人的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使之同尼采的超人精神相结合，促进人们在哲学思考中，一方面实现对于传统的叛逆，另一方面不断进行新的创造。
受到依波利特的启发，福柯从那以后就不断探讨人和哲学的限定性以及人和哲学本身又不断逾越其限定性的问题。对于福柯来说，真正的哲学思考，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哲学本身，而是在同哲学相邻的各门学科中来回穿梭，而又不断返回哲学进行思考，使哲学真正成为永不停息的思索，并在其自身的限定中不断试图超越自身。(Foucault, M.1994: Ⅰ， 780782)依波利特对于福柯的上述启示，又由于尼采、巴岱及布朗索等人的叛逆思想和“逾越”精神的激励，而进一步把福柯推上了新的思想发展道路。
1946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之后，福柯的导师先后是阿尔图塞和冈格彦。前者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则是当时主持全法国大学教授职务资格审查及分配教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两个人物，对福柯一生的生活态度及其思想风格，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阿尔图塞在四五十年代是法国共产党积极的党员，也是党内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关押在集中营中达五年之久。1945年，阿尔图塞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哲学教授，向学生灌输和宣传马克思的思想。据阿尔图塞本人所说，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期间，重点是教导学生“警惕”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Althusser, 1992)在阿尔图塞的影响下，不仅是福柯，而且还包括一大群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高才生，都对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感兴趣。同福柯一起的，还有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的著作。
影响福柯及其他青年学生倾向于马克思及其思想，主要决定于两大因素：首先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令这批年轻人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破坏了法国及整个欧洲的经济，动摇了社会的基础。其次，法国对印度支那所发动的新殖民战争，推动福柯及他的许多同学参加由法国共产党所领导和组织的反战运动。福柯就是由于对征服的殖民战争政策不满而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的著作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表现了对于现代社会的无情批判态度，提供了实行怀疑以及进行理论和实践批判的榜样。而且，阿尔图塞对于萨特的批判态度，也促使福柯等人能够较快地摆脱传统的意识哲学的影响，用更加时髦的结构主义思想来建构自己的新思想。同阿尔图塞一起的其他哲学教师，特别是德桑狄(Jean-Toussaint Desanti,1914—2002)和越南裔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陈度道(Tran Duc Thao,1917—1993)，也极力向学生传输马克思的辩证法，使当时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充满着马克思、胡塞尔和弗洛伊德的精神气氛。
在20世纪50年代，当黑格尔主义由柯杰夫和依波利特带头而盛行于法国学术界，当存在主义由于萨特的宣传而流行的时候，福柯不愿意随波逐流。为了选择一条叛逆的道路，为了标新立异，他竟毅然决然地使自己成为“尼采主义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e nietzschéen)。所以，福柯在195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对这一段经历这样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我想在另一段时间里谈论。目前，我倒要指出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对尼采和对巴岱的兴趣，并不等于采取疏远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种方式。对我们来说，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抛弃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使我们理所当然地对黑格尔主义哲学很不满意。我们在当时，正在寻求另一条不同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所标榜的那种出路。所以，在50年代，在我们尚未充分认识马克思的情况下，为了拒绝黑格尔主义，也为了不接受我们所不喜欢的存在主义，我才加入法国共产党，成为‘尼采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我当然很清楚，这确实是令人活不下去(invivable)，而且也是很奇怪的。”(Foucault,1994: Ⅳ, 50)
福柯确实在不断地寻求“活不下去”的境界，并把“无法生活”的境界，当成自己探索生命的极限的条件。他并不喜欢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对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感到“恶心”。他所追求的，是一再越出生活的界限，闯越现有法制、规范和制度所规定的正常界限。所以，越是被常人认为“无法生活”或“活不下去”的境界，他越要去尝试。
福柯一向把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在这方面，他完全同意同他一起讨论的其他学者的立场。（参见福柯同日本学者Yoshimoto在1978年4月25日的谈话，题名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问题：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解脱出来》，Foucault, 1994: Ⅲ, 595618）在这篇谈话中，福柯很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于马克思及他的思想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福柯基本上肯定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同时严厉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
正因为这样，福柯也承认，他和其他许多法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由于革命和叛逆的激情，既可以迅速地成为“共产党人”，也可以出于同样的理由，又很快地离开法国共产党。当法国共产党实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并对其党员进行思想控制的时候，福柯也和其他知识分子党员一样，立即表现了对法国共产党的不满。福柯不能容忍法国共产党对党员个人事务的干预。尤其是当法国共产党粗暴干预阿尔图塞的私人事务，特别是强制性地压迫他与其未来的妻子列葛姗(Helene Legotien)断绝关系时，福柯更压抑不住自己的不满情绪。1952年10月，福柯获悉苏联共产党残酷镇压苏联境内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消息，经过同阿尔图塞的协商，并征得阿尔图塞的同意之后，福柯决定离开法国共产党，宣布退党。从此，他脱离同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关系，但在法国的各种社会运动中，福柯继续在一定条件下同法国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党员保持联络和有限度的团结。这是因为，当时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知名知识分子，普遍地分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例如作家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画家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和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等人，都是法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
阿尔图塞在70年代后患精神病，使福柯在其晚期思想活动中，很少再提及阿尔图塞。如果说阿尔图塞对福柯只是发生了启蒙性的影响的话，那么，冈格彦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福柯的学术生涯及其命运。
