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經學與建國
如何建構“民族國家”的分歧
干春松（注：干春松，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章太炎在1903年5月致陶亞魂、柳亞子的信中説，他自己與陶、柳一樣，“曾以紀孔、保皇爲職志”，逐漸走上反滿革命的道路。章説：“鄙人自十四五時，覽蔣氏《東華録》，已有逐滿之志。丁酉（1897）入時務報館，聞孫逸仙亦倡是説，竊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於對山之妄語。”（注：章太炎：《致陶亞魂、柳亞廬書》，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也就是説，在1897年前後，章太炎雖然已經具有反滿意識，但是，在策略上依然是接受康有爲的改良政治策略。
然而，戊戌變法的失敗，以及由隨之而來的軍事失敗所導致的喪權辱國的《辛丑条約》等一係列事件，使清政府的合法性資源遭受到嚴重的銷蝕，章太炎的主張逐漸由“革政”轉向“革命”。
1900年6月，他因義和團庚子事變，上書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希望他與清政府决裂而建立新的南方政府，以保全南中國。（注：章太炎説：“某等所望於公者，則明絶僞詔，更建政府，養賢致民，以全半壁，不僅以奮蹈危難期也。” 章太炎：《庚子拳變與粵督書》，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45頁。）同年7月26日，在上海召開的“國會”活動上，章太炎因爲不滿傾向於康有爲的唐才常所提出的政治主張（注：當時提出的國會的宗旨是“保全中國自主之權，創造新自立國”，“决定不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請光緒帝復辟”。這三個主張之間的矛盾是明顯的，也體現了保皇黨的内在矛盾，即如何在保皇和否定清政府的合法性之間取得平衡。），憤然“斷髮”，並撰寫了《解GFDA1髮》，並在修訂《訄書》時，對原先比較具有改良性質的《客帝》和《分鎮》分别撰寫了“匡繆”，徹底放棄了對於清政府和滿族統治者的最後幻想，從而也明確了他借助種族主義（注：沈松僑説：“近代中國的首要關懷，始終便是如何建立一個强固有力的現代民族國家，以應付外在情勢的嚴峻挑戰。爲達此一鵠的，以政治國家爲指歸的民族主義如何取代以文化國家爲歸趣的族類觀念，自爲題中應有的當務之急。然而，由傳統的族類觀念轉變爲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卻是一段漫長而痛苦的調適過程。”（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載《政治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2002年12月，59~60頁）可以這麽説，章太炎和康有爲、梁啓超在20世紀最初兩三年内關於滿漢問題的爭論，正是一個由族類觀念轉變爲現代民族概念的複雜性的例證。）的方式提倡革命的路徑。
1900年之後，中國思想界對於中國前途的思考更爲多元化。即使在變革陣營中也開始有了變法和革命的區别。即在革命黨看來，無論是帝黨，還是后黨，均屬於應該被推翻的清王朝，他們所追求的是一個由漢族人領導的新的國家。孫寶瑄對於1900年前後中國主張變革的政治勢力，有這樣的描述：“今日海内，黨派有四，曰變法黨，曰革命黨，曰保皇黨，曰逐滿黨。變法黨者，專與阻變法者爲仇，無帝后滿漢之見也。保皇黨者，愛其能變法之君，捨君而外，皆其仇敵也。革命黨者，惡其不能變法之政府，欲破壞之，别立政府也。三黨所持，皆有理。惟逐滿党專與滿人爲仇，雖以變法爲名，宗旨不在變法也，故極無理，而品最下。”（注：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辛丑十月四日，42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這樣的區别對於我們瞭解1900年前後中國政治思想的複雜性有很大的幫助。不過，這個區分不甚嚴密，也反映出許多人思想之間的重合性。比如革命黨和逐滿黨之間、變法黨與保皇黨之間顯然具有較多的重疊共識。儘管這四個選項之間可以産生多種組合，但綜而言之，四派的核心爭議集中於一個關鍵目標：即是通過逐滿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國；還是主張滿漢合體，在光緒的象徵性權威之下，建立君主立憲的政府。
隨後，革命派以一種更爲激烈的立場力圖與維新派的君主立憲策略决裂，這樣的態度一方面體現爲革命派傾向於以武力鬥爭的方式來推翻清政府；另一方面則體現爲章太炎和劉師培等越來越激烈的排滿主張。這樣，無論是革命目標還是革命手段等方面，章太炎與康有爲等人的主張的分歧益發明顯，他們之間的正面理論衝突不可避免。
在章太炎和康有爲於1903年進行那場具有深遠影響的大爭論之前，章太炎與梁啓超之間先期爆發了一場預演式的爭論。這場爭議發生在1901年，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被迫“西狩”的窘迫狀况下，清政府的統治能力遭遇前所未有的質疑，更爲重要的是，日益增多的留學生群體和新式學生，越來越成爲革命勢力的支持者，而他們又擁有了西方的新的理論工具。
新式知識份子群體具有原先士人所没有的社會批評精神。同時，報紙等新媒體則爲他們提供了展示自己批評社會和參與政治生活的平臺。他們直接將政治主張宣示於報紙之上。大衆媒體本身所造成的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則容易導致言論趨向激烈和刺激，比如驅逐滿族、推翻政府的主張，甚至有殺人主義的口號。留學生人數衆多的日本，更成爲革命勢力的傳播基地。“庚子以後，東京留學生漸濡染自由平等學説，鼓吹革命排滿者日衆，《譯書彙編》、《開智録》、《國民報》繽紛併起，《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蘇》各月刊繼之，由是留學界有志者與興中會領袖合冶爲一爐，革命出版物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在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上海《蘇報》案前後，已漸入於革命書報全盛時期矣。”（注：馮自由：《革命初期之宣傳品》，見《革命逸史》上，21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這些日本留學生的雜誌，傳播了大量新的西方政治思想，尤其是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對排滿與保皇的爭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