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有爲建立孔教之意圖

“孔教”一名，當始於康有爲。（注：早在1886年，南海即於《康子内外篇》中使用“孔教”之名，並將之與佛教、耶教並論。不獨南海本人，其萬木草堂期間的學生皆有濃厚的傳教興趣。對此，章太炎説道，“蓋中土素無國教，孔子亦本無教名。表章六經，所以傳歷史；自著《孝經》、《論語》，所以開儒術。或言名教，或言教育，此皆與宗教不相及也”，“孔教之稱，始妄人康有爲”（章太炎：《示國學會諸生》，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694~695頁）。然此説未確。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四中有云：“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又云：“孔子集大成，立人極，凡三綱五常無不該備，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廣。蓋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區始能行習，粗者則殊俗異性皆得而範圍之，故教之所被尤遠也。”按：趙翼乃乾隆間人，乃有“孔教”之名，而其書亦以西方之宗教視孔教，則章氏之説未審也。）1895年，康有爲上疏朝廷，要求給予治經者以鼓勵，且遍設孔廟，“令鄉落淫祠，悉改爲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又建議派遣儒生到外國傳播孔子之道，爲以夏變夷之資，既揚國聲，亦察夷情。（注：參見康有爲：《上清帝第二書》（亦即《公車上書》），見《康有爲全集》，第二集，43頁。）1898年，康有爲又上疏建議以孔教爲國教，自京師城野省府縣鄉，遍立孔廟，尊孔子爲教主，以孔子紀年，並在全國遍建孔教會。（注：參見康有爲：《請尊孔聖爲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摺》，見《康有爲全集》，第四集，98頁。）1912年，民國建立，康有爲重提建立孔教之議。（注：參見康有爲：《孔教會章程》（1912年10月），見《康有爲全集》，第九集，349頁。）但其種種主張未得到民國政府的充分回應。

然而，儒學素不爲宗教，至少與西方意義上的宗教無涉。對此，章太炎説道：

蓋中土素無國教，孔子亦本無教名。表章六經，所以傳歷史；自著《孝經》、《論語》，所以開儒術。或言名教，或言教育，此皆與宗教不相及也。（注：章太炎：《示國學會諸生》，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694頁。）

章氏此説，代表了當時儒家士大夫以及今日治儒學者的普遍態度，實不容迴避。（注：譬如，劉師培亦謂“孔教”之名“最不合論理”，且與政治無涉，而孔子本人不過教育家，而不爲宗教家。（參見劉師培：《論孔教與中國政治無涉》，見《劉師培論學論政》，343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蔡元培亦以“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國家是國家，各有範圍，不能併作一談”，是以“孔教”二字不成名詞，“國教”二字亦不成名詞。（參見蔡元培：《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説》，見《蔡元培政治論著》，148~150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因此，對康氏而言，必須在理論上闡明儒學之爲儒教，實涵有宗教之意義，甚至超越西方宗教。（注：相關論述參見曾亦：《儒學與宗教——論康有爲對宗教的闡釋及其對諸教的判分》，載《史林》，2009（6）。）

此外，康有爲在建立孔教的過程中，充分借鑒了其他宗教的某些做法，譬如，以孔子爲教主，定曲阜孔林爲聖地，以孔子生日爲聖誕，且有類似基督教的贊美詩，名爲“昌教詩歌”，等等。顯然，這些做法非傳統儒家所有，也恰恰證實了反對者的理由，即儒之爲教，實非宗教，尤非西方意義上的宗教。

但是，這些理論上的問題還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此處我們感興趣的是康有爲建立孔教的政治意圖，或者説，康氏將儒學宗教化的意圖到底何在

戊戌間，支持康有爲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曾上疏説道：

逮康有爲當海禁大開之時，見歐洲各國尊崇教皇，執持國政，以爲外國强盛之效，實由於此。而中國自周秦以來，政教分途，雖以賢於堯舜、生民未有之孔子，而道不行於當時，澤不被於後世，君相尊而師儒賤，威力盛而道教衰。是以國異政，家殊俗，士懦民愚，雖以嬴政、楊廣之暴戾，可以無道行之，而孔子之教散漫無紀，以視歐洲教皇之權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國權者，不可同語。是以憤懣鬱積，援素王之號，執以元統天之説，推崇孔子以爲教主，欲與天主耶穌比權量力，以開民智，行其政教。（注：陳寶箴：《奏釐正學術造就人才摺》，見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冊二，35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陳氏認爲，康有爲欲尊孔子，遂有孔教之主張，甚至以爲歐洲之盛强，實因政教合一，教皇得以執持國政故也。可見，康有爲以歐美之强出於耶教，此種論調與韋伯之問題及後來東亞模式之討論，實有相近之處。