福柯的另一位导师冈格彦，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而且也是在法国学术界掌握相当大权力的实力派人物；他的一句话，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在法国学术界的地位。他原本是知识史、思想史和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正是他带领福柯，一方面接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启发，研究知识及其对西方思想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推动福柯从现象学脱轨而出，集中探讨知识论述同权力的复杂关系及其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冈格彦不仅鼓励福柯探索西方知识发展的奥秘，而且使他懂得和学会如何在学术领域中玩弄权力策略，以攀登知识殿堂的顶端。冈格彦在福柯考取大学教授资格文凭时对他说：“我相信，你有足够的才能去面对你今后所将要遇到的学术环境以及各种问题。”当时同福柯一起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深造的，还有维纳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人。可是，冈格彦对福柯的才华情有独钟，给予特殊的照顾。在冈格彦的监护和推荐下，福柯很快在1951年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文凭”(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他当时考的主要题目，就是冈格彦所出的考题“性的问题”。接着，在冈格彦的保送下，福柯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心理学讲师。这个教职原来是由梅洛庞蒂担任的。梅洛庞蒂的心理学教学，启发了福柯将心灵与身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梅洛庞蒂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福柯的第一篇论述前苏格拉底心理学的论文的研究方向。实际上，福柯很早就对心理学感兴趣，并从1947年开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定期聆听梅洛庞蒂的心理学课程，对笛卡儿以来的心理学有特殊研究。所以，他在梅洛庞蒂的影响下，很重视自笛卡儿之后的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1638—1715)、曼·德·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以及柏格森的心理学观点。这条笛卡儿之后的心理学路线，贯穿着身体(le corps)和心灵(l'ame)相同一的基本原则。
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心理学课程，吸引了大批有才华的学生及学者。当时参加他的课程讨论的，有德里达、维纳、巴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 1930—2007)、捷纳特(Gerard Genette, 1930—)以及莫里斯·炳格(Maurice Pinguet,1929—)等人。从此以后，福柯顺利地加深他的心理学研究，尤其获得了梯也尔基金会(Fondation Thiers) 的资助，并在1952年6月获得巴黎高等心理学学院(L'Institut de psychologie de Paris)的心理治疗师文凭。这个时候，又是冈格彦，指派福柯担任里尔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后来，也是在冈格彦和著名的宗教史专家杜美济的推荐下，福柯被法国文化部任命为驻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法国文化中心主任。这个“肥缺”只有那些享有特权的法国文化界人士才有可能占有。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职务曾经对诺贝尔奖金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在担任文化中心主任期间，福柯接见了前来领取诺贝尔奖的加缪。由于福柯取得了优异的工作成果，他接着担任了法国驻波兰华沙和德国汉堡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任。在任职期间，他仍然不停地撰写他的国家博士论文《精神病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冈格彦对这篇论文给予很高的评价。1961年，福柯以很高的分数通过了他的国家博士论文后，冈格彦向当时担任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居尔·维尔敏(Jules Vuillemin,1920—2001)推荐福柯担任该系心理学教授职务。到了1969年，也是冈格彦推荐福柯接任吉恩·依波利特的哲学终身讲座教授职位。由此可见，冈格彦几乎伴随着福柯的学术生涯的一切关键时刻。
（5）从叛逆文学获得创造动力
20世纪50年代，当福柯处于思想成长的时期，法国学术界正充斥着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等思潮。这些思潮无疑对福柯起着思想启蒙作用。但福柯本人的叛逆和独立思考精神，使他自然地立即对这三大思潮也产生了怀疑。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他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只是盲目地崇拜流行的东西。当他试图摆脱这些思潮的限制的时候，巴岱和布朗索等叛逆作家的思想风格及创作作风，给予他决定性的影响，使他找到了新的出路。
青年时代的福柯，实际上接受了来自文学和哲学的双重启示。在文学方面，他仰慕着敢于“逾越”和向传统挑战，并重视“有限的经验”的作家们，包括巴岱、布朗索、克罗索夫斯基、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和萨德等人。
在谈到他青年时代的文化背景时，福柯说：“我属于这样的一代，当我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们都是被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所标志的一种视阈所限制。所有这些事情当然是极端有趣和激发人心的，但是，它又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促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窒息，并产生了试图观看界限以外的事物的强烈欲望。我同当时的许多哲学系学生一样，同传统和当时流行思潮的决裂，主要来自贝克特的《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的影响。正是这本书，使我们在窒息中重新大口地呼吸。然后，我进一步阅读布朗索、巴岱和新小说派的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 1922—2008)以及比托尔(Marcel Butor, 1926—)、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列维斯特劳斯。所有这些人，都是相互区别的，而我也并不想要全部地吸收他们。但可以说，他们是我们那代人同传统形成断裂的重要中间人物。”(Foucault, M.1994： Ⅳ，608)福柯所说的“断裂”意味着什么呢？主要是意味着同一切“主体哲学”的决裂。正是上述的思想家和作家们，带领福柯等人走出主体哲学(la philosophie du sujet)的范围，在语言论述和权力网络相互穿梭的社会文化历史和现实的结构中，破解传统主体的形构密码及其基本原则。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开创了新生面，使文学更彻底打破传统的约束，而且，还促进人们对于语言的深入探讨，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语言在创建人的主体性过程中的关键意义。贝克特在谈到他的作品时，强调他所使用的语言的自律性。他说：“我所使用过的语言，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它们是自由的。”在他看来，语言一旦被使用，就成为独立的实体或元素。它们作为一种符号象征，以其客观性和自律性，在社会中成为他人的想象对象和理解对象。这时，被使用了的语言，不管是出现在文本中，还是在戏剧舞台上，它们都成为读者和观赏者的想象和理解对象，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脉络中，在同读者和观赏者之间的相互运动和相互交流的独立过程中，始终都是具有自我生产和自我指涉能力的“能指”新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作者”或“说话主体”，已经无法控制其流程及其被理解的程度。所以，任何文字或话语，一旦在社会生活中和文化生活中出现，就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符号象征，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可以产生和再生产其意义的独立单位。它们同整个社会生活混合在一起，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原有的“作者”或“说话主体”已经成为与它们毫无关系的因素。正因为这样，福柯后来指出，“作者已死”，就像“主体已死”一样。被使用的语言和文字，连同其文本一起构成了新的生命体；但这不是一般的生命体，而是具有文化价值，能够进行意义再生产的符号象征体系。从那以后，它们或者是同读者、同观赏者，或者是同其他文本，相互沟通和交流，并在其沟通中重新产生新的意义。作者确实已经成为极不重要的东西，无助于真正理解其实际意义。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主体性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无地自容。
