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经还须开生面^[1]

宋志明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经学：知识与价值”。按照我的理解，有这样三层意思：一是说可以从知识的进路治经学，大概就是古文经学、朴学的路径；二是说可以从价值的进路治经学，大概就是今文经学、宋学的路径；三是说还可以用“与”字把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综合的进路，既有别于古文经学、朴学，也有别于今文经学、宋学，权且称为新经学的进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似乎选择第三条进路比较合适。

在我看来，知识的进路其实是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讲经学，着眼于“舞台上的哈姆雷特”。这种讲法无疑是必要的：倘若看不清楚“舞台上的哈姆雷特”，遑言“观众心目中的哈姆雷特”？把经学置于知识话语系统中，进行文本考订，梳理学脉传承，这是一项治经学的基础工作。从知识的进路看，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并没有错。所谓“史”，就是文本的意思。经学就是先贤留下来的文本，有如在舞台上演出的哈姆雷特。倘若不弄清楚文本，我们便无法进入经学的殿堂。汉唐经学家和清代朴学家，选择知识的进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由于他们的努力，经学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流传至今，使我辈有文本可读。由此观之，他们功不可没。他们那种严谨的学风，令人肃然起敬，使我辈获益颇多。

做文本考订，其实是一苦差事。要想把数百年前乃至数千年前的文本搞清楚，谈何容易！有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尚未搞清楚，令我辈摸不着头脑。例如，六经之中的《乐》经，哪里去了？为什么会遗失？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真伪如何鉴别？《易传》究竟为何人所作？三礼是否真的就是先秦的周礼？为什么对《春秋》会有三家的歧解？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定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随着地下文物的发现，文本的确定性不断受到现代学者的质疑。马王堆帛书出土后，有人主张重新考订经典文本，郭店楚简出土后，又有人提出重新考订文本的主张。倘若将来再有牛王堆、李店的文物出现，是否还得推倒重来呢？清代朴学家讥讽阳明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总想找到六经的“根”之所在，殊不知这种“寻根之旅”是没有尽头的！我们不能设想，等到把文本完全搞清楚了的那一天，再去诠释义理，那是不可能有的事情。

清代朴学家不买宋明理学的账，要求回到汉学的路径，回到知识的路径，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对于他们的诉求，我们可以表示同情，但不能完全认同。他们似乎矫枉过正，有意无意地将经学限制在知识话语系统之中。乾嘉时代的朴学家，只盯着经学的知识层面，而忽略了价值层面，以至于把经学讲成了无魂之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学派的批评是：“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今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精神，几夭阏焉，此其罪也。”这个评语切中肯綮。如果完全局限在知识的话语系统中，势必疏离人们精神世界、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从而失落经学的生命力，使治经学仅仅成为文人雅士钻故纸堆的乐趣。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对于乾嘉学派这种只谈知识、不问价值的讲法，套用王国维的话说，那就是“可信而不可爱”。

至于价值的进路，则是从哲学的角度讲经学，着眼于“观众心目中的哈姆雷特”。由于每一位观众的视角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处的语境不同，因而“观众心目中的哈姆雷特”自然也就不同。“舞台上的哈姆雷特”是“一”，而“观众心目中的哈姆雷特”则是“多”。“一”、“多”固然相互含摄，但不能画等号。从价值的进路讲经学，就是讲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经学文本作出价值诠释，讲自己读文本的心得，不完全拘泥于文本。今文经学家所循的路径，就是这种路径。他们不像古文经学家讲究“文物训诂”，而特别看重“微言大义”，力求从经典中发掘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他们所说的“大”，所说的“微”，皆有价值意味。他们并不能完全脱离文本（否则就不算是经学家了），但并不受文本的限制，力求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在古文经学家眼里，经学是客观的知识，不能掺入主观的因素，不能预设有我；而在今文经学家眼里，经学是搭建价值世界的材料，必须预设有我。在哲学上，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不预设主体，怎么可能谈得上价值？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不同，必须以主体为前提。举个例子来说，老鼠对猫来说有食用价值，而对狗来说则没有食用价值。今文经学家从价值的进路讲经学，会讲出文本原本没有的意思。例如，《春秋·隐西元年》写道：“元年春王正月”，这本来是计时用语，而《公羊传》竟然解释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从知识的进路看，可以说站不住脚；但从价值的进路看，则无可厚非，因为这才是汉代语境与先秦语境的沟通，讲出了符合时代需求的价值理念。从价值的进路看，陆九渊“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六经皆我注脚”的说法，并没有错。

如果说古文经学的讲法“可信而不可爱”的话，那么今文经学的讲法则是“可爱而不可信”，二者皆不能令人满意。能否把知识的进路同价值的进路结合起来，找到第三种进路呢？先贤已经想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清儒王夫之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当时语境的限制，王夫之并未实现他的想法。王夫之以后，经学论坛上依然保持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竞长争高的局面。在清代，龚自珍、魏源推崇今文经学，阮元、俞樾推崇古文经学；在近代，康有为推崇今文经学，章太炎推崇古文经学。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左”的话语作祟，无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不允许讲了，经学几乎成了绝学。不意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升温，经学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我觉得，在现今的经学论坛上，古文经学的声音过强，而今文经学的声音过弱。学者似乎偏爱知识的进路，而冷落价值的进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同20世纪末的学术环境有关。当时学术环境不够宽松，流行着“学问家出场，思想家退场”的说法。大家觉得价值评判是有风险的，搞不好要挨批，还是做纯学术比较保险。二是同章太炎的影响有关。在近现代中国，章太炎是国学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属于古文经学派，自然会影响后学。近年来“国学热”再起，人们自然会追随章太炎的脚步，踏上知识的进路。

倘若这种重知识、轻价值的风气不改变，我觉得很难实现王夫之所期待的“六经责我开生面”。我们不能走古文经学的老路，不能把经学限制在知识话语系统中。事实证明，这种讲法，只能讲出无生命力的死经学，讲不出有生命力的活经学。我们也不能走今文经学的老路，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价值判断上。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只能立足于当今时代解读经典文本，得出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结论。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走知识与价值并重、综合创新的进路。我们一方面要用相当多的精力（但不是全部精力），琢磨“舞台上的哈姆雷特”，整理文本，研读文本，作足“学”的功夫；另一方面还要读活经典文本，建构自己“心目中的哈姆雷特”，作足“思”的功夫。知识关乎“学”，而价值关乎“思”。每个学者可能有所侧重，但不可割裂。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我们不是为古人治经学，而是为自己治经学，不必以“求原意”为终极目的。我们治经学，并不可能再现原意，只能立足于当下的语境，利用古人留下的资源打造属于自己的价值世界。六经只是先贤留下的思想材料，并不是思想本身。思想乃是我们这些在场的、活着的人才会有的活的话语，先贤已经退场了，思完了，想完了，已经不思不想了。不过，我们只能利用古人留下的思想资源搭建自己的思想世界。我们不可能照着古人的讲法讲经学，只能接着古人的讲法讲经学，力求讲出有灵魂、有生命的新经学，讲出体现时代性、民族性、人类性有机统一的新经学。至于这种新经学到底该如何讲，尚需学界同人共同探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注释

[1]根据在“经学：知识与价值”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