康氏此種用心，其弟子梁啓超亦言之，謂乃師“誤認歐洲之尊景教爲治强之本，故恒欲儕孔子於基督，乃雜引讖緯之言以實之”（注：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65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因此，康氏主張，“凡國必有所謂國教也”（注：康有爲：《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見《康有爲全集》，第十集，91頁。），“夫今歐美人之立國，豈僅賴此辯護士所守之法律哉”（注：康有爲：《中華救國論》，見《康有爲全集》，第九集，325頁。）。

康有爲建立孔教的另一個理由，則是出於道德的考慮。1912年10月7日，時爲孔子誕辰日，陳焕章、沈曾植、梁鼎芬、陳三立、麥孟華等在上海成立孔教總會，舉康氏爲總會會長，“以挽救人心，維持國運，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國之光”（注：陳焕章：《孔教會序》，載《孔教會雜誌》，第1卷第1號，1913年2月。）。可見，孔教會之宗旨頗以振起道德而自任焉。（注：其時，教育部對孔教會成立有批文：“當茲國體初更，異説紛起，該會闡明孔教，力挽狂瀾，以憂時之念，爲衛道之謀，苦心孤詣，殊堪嘉許，所請立案之處自應照準。”内務部亦有批文：“該發起人等鑑於世衰道微，慮法律之有窮，禮義之崩壞，欲樹尼山教義，以作民族精神。”（載《孔教會雜誌》，第1卷第1 號）可見，政府之認可孔教，亦主要從道德著眼。其時有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序陳焕章《孔教論》云：“蓋遍覽古今，凡立國於世界，苟無宗教，未見其能久存者。國之有宗教，猶人之有道德。人無道德，則爲衆棄；國無宗教，則爲人役。”（陳焕章：《孔教論》，李提摩太序，4頁，見《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皆以孔教有補於世道人心也。）

蓋自清末以來，頗有學者宣導新道德，然國民之道德愈見隳壞。五四以後，新儒學欲保全數千年之命脉，亦專就道德而論儒學之價值，期以有補於中國，乃至對世界亦有貢獻。雖然，種種思想皆未能在制度上肯定儒學。康、陳師弟論道德之重建，以爲必於孔教，實欲在制度上重建道德也。儒學在古代中國，其制度施設可謂無所不包，上至朝廷之禮樂典章以及科舉考試，下至百姓之奉祀鬼神，莫不有制度焉。然而，隨著君主制度之危機，種種制度日漸崩塌，是以康氏建立孔教，實以宗教乃儒學保持其影響力最後之制度基礎。

康氏甚至以孔教乃中國文明之所繋。其《孔教會序》云：

耗矣哀哉，滅絶無餘者，墨西哥也，爲班所滅，並其古文字圖畫滅之。今墨人面目，雖爲墨之遺黎耶，而所述之聖哲豪傑、往訓遺徽，皆班人之聖哲豪傑也，則是全滅也。故滅國不足計，若滅教乎，則舉其國數千年之聖哲豪傑遺訓往行而盡滅之，所祖述者，皆謂他人父也，是與滅種同其慘禍焉。何其今之人不自愛國，乃並數千年之文明教化，與其無量數聖哲之心肝、豪傑之骨血而先滅之歟？彼以孔教爲可棄，豈知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棄也，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也，即一切種族隨之而滅也。（注：康有爲：《孔教會序》，見《康有爲全集》，第九集，345頁。）

康有爲將教與文明等同起來，是以孔教之滅，猶棄絶中國一切文明。至於墨西哥，人種雖存，而教則滅絶無餘，正猶顧炎武“亡天下”之説也。

此外，梁啓超在其《南海康先生傳》中提及另外兩種緣由：

其一，“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後，又讀耶氏之書，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衆生爲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注：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見《康有爲全集》，第十二集，附録一，427頁。），則康氏之宗教興趣，與其對佛、耶二教經典之閲讀有關。

不過，康氏的宗教傾嚮或與其公羊思想有關。（注：參見蕭公權：《康有爲思想研究》，71、72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一條，何休《解詁》據緯書《演孔圖》文，發明素王制作之義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没，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絶。’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緯書謂孔子爲漢制法，頗類於佛教“彌勒佛”以及基督教“彌賽亞”之説，可見，公羊家素王之説實有宗教之内涵。

其二，康氏“以爲生於中國，當先救中國；欲救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歷史習慣而利導之。又以爲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散涣，將不可以立於大地；欲從而統一之，非擇一舉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是乎以孔教復原爲第一著手”（注：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見《康有爲全集》，第十二集，附録一，427頁。）。至於康氏不取佛、耶、回諸教，而獨主孔教者，梁啓超以爲，“先生之佈教於中國也，專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棄，實民俗、歷史之關係，不得不然也”，又謂康氏以爲佛教苦行絶俗，耶教殺身流血，可謂極苦，皆不崇尚此間之樂，不過天國、涅槃之樂而已，至於孔教，“言大同，言太平，爲人間世有形之樂”，孔子乃爲“人道之教”（注：同上書，429、430頁。）也，故能切合於今世。可見，康有爲主張孔教，一則因孔教合乎中國之國情，一則因孔教乃人道教，最合於現代社會。