显然，这些作家对于福柯所给予的重要启示，首先就是在语言运用方面。他们在语言方面的创造和叛逆先例，使福柯体会到语言对于思想家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一切思想家不得不靠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创造，但对于寻求自由的思想家而言，语言的规则及其符号形式性，反而成为限制自由的藩篱。这样一来，语言成为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进行反叛和创造的中介手段：它既是创造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受到启示的象征，又是受到限制的羁绊。所以，布朗索等人巧妙地运用语言的伸缩性、象征性、灵活性、多义性和寓意性，千方百计地使语言本身的矛盾性和双重性在其运用中实现自我分裂和自我生产，使自由创造的成果得以突破，并恰当利用语言的限制，达到他们在思想上寻求绝对自由的目的。所以，福柯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折向自己，并试图说出它所说以外的其他事物的第二语言(un langage second, replié sur lui-même, qui veut dire autre chose ce qu'il dit) 。”(Foucault, 1994: Ⅰ, 443)文学语言自身所隐含的多层次可变动的丰富内容，使它成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系，包含内在的自律性，随时都有可能进行再生产和自我更新。这是一切哲学家值得注意观察的问题。
与此同时，巴岱等人有关“性”的有限经验及其逾越的论述，连同当时极其流行的精神分析学和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病治疗学，都对福柯思考问题并总结自己的经验发生重要影响。在谈到经验的意义时，福柯指出：“对于尼采、巴岱和布朗索来说，经验就是力图达到生命中的那个最贴近‘不能再继续活下去’的确定点。从经验中所获得的，是达到极限的紧张程度以及最大限度的不可能性。”(Foucault,1994: Ⅳ, 43)“经验对于尼采、布朗索和巴岱来说，其功用就在于将主体从其自身中连根拔除，以至他自己不再是他自身，并达到对于他自身的自我虚无化和自我解体。这是一种彻底的非主体化的事业。”(Ibid)福柯承认：“关于这种将主体从其自身中连根拔除的有限经验的观念，就是我从尼采、巴岱及布朗索等人的著作阅读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而且，这种有关有限经验的观念，又造成我的著作变得非常令人困扰和非常广泛，使我永远将我的著作当成一种旨在将自己从自身中连根拔除，并永远阻止我成为同样的自身的创作活动。”(Ibid)
巴岱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卓越的新尼采主义者。巴岱对于创作、语言、生命和现代社会的态度，反映了当时正在经受文化危机并寻求新的出路的法国思想家们和作家们的基本关怀。巴岱同当时正在流行的“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创作态度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表示了某些不同意见。按照巴岱的观点，在创作过程中，不仅是要将现实提升到“超现实”(sur-réalité)的境界，使艺术不只是停留在对于现实的模仿的层面上，而且还要使艺术能在超现实的崇高形式中，把握“美”的目标。除此之外，还要探索所有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过度”的因素(des éléments excessifs)。所谓“过度”，显然是指“超过限度”和“超过极限”。人的思想、创作、生活和实际实践，究竟有没有“极限”、有没有“限度”？人是不是可以超越极限？对待人的“极限”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显然表现了人们对于生活本身以及对于传统的基本立场。
福柯之所以对巴岱产生相当程度的赞赏，就是因为巴岱贯彻了尼采的哲学，坚持认为：在人的身体和实际活动中，经常呈现出难以通过思想和理性来理解，也难以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情感和欲望，特别是属于性欲和色情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人的生活中，并不是像传统思想和道德所说的那样，似乎是有害于人的生命的健康成长。恰巧相反，它们是进行思想创造和提升生命力的积极力量。由此，福柯高度肯定性及性欲对于生命的正面意义。他认为，性是生命的创造性动力。他说：“性是我们的行为的组成部分。它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用自由的一个方面。性是我们借以创造我们自己的某种事物。它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而且，它远非只是我们发现我们自身欲望的奥秘的手段。我们必须了解，正是通过我们的欲望，才有可能建造各种形式的新关系，建构新的爱情关系，建构我们的新的创造形式。性并非只给我们带来厄运，而是进入创造性生活的一种可能性。”(Foucault, 1994: Ⅳ, 735)
福柯和巴岱一样，试图证实：人的实际经验本身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有关情欲和性的欲望，是人类对抗并抵消理性对于思想的控制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表现个人特质、风格、个性和特殊情感的关键领域，是抗拒个人和社会同一性的重要场所。人的身体及其欲望和情感，从本质上说，就是无规律和无视规则。它们是真正的“无法无天”的。巴岱和福柯都肯定情欲和感情的“无法无天”本质，认为这正是它们高于一般物质性的可贵之处。
如果人们只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有所创造，有所发现。所谓极限和限定(la limite)，无非是常人或传统所统一规定的、人为的界限。而且，正如福柯所说，一切所谓“界限”，都是理性主义者所人为限定的，都是社会统治者根据他们的统治利益所制造出来的。(Foucault, M.1994: Ⅳ, 135; 242)福柯非常赞赏巴岱对感情和欲望的“过度”(l'excèse)状况所持的积极态度。他认为，正是在“过度”的情欲中，经常显示在通常情况下所不能体会到的各种情感、感受及知觉。福柯在研究超现实主义文学时，也同样肯定巴岱的这种立场，并对超现实主义者给予一定的批评。
在献给巴岱的《为逾越所写的序言》(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一文中，福柯指出，在西方思想和道德发展史上，性的问题始终被歪曲和掩饰，以致“性”这样一种本来符合人的天性和常理的事情，一直被压抑在黑暗的阴影中。福柯特别强调：这要归功于巴岱，特别是他的文学语言的巧妙运用，才使“性”终于能够在现代的经验中获得它应有的天然地位。回顾现代社会所流传的各种有关性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萨德到弗洛伊德有关性的现代论述，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性本身原有的自然性质，并没有真正地把性解放出来；现代社会性论述的基本特点，只是通过一系列暴力的语言，把性抛到无限深的虚空之中，并把它们紧紧地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萨德和弗洛伊德等人关于性的论述的主要贡献，仅仅是向传统性论述发出勇敢的挑战，以赤裸裸的语言，开辟了自由谈论性的问题的大门。巴岱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虚伪的性论述，以其生动而赤裸裸的语言，比萨德和弗洛伊德更向前迈进一大步，揭示了性的奥秘。在巴岱的笔下，性和各种欲望呈现出它们原来的自然面目。在人的正常生活中，性和欲望本来是以其本身无限的呈现形式，连续和不断地伸展和膨胀，任何力量、任何规则，都无法阻止和压抑它，直至它达到了高潮或顶峰。在性和欲望面前，并不存在什么规则。如果硬要说“规则”的话，那么，它们的真正规则就是“没有规则”；或者说，它们的唯一规则就是：“一旦产生，就要尽情发泄；而一旦发泄，就要达到最高和最充分的满足，即达到高潮。”福柯指出，性和欲望所拼命冲刺的目标，也就是它们的顶峰和高潮，而顶峰和高潮，又是性和一切欲望由之再出发的源泉本身。所以，福柯把性和欲望高潮的这个源泉和顶峰，称为“神爱之心”(coeur d'un amour divin)。一切爱、欲望和性欲，之所以无止境地涌出、疯狂地膨胀到它的顶点，就是因为它们是反复循环地从这个神秘的“神爱之心”出发，张开其贪婪之口喷出，然后又返回这里。接着它们又雄心勃勃地再出发，实现尼采所说的“永恒的回归”。(Foucault, 1994: Ⅰ, 233250)
所以，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并没有把性“解放”出来，而是相反，把它禁锢在一定的界限中：限制在意识中，因为唯有在意识中，它才能听到来自它的无意识底层的沉默的声音；限制在法律中，因为唯有在法律中，它才能看到它是唯一受到普遍禁止的东西；限制在语言中，因为唯有在语言中，它才能体验到有口难言之苦。(Ibid)福柯试图继巴岱之后，更彻底地使性从意识、法律和语言的约束和界限中跳脱出来，使之回复到它的自然状态，并在其自然状态中充当生命创造活动的基本动力。
福柯发扬了尼采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在本质上，是同意志和欲望一样。而性和欲望，最典型地表现了生命的特征：一旦存在，就要拼命消耗；因为只有在消耗中，生命才获得它的新生。所以，福柯赞同巴岱的看法：人的生命及其创造精神，只有在它的极度消耗中，在其面临极限时，才能显示它的真正本质。所以，在巴岱研究消耗(consumation)的社会学著作中，巴岱颂扬了被传统道德谴责的消耗行为。自我消耗、自我毁灭和自我摧毁是一切生命的基本存在形式。(Bataille, G.1949)巴岱扭转了传统思想对于消耗的否定态度，实际上也是重新肯定了原始社会以消耗为荣以及对于消耗的积极态度。巴岱指出，宇宙中的太阳是靠不断的自我消耗、自我毁灭和自我摧毁来维持其生命的运动，维持其自身的不断更新！生命是靠死亡而不断开辟其新生的道路的。换句话说，生命是在同死亡的不断搏斗中成长和更新的。真正的生命是对死亡无所畏惧的。生命不但不应畏惧死亡，反而必须积极地面对它，并在主动走向死亡的实际过程中，创造新的生命，扩大生命的力量。巴岱早就在他的《论耗费的概念》一文中指出，推动人的生命顽强地生存下去，促使生命和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地继往开来的最大动力，不是传统道德所赞扬的“自我保存”或“谨慎勤俭”，而是豪迈地进行消耗活动，进行消费活动。(Bataille, G.1955; 1957a; 1985)
