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論：革命仍未完成

1903年，《蘇報》曾刊出《康有爲》一文，對當時流傳的清政府召回康有爲的流言進行評論。評論説，清政府召回康有爲可能有兩種思路：一是利用康有爲的感恩心態來抵制革命的風潮；二是誘使康有爲回國進行誅殺，而抵消康有爲影響的餘緒。文章的最終結論是康有爲雖然開維新之幕，功不可没，但是，以當時的情况看，康有爲對於中國之前途已經不再能發揮影響。因爲“戊戌之保皇，不能行於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於今後之革命。革命之宣告，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而康有爲偏奮其胡漢一家之辯，作天王聖明之談，自負其開幕之功，欲强掣後生之動。嗚呼，獨不念今日之新社會，已少康有爲立錐之地，必欲悍然不顧，抗如荼如火萬顆之頭顱，而崇奉無色無光一家之劍璽，吾誠不解其何心！倘滿清政府不體諒其苦心，不以爲德，而以爲仇，誑而屠之，則康有爲摇尾於宰夫之前，殊不值通人一笑。若政府真援而用之，而康有爲之或有所改革，以增進社會之幸福，亦未可知。而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趟之革命，殆爲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注：《康有爲》，載《蘇報》論説欄，見《章士釗全集》，第一卷，359~360頁。）。文章説，如果康有爲想成爲革命的“反動力”的話，那麽革命黨就有可能通過暗殺這樣的手段，置之於死地。這或許算是一種最有挑動性的論戰手法。

的確，康有爲的思路在晚清和民國初年一直被視爲落後於整個時代，進而我們迎來了以“革命”爲口號的20世紀。無論是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産黨，一直以革命作爲自己的黨派的特色，並互相指責對方對於孫中山革命路綫的背離。但是，到了20世紀的下半葉，不論在實際的政治策略中，還是理論思考中，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都事實上放棄了“革命”的口號，而李澤厚和劉再復則直接宣稱要“告别革命”。“告别革命”當然並不意味著對於康有爲路徑的回復，但是，從民族國家的建構出發，滿漢一體的國民意識和單一民族的國家目標，至今依然是中國處理現代國家建構的未盡事宜。

另外，民族國家的建構同時也是現代政治理念，比如公平、正義、民主等，落實到具體的政治實踐的過程。因此，什麽樣的變革纔算得上是革命呢？傳統儒家的革命是“應乎天而順乎民”，但事實上發生的革命都變成了改朝换代，而使革命淪爲一種“暴力變遷”。阿倫特認爲應該辨别革命和暴力變遷之間的區别，雖然它們看上去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只有發生了新開端意義上的變遷，並且暴力被用來構建一種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締造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從壓迫中解放以構建自由爲起碼目標，那纔稱得上是革命。”（注：[美]阿倫特：《論革命》，23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值得反思的是，無論是國民黨的革命理念還是共産黨的國家建設，都到了告别革命的時期，纔開始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的落實和法制的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説，孫中山的遺訓依然值得反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對此，章太炎自己的陳述或許更符合實際，章太炎其實並不同意“革命”説，而主“光復”：“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注：章太炎：《序〈革命軍〉》，見朱維錚、姜義華注釋：《章太炎選集》，154頁。）這就是説，章對康所做的駁論是在“光復”意義上，而不是在“革命”意義上。光復只是一個政權的回歸，革命則是制度的變革。

章太炎的基於“光復”的種族革命論説在《民報》時期依然影響廣泛。然而章的思考並没有停留於此。事實上，他與孫中山等也漸行漸遠。因爲他開始反思憲政制度和現代國家制度本身的問題，也就是説，他與孫中山等所追求的革命目標本身産生了分歧。他不僅通過對“代議”制等的分析展開對西方憲政制度的局限性的思考，而且從國家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制約的角度解構“富國”的目標，由此，章太炎的思考具有了超越時代的意義。

如何理解康、章在1903年的爭論，以及他們隨後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的變化，對於我們理解近代中國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