此外，康氏尚有現實政治的考慮，即應付當時頻發之教案。蓋西人以武力傳教，所在教士、教民與百姓之衝突屢有發生，而政府常不知所措，“若是者於今五十年，而仰天束手，卒無一策以善其後者”。因此，康氏主張，“莫若直與其教會交，吾亦設一教會以當之，與爲交涉，與定和約，與定教律”（注：康有爲：《請商定教案法律釐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邑增設文廟謹寫〈孔子改制考〉進呈御覽以尊聖師而保大教摺》，

見《康有爲全集》，第四集，92、93頁。）。如此，以後若再發生教案，亦不過兩國宗教之間的衝突，而不必牽連到政府，“凡有教案，歸教會中按照議定之教律商辦，國家不與聞”（注：康有爲：《我史》，見《康有爲全集》，第五集，94頁。又，劉師培《讀某君孔子生日演説稿書後》云：“夏曾佑者，實感於基督教之勢力，而恐孔教之亡，乃唱保教，力求孔子可以爲教主之證據，而又深研各宗教之故事及其性質，故所得百倍於康。而夏時在天津與嚴復交，嚴好達爾文、斯賓塞及諸哲學家之言……時爲夏言西洋哲學家反對宗教之故。……夏大悟，乃即以其所得保教之資料悉舉以攻孔教，而夏遂爲攻教説之代表。”（《劉申叔先生遺書》，39頁，民國二十五年寧武南氏排印本）則康氏建立孔教，亦當有夏曾佑初時之擔憂也。）。

康氏成立孔教會，尚有一種隱謀，即假孔教之名以行政黨之實。民國初年，黨派迭興，康氏亦欲成立政黨，且命名爲“國民黨”，然遷延未果，康氏自謂“愧恧欲死，真無以見人”（注：康有爲：《與梁啓超書》，見《康有爲全集》，第九集，335頁。）。尋即謀成立孔教會，雖憾於當時廢孔之議，然其别有所圖亦不容諱焉。對此，康氏《與陳焕章書》（1912年7月30日）自揭其用心曰：

今爲政黨極難，數黨相忌，以任之力，半年而無入手處。……昔弟在美，以行孔教爲任，研講深明。今若以傳教自任，因議廢孔之事，激導人心，應者必易，又不爲政黨所忌，推行尤易。凡自古聖哲豪傑，全在自信力以鼓行之，皆有成功，此路德賈昧議之舉也。及遍國會，成則國會議員十九吾黨。至是時而兼操政黨内閣之勢，以之救國，庶幾全權，又誰與我爭乎？此又所謂遠之而近之也。吾欲决開是會，欲托付於弟，而憲子、君勉皆强力者，相與成之，必能盡收全國，可斷之也。（注：同上書，337頁。）

此種考慮，足見康氏之政治野心，其本人亦頗諱言之，今之治康氏學者亦罕有見及此者。（注：南海此番隱謀，北京孔教總會幹事李時品嘗言之曰：“爲長素而立孔教會者，其目的恐不在教。今京内外尊孔團體何嘗不多，大抵藉昌明孔教之名，爲弋取政權之計。明爲傳教，陰爲政黨，予人以可攻之隙，實他日自敗之原。”（李時品：《知類疆立齋日記》，收入《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特刊第2輯，3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南海此時蓋因梁啓超組織政黨失敗，乃有成立孔教會之謀。）

不過，陳焕章本人似無意於此，而宣稱“本會非政團”（注：陳焕章：《孔教會雜誌序例》，載《孔教會雜誌》，第1卷第1號，1913（1）。）。故有學者認爲，陳焕章在政治上並不主張君主制度，“諱言君臣”，故在袁氏帝制與張勛復辟中，皆採取遠離政治的立場，與康氏之積極主動不同。（注：參見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267~271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綜上所述，康有爲建立孔教，主要不是基於一種個人的宗教興趣或理論追求，而是出乎一個儒者對民族與國家命運之關切而採取的政治實踐活動，則孔教之爲宗教，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梁啓超嘗論康氏之孔教事業曰：

吾中國非宗教之國，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後，又讀耶氏之書，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衆生爲己任……常持三聖（孔、佛、耶——作者注）一體、諸教平等之論。然以爲生於中國，當先救中國；

欲救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歷史習慣而利導之。（注：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見《康有爲全集》，第十二集，附録一，427頁。）

可見，康有爲“欲救中國”，遂汲汲以建立孔教爲念。此種憂國之心，實爲康氏建立孔教最根本的動因。正是基於此，梁啓超甚至稱康氏爲“孔教之馬丁·路得”（注：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見《康有爲全集》，第十二集，附録一，42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