在巴岱这里，凡是传统社会文化讥笑或讽刺为“可耻”或“可恶”的事情，凡是被传统社会批判为不道德的事情，他都给以翻案，加以赞扬，试图从中发现新的真理。他同尼采一样，凡是传统文化斥责为“浪费”或“无价值”的东西，都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的这种性格和风格，也典型地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评论和哲学思考之中。福柯将巴岱对于生命极限的探索同他本人对于生命逾越的冒险结合起来，作为对传统思想和道德力量进行挑战的主要方式。
如果说福柯在语言解构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那么，巴岱就是在这方面为他树立了榜样。自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马拉美(Etienne, dit 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和布朗索以后，在法国文学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批判语言和反语言的传统，而且，这种批判语言的活动也构成为文学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那以后，法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领域以及整个后现代文化的发展，都是紧密地同语言批判相联系的。由波德莱尔等人所开创的语言批判，不仅是在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创新活动，而且也是寻求“后现代式”思考和批判的一个重要过程。福柯反复说：“我阅读尼采是因为巴岱，而我阅读巴岱则是由于布朗索。”(Foucault,1994: Ⅳ, 437)所以，波德莱尔等人对语言的批判，远远超出文学创新的范围，不仅为理论上批判整个传统语言积累了经验，而且也对后现代文化的重建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这种对于语言的批判，不仅是满足于在语言本身范围内的批判，而且远远地超出语言符号系统的范围，在语言同思想、行动、道德、权力、社会制度以及人的本性本身的紧密关系中，探索人的主体性及其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探索语言与现代人的历史命运之间、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规范法制之间的奥秘。因此，对于语言的批判，也就成为对于整个社会、人的本质以及西方文化的彻底批判的主要通道。
乔治·巴岱是法国多才多艺的思想家和作家。他虽然不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但他确实是后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乔治·巴岱的一生，通过对于语言文字的质疑和批判，始终都力图以自己的思考、创作和写作而不断逾越人的生存界限。在他看来，只有在不断试图逾越人类生存界限的冒险过程中，才能体验生命和创作的真正乐趣。他认为，人生的基本问题和创作的基本问题是一致的，而贯穿于其中的主导性问题是“性”、“恶”、“死亡”和“语言”的相互关系。人类创造语言文字，在乔治·巴岱看来，无非是为了把人类自身从“性”、“恶”和“死亡”的相互困扰中解脱出来。(Bataille, G.1944; 1945; 1947a; 1947b; 1947c; 1954［1943］)但是，人类所经历的遭遇，却只能是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厄运。人生所经历的，始终是渗透着“恶”的种种苦难；“恶”把人推到死亡边缘。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通过性欲的解放和语言文字的创造活动，才能使生命展现它的活动空间，才能纾解人的精神痛苦，满足精神无限追求超越的本性，有希望把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冲破生存界限的限制；但是，巴岱和福柯都清醒地意识到：压制着性欲及各种欲望的道德以及语言运用中的各种规则，时时约束着生命的扩张，以致人不得不继续和永远生存在苦难中。正因为这样，巴岱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克罗索夫斯基、布朗索和吉恩·波兰(Jean Paulhan, 1884—1968)等人一起，对萨德的怪异色情小说倍加推崇。巴岱通过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作品，大胆地袒露色情，大声地歌颂性冲动中的幻觉和醉意，并对性和欲望奔向高潮的历程给予诗歌般的颂扬。
从波德莱尔以后，直到巴岱为止，在许多现代性文学家那里，已经在其文学著作中反复显示“情欲”的多面向意义。情欲和语言一起，构成现代性作家旋转其创作思想机器的两大轴线。但正是由于巴岱兼具作家和思想家的品格，使他成为对情欲进行最深刻理论反思的作家。对于他来说，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最后动力，不是意识，不是理性，而是欲望(le désire)，特别是欲望中的情欲(éros)。在人创作和做出抉择的时候，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理性和意识，毋宁说是欲望，特别是情欲。思想和意识的洪流是可以抵挡或延缓的，而欲望，特别是情欲的爆发，却是阻挡不住的。不但如此，而且，欲望和情欲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比思想和意识更能有效地转化成创造性的行动，甚至转化成变革现实的巨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情欲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当人们承受各种道德或政治制度的压力而试图反抗时，其真正的根源，其实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欲。例如，一对情人可以为其爱情的自由而舍去一切，人们很容易理解这是由情欲所推动的。但许多革命行动，其表面可以听得到、看得见的理由，往往是人们对于不合理的制度和社会条件的反抗，于是人们以为革命是人们反复思想和理性抉择的结果。然而，实际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最深的推动力量仍然是情欲，因为社会制度和社会条件之所以被认定为“不合理”，是由于这些制度和社会条件在关切到人的实际生活利益时，不能满足人们在欲望上的需求。在日常生活中长期压制欲望和情欲的累积性结果，才酝酿成思想和意识上的反思，才使意识和思想导向革命。所以，欲望和情欲是思想和意识背后的最后推动力量。
对于情欲的执著，使巴岱不论在创作还是在行动中，都让情欲宣泄无遗、淋漓尽致。早在1928年发表的《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中，他就把身体的情欲、性冲动同死亡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引起罗兰·巴特的高度重视。他本人身体力行，不但不掩饰或阻挡自己的情欲，反而主动引导或刺激之，使之成为其思想和行动的引领者，并在遇到各种困难或挫折时，让情欲成为斗争的先锋，成为披荆斩棘的前进力量。当巴岱病重而生命垂危时，他不但不让自己的情欲收敛，反而更变本加厉地纵欲，使自己在情欲的宣泄中体会情欲得不到满足时的痛苦，也体验生命临危时情欲力量的极限及其逾越的可能性。巴岱把性、情欲、暴力和死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在它们的连接中可以体现生命的顽强性和创造性。为此，他特别地诉诸身体的自戕或自我摧毁活动，主张在自我摧毁中体验性、情欲、暴力和死亡之间的真正关系。在这方面，福柯的态度几乎同巴岱完全一样。巴岱是身患肺结核及性病而死的，福柯则是身患艾滋病而死。两人临死前，都以同样的态度面对死亡和疾病。
巴岱和福柯两人对于情欲和逾越的执著，近于拉康所说的“偏执狂”(paranoYa)。拉康曾经认为，人的“自我”，其实是建立在某种自欺欺人的虚幻的“镜像”的基础上。既然自我的建构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人对自身的这种虚假的认同结构，也必定同时地影响着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正因为这样，人的一切知识的真正起源，是来自“自我”的不折不扣的虚幻认识。拉康为此将人类知识的基础称为“偏执狂”。也就是说，人的知识的真正精神动力是一种“疯狂”。(Lacan, 1966)福柯的朋友德勒兹与瓜达利(Félix Guatarri, 1930—1992)在拉康的上述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认为，人在本质上本来就是“精神分裂”的(schizofrénie)。(Deleuze/Guatarri, 1972a; 1972b)福柯本人也同样公开承认，他本人始终都是“疯疯癫癫”，而在撰写《精神病的历史》一书时，福柯所抱的基本态度就是“疯狂”的态度。正是这样的“精神分裂”和“疯疯癫癫”，才使他敢于向传统挑战，并以叛逆的方式写出了《精神病的历史》等充满批判和创造精神的著作。
和巴岱一样，福柯认为，情欲或色情并不是传统道德所歪曲的那样，并不直接同犯罪和“恶”画等号。恰恰相反，情欲或色情隐含着生命整个过程的全部奥秘；不仅生命本身靠“性”和情欲而获得更新，获得其时时存在的原动力和内外条件，而且“性”和情欲具有引导生命走向死亡的本能，促使生命在趋向于死亡的过程中，不断地体会到生命所隐含的“痛苦”，也体会到生命本身不断地逾越经验界限的必要性。所以，巴岱认为，性和情欲具有带领生命进行自我渗透和自我反思的特殊能力。(Bataille, 1928: 12)福柯也同样将情欲视为具有创造性力量的生命因素，主张使情欲毫无掩饰地发泄出来，以丰富生命的内容。
死亡(la mort)就是通向可能性世界的唯一最具创造精神的信道。死亡是一种奇妙的荒谬，因为它不停地将可能性的世界开启或关闭。巴岱说：“作为一种奇妙的荒诞性，死亡不断地打开或关闭可能性的大门。”(Bataille,G.1954［1943］:11)死亡同可能性世界的这种奇特关系，使死亡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价值，因为对于人来说，可能性比一切现实性还珍贵无比。可能性的珍贵之处，就在于为人的自由开辟道路。可能性的东西不能单靠思想或理性，因为可能性是最没有规则、最没有道理可言，但它同时又将会给人生提供意想不到的惊喜，甚至有可能开辟前所未有的光明通道。死亡对于人之所以如此不可理解，就是因为它是同可能性紧密地连在一起。对于像死亡这样属于可能性的东西，只能靠同样无规则的情欲和性的冲动去探索和体验。正是巴岱的这种死亡观点，给予福柯深刻的启发，使福柯在其著作和现实生活中，比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思想家都更重视死亡的经验。
巴岱认为情欲同死亡有缘。情欲同死亡的缘分，不是情欲的罪恶，也不是人的不幸，而是相反，是人的幸福或福分。情欲是幸福的源泉，也是死亡的催命鬼，两者互相陪伴，又互相推动。通过情欲，人们更深刻地看到幸福与死亡的辩证法，而两者的辩证只有通过情欲作为其中介才能展现出来。
“性”同死亡是互为条件又互相渗透的。“‘性’隐含着死亡。这不仅是因为只有通过‘性’才能使新的‘性’和新的生命产生出来，只有通过‘性’才能取代死去的东西，而且还因为只有通过‘性’，才能使不断更新的生命过程运转起来。”(Ibid)通过“性”的游戏，通过“性”的活动的蔓延，各个孤立的“自我”才能遭到否定。(Bataille,G.1954［1943］; 1947a )
福柯很喜爱巴岱所写的《哈利路亚：狄亚奴斯入门》(L'Alleluiah, catéchisme de Dianus)，因为这部著作典型地表现了作者体验死亡的急切心情、对情欲的追求以及对超现实的期望的复杂心理。(Bataille, G.1947a)
其实，对于超现实主义来说，关键的问题是人的理智已经不足以把握世界。必须重建人的精神，不仅以新的态度看待理性、感情、思想、意志，而且，重新考察人的身体及其各个器官，重新考虑人的身体同人的精神的相互关系。人在写作中是否如同传统创作原则所说的那样，必定是理性指导一切，必定是头脑主导身体？超现实主义作家兼诗人吉恩·科克托(Jean Cocteau, 1889—1963)就说：“当我写诗的时候，是我手上的笔，而不是我的思想带领我写作。我的手以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动作，在我头脑还未清醒过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一口气地写出来一大篇东西。”
语言虽然约束人的精神追求，但正是在语言的限制中，福柯和巴岱一样，发现了突破界限的希望。对于深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影响的巴岱来说，任何限制都同时提供反限制的可能性。凡是在限制出现的地方，便包含冲破限制的希望。福柯在多次的谈话中，都反复强调巴岱有关“冲破限制”的观点，认为这是思想家发现新事物的主要途径。语言的限制只能显示其本身能力的有限性，暴露其薄弱的环节。至于限制的程度以及突破限制的可能性，只有在反压制和反限制的亲自实践中才能有所发现。与巴岱同时代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们，正是通过他们在创作活动中的反语言实践，为人们逾越生命界限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他们为了超越语言的限制，突破各种禁忌而深入到语言的内部结构，试图在语言本身的象征性双重结构中，探索逾越语言的可能性。
巴岱的亲密朋友、法国人类学家兼作家米歇尔·莱里斯(Leiris, Michel, 1901—1990)曾经回忆说，巴岱的一生始终寻找生存的不可能性，因为他确信只有在不可能性中才能发现人的真正存在。为此，人只有在生活中不断打破界限，逾越各种规则和制度，才能找到自己的本质。同时，巴岱还认为，唯有像酒神狄奥尼索斯那样神魂颠倒，始终在上下之间昏醉来往，并不时地沉入两端之中，才能从整体和虚无之间得到超脱。巴岱充分意识到现代性文化中所包含的人类心灵空虚，主张像尼采那样对现代性文化展开全面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一个核心就是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但批判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对于人性中一向被传统道德污化的“性”的欲望的揭露，就好像法国著名色情作家萨德所已经完成、但尚未彻底实现的批判那样。
巴岱把创作等同于革命，等同于生命的发扬光大，等同于超人的自我扩张及其对世界和现实的宣战。巴岱把创作和对于语言的批判直接地连接起来。所以，巴岱对于语言文字的批判，始终伴随着他的多方面的创作活动。他认为，任何创作活动都是一种行动，而唯有行动才握有权力，才能展现权力。彻头彻尾的尼采主义者的声色在此暴露无遗。作为一位作家，他首先是一位行动者，并不只是思想者或幻想者。他认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文学创作。巴岱的这一思想，不仅影响了福柯，而且也影响着德里达等人。德里达在他的论文学的著作中，一再强调文学是一种行动。在文学中，行动，就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在一切活动中，文学是最基本的；不然的话，它就什么都不是。”(Bataille,G.1947a)
文学之所以对于人的存在极端重要，是因为在文学中所表达的，首先是“恶”，特别是“恶”的最尖锐的形式，也就是“痛苦”。作为恶的最高形式，痛苦是一种占据首要地位的价值。痛苦的极高价值就在于它集中表达了生命本身的奥秘。只有在痛苦中，尤其在极端的痛苦中，人才能真正感受到情欲本能的真正力量，人才能由此产生逾越有限经验的意志。正因为这样，文学活动的展开以及对于“恶”的揭示，将导致一种“超道德”的存在。文学的这种特性，又使它变成一种“终于找到的童年”(l'enfance enfin retrouvée)。也就是说，通过文学创作，通过创作中喧闹不停的语言的运用以及在喧闹声中表现的叛逆情绪，虽然也显示文学是一种“恶”，但同时又呈现出文学的天真朴素的性格。作为“终于找到的童年”，文学又显示出对于“恶”的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必须在叛逆的暴力性僭越行动中证实自己的生存。
福柯在解构主体的时候，经常使用“内折”和“外折”、“在内部”和“在外部”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是从巴岱那里受到启发的。巴岱的《内心经验》这本书，试图将传统理论所区分的“内”与“外”在一个叛逆者的混沌世界中重新结合起来，并使之构成探索生活奥秘的线索。他说：“理智的发展导致生活的干涸，而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促使理智变得更加贫乏。除非我宣布这样的原则：‘内心经验本身就是权威’，我才能走出这无能为力的状态。这种理智曾经摧毁内心经验的必要权威。所以，通过上述解决途径，人才从他的可能性中重新获得能力，但这并不是旧的、有限的可能性，而是可能性的最极端。”(Bataille, G.1954［1943］:20)
显然，巴岱延续和发展了尼采的反理性主义传统，揭露理性主义对人的自身内心经验的窒息，使人变得无能为力，变成盲目服从理性的奴隶。巴岱宣称自身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内心经验进行自我决定。康德在他的论“启蒙”的定义中反复强调理性在自我抉择中的权威地位。他的宣言就是对于启蒙理性的一种抗议，也是一种挑战。对于理智而言，内心经验是一种“异境”(étranger)。理智限定了人在自己身心内部的自我探险，也限定了人向无尽的“可能性”进发的方向。
既然内心经验的探险和开发不再遵循理性的规则，这种探险也只能“在内部”(dedans)，在一种不受理性约束的领域内，从事反逻辑的自我渗透，并以一种醉醺醺的神魂颠倒的态度，不顾一切地任本能欲望去开路行事。巴岱认为这就是“使经验本身活起来”的原则。它的基本口号就是“应该在经验中生活”(il faut vivre l'expérience)(Bataille,G.1954［1943］:21)。
被理性约束的经验是死的。经验只有“在内部”靠人自身的生命力量作为动力才能活跃起来。活跃起来的经验应该让它自身无拘无束地发展。长期以来，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总是将经验设定为发生于感性世界的“在外部”的活动，并将这种活动理性化。巴岱在人的内部找到了经验的真正精神动力，并由此摆脱理性的约束。虽然摆脱了理性的内部经验似乎变成某种神秘化的力量，但是，正是这种经验才恢复了它本身的自由自在性质。他说：“应该使经验活起来。这种经验如果从外部通过理智去考虑的话是不容易达到的。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操作程序才能达到内心经验，其中一部分是理智的，一部分是美学的，而另一部分是道德的。通过这些综合的特别操作程序，把一切人们经验到的问题重新加以考虑。这只能是‘在内部’将内心经历过的一切统一起来、直到某种类似鬼魂附身的状态……然而，内心经验所统一的也只是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美学的、理智的和道德的形式。而以往经验的各种复杂的内容则混杂成一种奇特的状态。”(Ibid)
巴岱所提出的内心经验，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在内部”的概念，后来成为福柯从事考古学、道德系谱学和权力系谱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福柯采用“在内部”的概念说明人的思想的本质无非人在内心经验范围内所进行的各种“折叠”活动，靠人的思想的“向内折”的思考形式，将外部世界的各种经验主体化。福柯由此进一步揭露了西方传统文化和各种道德的主体化过程的虚伪性。
福柯充分注意到：巴岱对于内心经验的考察，最后也提升到认识论的层次加以分析。但是，他的认识论分析完全同传统认识论的原则相反。传统认识论总是把认识活动说成主体对于客体的对立统一的逻辑化过程。巴岱却认为，内心经验最终会导致对象与主体的混合，而这种主体是一种“非知识的主体”(sujet non-savoir)，客体是“不认识的对象”(objet l'inconnu)。显然，巴岱反对传统西方理性主义过分抬高知识的地位，也不同意将知识仅仅归结为主客体的二元统一。他认为，对人来说，能够达到将“非知识的主体”同“不认识的对象”混杂起来，形成一种不受任何感性和理性原则约束的混乱状态，才为人的生命的不断自由重生和创造提供最有利的条件。他说：“‘我自身’并不是同世界相脱离的主体，而是一个沟通的地方，也是主体与客体相混杂的地方。”(Bataille,G.1954［1943］:21)
巴岱在这里已经深刻地触及人的主体性问题，而有关人的主体性问题，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所关怀的重点，也是他们深入批判和颠覆传统西方文化和西方道德的出发点。福柯和一切后现代主义者一致认为，现代西方整个文化及其所辩护的西方社会制度，都是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作为立足点的。主体性，在传统文化看来，是确认人的自由价值、确立人的道德自律以及保障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基本前提。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传统思想家正是有意掩盖了人的主体性的真正实质，那就是使所有的人成为“臣民”，成为社会和文化统治者的臣民。主体原词“subject”来自拉丁字“subjectum”，意思是指“由底基能自我支持的那个东西”或“被归属者”。因此，原词具有双重含义，即一方面表示类似“主体”的意思，另一方面表示“被归属者”，即表示“臣民”。“subject”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既强调“主体”，又凸显“臣属者”；而传统法制和整个传统文化都是偏向于强调“subject”的“臣属”一面，强调该概念所隐含的主要意图和目的，即“隶属于某一权威力量”或“从属于某一统治者”。所以，福柯和巴岱都奋力解构和批判“主体”的真正含义，揭露统治者历来以人的主体性欺骗人民大众的各种诡计及其相应策略。巴岱等人不稀罕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体”，因为成为主体就意味着归属于统治者，就意味着顺从传统道德、法制及其统治，就意味着接受一切标榜着“自由”、“自律”、“理性”、“科学”、“正当”和“民主”的传统标准和规范体系。正是为了解剖主体，巴岱一反传统作家的创作思路，不断地进行自我解剖，向传统树立为标准的道德主体和理性主体宣战，揭露这种主体的虚幻性和非存在本质。同时，他也试图在向自身纵深掏空的时候，探索人的自我究竟有没有极限，人有没有能力在自我之中找到“真理”和“道德”的标准。或者，他干脆否定这一切，不相信这一切；他朝相反的方向探索：如果人不应该有极限，那么，怎样才能超越或逾越极限？逾越极限的滋味是什么？既然人不存在极限的问题，那么，死亡也就没有任何传统文化所赋予的那种意义！他的一切探索和生命的自我探险，归根究底，就是向传统主体性挑战，颠覆主体性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点。
所有这些，使福柯集中思考主体的解构和自我解体的问题，思考着人的“身份”以及向主体性的“正当性”进行挑战的问题。福柯本身对于医学和精神病治疗学的特殊兴趣以及这类学科本身所固有的性质，使福柯由此进一步思考“医学望诊”和整个人文科学的性质的问题。他把对于人的身份的考察与对于自己的身份的反复解构活动联系在一起，与他自己对于自身有限的经验的分析联系在一起。
所以，福柯坦率地指出：“尼采、布朗索和巴岱，是在50年代初使我从大学教育的主流意识中，从黑格尔和现象学中解脱出来的一批作家。”(Foucault,1994: Ⅳ, 48)如果说，巴岱成为福柯走向彻底反叛道路的最重要的启蒙者的话，那么，布朗索就是他的最早引路人。福柯曾经多次反复强调布朗索对他的重要思想影响。福柯说他的“在外面思考”(la pensèe de dehors)的思想模式，是直接受惠于布朗索的。当福柯谈到他的最重要的逾越个性时，总是不停地引述布朗索在这方面的论述及文学创作实践。福柯为此引用布朗索的《非伴我行者》和《等候遗忘》两本文集的重要意义。他说：“在布朗索那里，小说虚构比图像更接近转换、移动、中性的媒介以及图像的间隙。……想象的虚构既不在事物中，也不在人之中，而是在他们之间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不可能性之中。……所以，想象的虚构，并非为了看到那些不可见的东西，而是有助于发现：在可见的事物中，究竟包含着多少程度的不可见的不可见性(invisible l'invisibilitè du visible)。”(Foucault, 1994: Ⅰ, 524)在布朗索的作品中所经常出现的各种“没有地方的地方”、“封闭的空间”等等，都是隐含着非常丰富，并同时具有自我再生产能力的虚构本身，因为布朗索的虚构，就是在虚无中消失的自我虚无化。与这些虚构相类似，布朗索所使用的“外面的言语”(la parole du dehors)，也坚持拒绝使用传统语言和词汇，但同时却从它所向往的“外面”吸取它所需要的词汇，以便建构它的叛逆性言语。(Blanchot, 1942; 1948a; 1948b)
在布朗索所使用的“外面的言语”中，既没有结论，也没有图像，更没有真理和它所反映的场域，也不需要任何“证据”，无须肯定和伪装，同时还摆脱了一切中心，无所谓“部分”。但它不断地重复在外面的空间中所流传的各种言论，它永远停留在它所说的事物之外，朝向那从来没有接受过语言的纯洁之光。正是这些返回到没有结论和没有起源的含混暧昧的空洞中的言语，构成了布朗索的小说中所描述的各种故事情节。(Blanchot, 1951; 1953; 1955; 1957; 1962)正因为如此，布朗索的作品中，始终不存在小说、叙述和批评的真正区别。正如布朗索所说，他所要讲述的，正是那种既非人物，也不是虚构，更不是反思的东西；同时，它们也不是已经说过的或将来要说的，而是在所有这些“之间”，在任何“内部”都找不到的一个奇异的空间中，在那里，它隐藏着它所要表达的一切事物。(Blanchot, 1962)
布朗索在1948年所发表的《止于死亡》(L'Arret de mort)中明确地表示，所有的语词，在自我增殖的同时，又不断地否定它所说过的事情。(Blanchot, M.1948b)一切真理始终都同时地在言词之内和之外；真理是在其同言词内外交接的关联中显示出来。言词一方面意指和指谓，另一方面又同其所意指的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言词在表达的同时，又加以否定。
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布朗索通过他所使用的语言，极其深刻而又巧妙地玩弄各种叛逆性的游戏，以便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他对于现实社会、文化、语言以及创作方式的彻底否定态度。布朗索为福柯树立了通过语言而改造语言、通过“异常的”语言表达而表达叛逆思想的榜样。
通过他的导师冈格彦等人在知识史和精神病治疗学史方面的教育，福柯更深刻地理解了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学，并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又大量地阅读福克纳(William Harrison Faulkner, 1897—1962)、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热内(Jean Genet, 1910—1986)和萨德的著作。这些作家和巴岱一样，都在他们的有限经验中，试图发现生命的极限及其“逾越”的可能性，寻求无止境的自由。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作家，都在对于“性”和对于语言论述的经验和分析中，实现他们的各种逾越的创作活动。福柯原来从精神分析学那里所理解的有关“性”的方面的观念，经过上述作家和文学家作品中对于“性”的别具一格的分析和描述，远远地超越了一般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解。
福柯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到了性与人的生命之间的密不可分关系，也看到了萨德等人在对于“性”的亲身经验的考察中，探索到生命中那些“不可能性”的关键点。也就是说，他们所考察的，是生命中表现在“性”的欲望和活动中的极限界限，探讨在这些极限界限中，人的矛盾态度及其实际痛苦，探索自身可以忍受精神和欲望折磨的痛苦程度及其逾越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性的活动及其欲望的各种表现形式，典型地体现了生命的特征。1962年，当福柯阅读萨德和比沙(Francois Marie Xavier Bichat, 1771—1802)的时候，进一步理解到：在某种意义上说，性的极限就是生命本身的极限；性的能力及其可能展现的程度，也就是生命的可能性领域。因此，在性的活动范围内探索生命的极限，具有重要意义。
福柯曾经注意观察现代电影关于性欲主题的各种表现方法，而且也对此深感兴趣。所以，当日本和法国的电影工作者联合拍摄电影《感官世界》(Le monde du sens)的时候，福柯给以充分的肯定。福柯认为，正如这部电影所展示的那样，性器官及其功能、性的欲望及其展现程度，都表现了生命活动的典型特征。影片中的男女主角，试图把自己的性欲望及其实现，当成本身生命的自然流露，也当成他们自己生活的基本内容。因此，他们任凭性的活动及其欲望，在最大限度的范围内，赤裸裸地表演出来，并从中获得一次又一次的满足。一次的性满足是不够的，所以，影片男女主角相互引诱、相互鼓动和相互配合，使他们各自的性欲，在生命时空的极限内，实现最大的满足。但性的满足欲望是无止境的。从他们的性欲望的无止境性质，人们看到了生命的无限伸缩的可能性。福柯给予这部影片很高的评价，并认为这部影片表现了文学创造对于生命扩展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这部电影只是表现了法国近代叛逆文学的一个倾向。在生命的所谓“临界点”上，萨德等叛逆作家们，都很重视自己面临死亡的经验，并把死亡的经验同性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在他们看来，死亡并不神秘，也并不可怕；死亡是生命的极限，是生命中探索不可能性的最好场所，也是向虚无进行挑战的最好机会。但性的欲望及其活动，正好成为他们考察生命极限和死亡界限的实验场所。人只有通过对于死亡的体会，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如果生命的意义脱离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虚无。生命并非如同传统西方思想家所说的那样，具有什么抽象的“意义”；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生命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向人不断地显示生命本身的极限性及其面临不可能性时的那种矛盾和精神痛苦。在性的欲望达到极限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正是表现出精神痛苦的关键时刻。它同死亡的临界点是很类似的。这是类似炼狱一样的自我掏空和自我虚无化过程，是最珍贵的反思机会，也是最有希望的创造时机。
“性”是同生命、死亡、社会生活以及权力运作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萨德等人之所以对“性”如此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性的领域去揭露整个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普遍地谈论“性”的典型社会。性成为统治者掌控整个社会的重要手段。现代社会在完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更是将“性”的因素当成社会文化及技术的基本构成因素，在它们的运作过程中，使“性”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网络中。
在叛逆文学作家的启发下，福柯后来在性的方面所做的考察及批判活动，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可能性。他在批判现代社会的性论述时，不断地引用这些叛逆作家的经典论述，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现代社会与性的问题的关系。
（6）向生命的极限挑战
福柯多次谈到他尊重依波利特等人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依波利特等人，不但教导他如何进行学术创造活动，而且还使他知道，只有不断地向生命的极限挑战，才能美化生活本身。所以，福柯的生存美学原则，还直接地继承了依波利特等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并时时体现在他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以及他对于社会运动的态度方面。
为了向生命的极限挑战，福柯一生中，一再试图亲自尝试毒品，并一再试图自杀，多次地闯入生死线，来回体验生命的真正界限，以便探索生命的各种可能性。这就使他的生活中，对于毒品、死亡、音乐、旅游以及同性恋等事情，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特殊态度。
越是传统所禁止的事情，福柯就越要亲临实践、体会和了解。首先，对于毒品的态度。由于毒品一向被列为“禁品”或“异常”的消费品，同时它又是医学治疗中非常重要的药物，所以，福柯很早就对毒品及其文化史深感兴趣。福柯说，他自己本来对西方毒品及毒品文化自19世纪初以来的历史很感兴趣，因为“毒品在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乃至于现在，都是非常重要的”(Foucault, 1994: Ⅳ, 606)。作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治疗学家，他比其他人更迫切地试图了解生命的真谛，特别是精神生命活动的奥秘。同时，福柯本人的叛逆的生活态度，更促进他抱着好奇、探险和叛逆的三重心情，试图亲自尝试毒品的真正滋味以及实验它对于生命的意义。
正常的生命究竟能够忍受多少程度的毒品？被正常法规所禁止的毒品，究竟在多大的程度内可算做合理的？毒品是不是绝对地有害于生命？被列为“禁物”的毒品，是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生命具有正面意义？如果说，萨特为了探索和亲自试探幻觉和幻想的性质，曾经在他的生活中尝试过可卡因之类的毒品的话（参见拙著《萨特传》，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及台北万象出版社1994年修订版），那么，福柯为了探索生命的界限以及生命承受毒品的可能性程度，也曾经一再尝试吸用各种毒品的实际感觉及效果。
早在1945年福柯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时，他就已经尝试吸毒，并狂饮酒。正因为这样，当他成为阿尔图塞的学生之后，阿尔图塞曾经劝他戒毒和解毒。(Foucault, 1994: Ⅰ, 17)1949年，福柯因劳累过度，曾经尝试以酒精治疗精神紧张和神经衰弱的效果。这是他第一次以自己的身体做实验，调查以毒品进行精神治疗的可能性。由于福柯多次吸毒和酒精中毒，1950年10月曾经到医院进行解毒和戒毒的治疗。他父亲得知福柯由于吸毒而住院治疗，同他发生激烈争吵。
在1954年福柯最初发表的《精神病与人格》(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e)的书中，他强调“真正的心理学，如同其他一切关于人的科学一样，必须以引导人脱离异化作为基本目标”。同时，他还在该书草稿纸背后，写出一段从未发表的关于尼采的短短阅读笔记，提到梦幻(le rêve)、酒醉(l'ivresse)、非理性(la déraison)，是人的三种相类似的非常重要的生活经验，也是深入了解人的生命的重要渠道，对于这三种生活经验的具体分析，将有助于揭示人的精神活动的奥秘。在这方面，他很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生只有“置欲望的真理于不顾”，才能拥有与众不同的完美的精神状态。所以，他也很赞赏尼采和诗人阿波里耐(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对于梦幻、酒醉和非理性所采取的自由态度。
福柯一生追求最大限度的快乐，但他认为，这样的快乐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或经历到；唯有在逾越中，在突破生命的极限中，在吸毒过程中，或在接近死亡时，甚至在死亡中，才能够实现。所以，福柯多次试图通过吸毒来尝试最大限度的生命快感。他在对加拿大记者斯蒂芬·李金(Stéphen Rigins)的一次谈话中承认，他有吸毒的经验，而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正的快感。他说：“我所说的真正快感，是如此深刻、如此强烈，以致它很有可能使我完全地淹没于其中，使我再也生存不下去。那时，我将真正死去。我举一个很简单、很明显的例子。有一次，我被撞倒在路上。我站起来后向前走。也许就在那两秒的时间里，我感受到我自己似乎正在死亡。这个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一种特别、特别强烈的快感。它使我在一刹那间，感受到最奇妙的时光。这是在夏天的一个傍晚，七点左右。太阳开始徐徐落入地平线。天空是如此美丽，一片蔚蓝色。在这一天，所有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最美的回忆。实际上，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某些毒品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使我有可能达到我寻求中的那种强烈到令人惊恐的快感，而没有毒品，单靠我自己的能力是无法达到的。”(Foucault, 1994: Ⅳ, 534)
同样在加拿大，福柯还在同巴拉格尔(B.Gallagher)和维尔逊(A.Wilson)的谈话中，强调人的生活和生命的自由与身体快感、吸毒快感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他说：“尽可能地使用我们的身体，将身体作为我们的多种多样快感的可能源泉，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快感的传统建构过程，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身体的快感，或者肉体的快感，始终都是饮料、食物和性。这方面，在我看来，似乎成为我们对于身体和对于快感的理解的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我觉得，正是在对待毒品的问题上，人们强制性地限定了我们的自由，并把我们禁止在一定的范围内。我认为毒品应该成为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并将毒品当成快感的一种源泉。我们必须研究毒品。我们应该制造好的毒品(nous devons fabriquer de bonnes drogues)，使它成为一种特别强烈的快感的源泉。”(Foucault, 1994: Ⅳ, 738)福柯认为，传统道德和法制对于吸毒现象的否定和反对，只是统治阶层为加强其控制力量所采取的措施。统治者本身从来都把自己置于道德和法制约束的范围之外，他们对毒品所采取的社会措施，是他们进行其压迫政策的借口。福柯明确指出，“反毒品的斗争是加强社会镇压的借口”(Foucault, 1994: Ⅱ, 230)。
其次，要探索一种有助于自己“将主体从其自身中拔除出来的有限经验”，就必须勇敢地、冒风险地亲自体验“生命的极限”，不断领会“死亡”的实际意义，并在生活和死亡的边界来回运动，反复穿梭。福柯探索死亡的经验，包括通过自杀和同性恋等实践来体验。根据福柯的同学莫里斯·炳格(Maurice Pinguet)和阿尔图塞传记作者牟利耶布堂(Yann Moulier-Boutang)的了解，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期间曾经两次试图自杀。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时期的老朋友维纳谈到福柯临死前的生活态度时说：“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他研究斯多葛学派的时候，他对自杀想得很多。他说：‘我还不打算去谈论自杀；但如果我自杀，显然是有充分理由的。’所以我想，他的死，或多或少是带有自杀性质的。”(Veyne, 1993［1986］)如前所述，福柯一向认为，真正的经验是唯有在生命的边界中冒险才能获得。在人的一生中，会不断地遇到各种具体的特殊经验。所有的特殊经验，特别是闯越生命界限的特殊经验，都是有助于人自身，一再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身、变换原有的身份，有利于“将主体从其自身中拔除出来”，创建新的人生，改善自身的地位和性质，重新迈向新的生活目标。
本书将在专门章节中，更深入论述福柯对于“生命的极限”和“死亡”的理解及态度。在这里，主要强调他一生经历的特殊性及其生活态度的独一无二性。所有这些，正是他之所以能够不断进行自我蜕变、一再更新研究目标和方向、不断开辟新的思路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一生创建艺术美的个人生活模式和风格的基础力量。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期间，福柯的身体健康欠佳，特别是他的性功能发生了障碍。他的身体和性功能方面的特殊表现，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他在生活、思想和感情领域的全面危机。当时的法国正处于战后的过渡时期，一切新的思想潮流和生活方式，包括同性恋等，流行于社会中，但同时又受到传统道德和思想的严厉抵制。所以，福柯的同性恋倾向，也使他感受到同整个社会风气的不协调，造成他在精神上的痛苦。福柯本人一向正面地对待自己所遇到的性和感情方面的危机。他并不喜欢别人以“偏差”或“反常”的字眼来形容身体和性功能方面的差异性。他认为自己有权力寻找解决身体危机的方案。这和后来他专心研究精神病及其治疗的问题有密切关系，也同他后来选择同性恋(homosexualité)的性生活方式有关。在中学时代担任过福柯的哲学补习老师的路易斯·吉拉特，在一篇回忆录中说，他在1947年结婚时，邀请福柯参加婚礼，并开玩笑地对福柯说：“下一轮该你啦！”当时对异性恋有排斥倾向的福柯，不能忍受路易斯·吉拉特所开的“玩笑”，听后很生气地瞪了路易斯·吉拉特一眼。(Girard, 2001:31)实际上，从1960年起，福柯就同一位哲学系学生丹尼尔·德斐特(Daniel Defert，1937—)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在同德国记者维尔纳·斯洛德(Werner Schroeter)的谈话中，福柯承认，从1963年起，他一直同这位哲学系学生保持同性恋的关系。(Foucault, 1994: Ⅳ, 251260)
自己的身体，特别是性的方面，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逾越、冒险和节制方式，如何解决身体和性方面的“危机”，对于福柯来说，是有关生命幸福和个人享乐自由的原则问题，也是使生活艺术化的关键，不能轻易向传统规则妥协，也不容许他人干预。对于福柯来说，在维护自身、关怀自身的美学实践技巧中，性和身体方面的自我调适以及满足它们的欲望的途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关于性生活与身体的美化，构成生存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性”？怎样对待它？福柯一向反对以同一格式和规则，特别是根据传统标准去对待。性的倾向和特殊偏好，是与每个人的爱好、身体状况以及实际经验有密切关系，也是个人寻求生命快感和幸福的自由权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的倾向和特征，有不同的性欲发泄和满足的方式。福柯认为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试图对于“性”做出“科学上”或“道德上”的普遍定义，按照福柯的观点，就将使性本身被人为地歪曲，是不利于人的生活和思想自由的。性与人的个性、人格和气质一样，是不可化约、不可界定、不可替换和不可归纳的。所以，他坚决反对以各种理由，把“性”加以区分和分类，也反对对“性”做出千篇一律的统一定义，哪怕是打着“科学”或“理性”的旗号。所以，福柯很反感医学上所界定的“真正的性”(le vrai sexe)。福柯很气愤地说：“性就是性，没有什么‘真性’或‘假性’！不需要人为地硬性规定‘真正的性’，不需要以任何规范来限定人的性的倾向及欲望，医学没有权力把某些人的特殊的性结构及性倾向，定为‘异常’。”(Foucault, 1994: Ⅳ, 116117)为此，福柯针对医学上对待阴阳人、双性人或男女同体(hermaphrodisme)的现象所采取的措施和制定的法规，严厉地加以批判，并同时系统地批判陈腐的传统性观念。人的生命是非常活跃和非常有创造性的生存能力，而性则是最集中和最敏感地体现生命的上述性质的因素。
福柯个人对于身体和性的欲望满足的极度关怀，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他对于整个西方社会制度体系的深刻洞察，使他的最早研究兴趣转向精神病与心理学领域。1951年福柯进入巴黎圣昂精神病治疗院(hopital psychiatrique Sainte-Anne)，专门研究精神病治疗学和心理学。1952年福柯又到法国北部里尔(Lille)市的里尔大学，担任心理学助教。
鉴赏音乐是福柯实现生存美学的又一种活动形式。福柯早在幼年时期，就在家中受到很特殊的音乐教育，他母亲为他请来钢琴家庭教师，培训他的音乐才能。到巴黎之后，福柯不放过任何机会加深他的音乐修养，总是在学习和研究之余，欣赏和探讨音乐，并同音乐家交往。他同音乐家梅西昂(Olivier Messiaen, 1908—1992)的学生亨伯特(Gilbert Humbert)交往甚密，经常和他一起鉴赏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和埃林顿(Duke Ellington, 1899—1974)的音乐作品。1951年6月，福柯到巴黎北郊洛约蒙研究，认识了音乐家布莱兹(Pierre Boulez, 1925—1981)。布莱兹告诉他，几乎所有的著名音乐家，都兼有高深的文学造诣，并在创作上深受某一作家的影响。布莱兹和福柯一样很赞赏乔伊斯。在福柯看来，音乐和文学都需要以尼采的酒神精神进行创作。所以，福柯很快又结交了年轻的天才音乐家巴拉格(Jean Barraqué, 1928—1973)。福柯说，巴拉格是疯子般的才子，他是当代音乐界中唯一有资格同布莱兹平起平坐的优秀音乐家，和他在一起，使福柯又一次看到了由音乐所开辟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福柯感觉到自己能幸运地消磨一切忧愁和精神上的痛苦。所以，音乐既是遁入美满幻想世界、享尽自身设计的快乐时光的理想渠道，又是抗拒和脱离现实污浊世界的优雅手段。在同意大利记者卡鲁索(P.Caruso)的一次谈话中，福柯坦承：“如同尼采一样，音乐对于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Foucault, 1994: Ⅰ, 601620)
福柯认为，美的生活，不应该静如止水，不应该局限于日常生活的惯常循环重复的圈子，而是应该如同江河大海那样流动，并时时涌现惊涛骇浪，历经险象环生的旋涡。所以，福柯虽然拥有优裕的生活条件，也在法国学术界占有无可怀疑的显要地位，但他仍然幻想走出法国的环境，到世界各地旅游和讲学，在不同的地理社会环境中，以多种方式，体验生活本身的飘忽不定及其时空伸缩的可能性。他甚至试图放弃在法兰西学院的教职，移居国外，丢弃那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更换生活和工作环境，在新的世界和新的人际关系中，开辟新的天地。福柯曾经说，仅仅是因为他的同性恋情人丹尼尔·德斐特坚持要在法国教学，才使福柯不得不长期放弃移居国外的心愿。
为了一方面满足他的同性恋情人留驻于法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他本人不断改变生活环境的需要，福柯尽力地来回国内外各地，一再改变其生活方式，试图经历不同的生活世界，同不同的人接触，尝试发现各种新的问题。正当福柯完成他的第一篇著作《精神病与人格》的时候，他接受了宗教史专家杜美济的建议和推荐，应征成为法国驻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法国文化中心主任。这是他第一次较长期地居住国外，并履行公务。他把身居北欧当成同整个欧洲文化界及知识界进行交流的良好时机，一方面亲自观察北欧各国的社会文化动向，另一方面又继续保持同法国国内各界社会力量的联系。当时的瑞典，被公认为世界福利国家的典范。福柯利用乌普萨拉医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加紧撰写他的著作《精神病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福柯还借此机会，向国外听众和读者发表关于法国文学的学术演讲，先后论述和分析萨德、热内、夏多布里昂(Franc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及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等重要作家的文学作品。
此后，福柯先后到波兰、德国担任类似于文化参赞的职务。同时，他也先后多次频繁地到突尼斯、日本、巴西、美国或加拿大等国讲学及发表演讲。福柯同热内一样，喜爱旅游，把游荡的生活当成自己进行创作的良好机会，也当成玩弄生活游戏的实践。同时，他还把旅游当成他同国外以及国际社会政治运动相联系的一种方式。不论到瑞典、波兰、德国、日本、突尼斯、巴西、美国或加拿大，他都密切注视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形势，参与当地的重大社会运动。例如，福柯在巴西支持民主派的反对党；在美国，会见和支持同性恋团体及素食主义派别。当他从1967年至1968年逗留突尼斯时，他支持突尼斯学生对于中东战争的观点，并向他们讲解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0—1919)、格瓦拉(Ernesto Guevara, dit Che, 1928—1967)以及美国黑豹党的作品。
在他出国期间，他并没有忘记法国国内的社会、文化及政治形势。所以，每当他长期留驻国外时，他总是要利用适当的机会返国，并频繁地同国内关键人物交往。他在瑞典时期，就曾返回法国多次：1955年他在巴黎会见了罗兰·巴特，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57年返回巴黎时，他在一家书店的书架上，发现了作家雷蒙德·鲁塞尔的作品。1968年5月，法国国内发生轰轰烈烈的学生和工人运动。福柯并没有因为自己在突尼斯工作而置身事外。他尤其积极支持当时遭到政府迫害的巴黎樊尚第八大学(Universite de Paris Ⅷ, Vincennes)的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