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的产生和消亡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它必将为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在对业已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最抽象、最一般的理论原则意义上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规定性作出了大致的预测。在他们看来，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发达与不发达并存的种种复杂情况，但“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则“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59页。）。

（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各国历史发展道路

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本质上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演变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依次演进。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作了经典的表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2页。）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在自然经济形式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无论是原始公社、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其“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97页。）。在商品经济居统治地位的阶段，劳动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同上书，90页。），“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注：同上书，97页。）。商品经济不仅促成了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和生产资料的集中，而且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注：同上书，874页。）。在产品经济阶段，社会使用共同占有的公共的生产资料，形成了劳动主体对劳动客体直接的社会化的占有关系，物质生产过程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消除了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从而“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66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总体上看，人类社会形态只能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演进，既不能人为地超越，也不能人为地取消。“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9～10页。）这是因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同时，人类社会的历史又不能等同于纯粹的自然过程。自然界的变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人类历史则是在规律支配下的人的能动的、自觉的活动。人类历史的演进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民族都只能采取一种发展模式。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各个国家或民族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既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于各个民族或国家具体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在考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时，应当考虑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的典型性、抽象性的特征，考虑到在概括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时舍弃掉的实际发展进程中各种次要因素、中间状态和复杂情况。历史发展规律的上述特点，决定了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并不排斥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具体发展中的特殊规律和特殊情况，也不能代替对各个国家和民族复杂的历史联系条件和实际运动过程的具体剖析。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它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对应于每一个具体的国家。恰恰相反，他们注意到了历史上德国未经过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美国未经过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例，他们反对把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变成一种不顾具体历史阶段上的特殊历史条件，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或把它当做不可逾越的教条。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对他的历史发展理论的曲解：“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66页。）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同样清楚地表示了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变成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的道路，他写道：“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注：同上书，570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所作的概括，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与各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多样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时，从来没有排斥各个国家或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相反，他们把各个国家或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复杂性作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发生作用的前提；当他们研究单个国家或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时，从来没有脱离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对其的制约和影响。就多样性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各个国家或民族内具有不同的性质、水平、结构和表现形式，从而使各个具体的国家或民族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统一性而言，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市场把各个民族和地区连为一体，各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地域、国家和民族的狭隘界限，在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进行。由于各个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使人类社会虽然在总体上依然是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演进，但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广大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发展中却有可能出现跳跃，不必一切重新开始。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称作“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不仅不存在阶级差别，而且不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分工界限消失，自发分工为自觉分工所取代；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既参加管理，又参加生产劳动；社会劳动有计划按比例分配于每个生产环节；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个人表现和发展自己全部体力与脑力的活动；个人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国家完全消亡，代之以社会管理机关。

显然，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必然要经过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自我完善，必须经历一个经济关系在本质上类同于上述阶段的“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第一次集中描绘了这一阶段的轮廓。如果以《哥达纲领批判》为主线，将分散在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有关文字归纳起来，可以看到后来被称做社会主义的社会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1）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使之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一切私有制，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3）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商品货币关系退出社会经济生活；（4）在社会对其总产品进行必要的再生产和公共消费扣除之后，个人消费品按每个人提供的劳动量进行实物形式的分配，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5）消灭了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造成了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6）国家不再具有政治职能和阶级压迫工具的性质，只保留其社会管理职能。

马克思恩格斯深深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经过长久的阵痛，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因此，即使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1）它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并存斗争和此消彼长的时期，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而逐渐衰亡。（2）它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3）它是由作为政治职能的国家向作为社会管理职能的国家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实行表明国家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由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转变是根本质变，它不仅需要完成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还需要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哥达纲领批判》是一部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洞见的最高智慧的理论著作，又是一封马克思生前未发表也不打算发表的党内通信。在马克思逝世8年后的1891年，恩格斯第一次发表了这篇手稿。恩格斯在序言中强调了此信对批判机会主义的意义，却并未提及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论述的意义。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既不是对一个已经历史地存在着的社会形态的描述，也不是对一个已经现实地存在着的社会实践的概括，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作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在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过程中，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特殊现象中，舍弃那些非本质的具体的东西，从中发现社会经济发展中那些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因而，这一论述还不可能是系统的、充分展开的论断，还只能停留在纯粹的、一般性的理论设定的层面，还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历史摆到他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具体地规划走向未来社会的道路，更不是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而是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历史趋势进行研究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进行论证，是要从“科学上解决”而不是在“实际上解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地向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延伸，“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页。）。在这种所谓“世界主义”的冲击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面临着如何选择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

从1877年马克思撰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到1894年恩格斯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1881年，为了答复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历史发展前景，特别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命运问题的请求，马克思四易其稿，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以俄国作为典型对象，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走出一条“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71页。）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

马克思从俄国农村公社和西方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市场同时存在的角度，指出：因为在俄国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71页。）；“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注：同上书，575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处于解体过程中的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不幸的灾难，而成为俄国复兴的因素，成为“未来社会”的起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革命并取得胜利，必须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革命，从而那里的无产阶级率先掌握政权并给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以强有力的支持为前提条件。这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使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自身缺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只能来自生产社会化达到很高程度、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对立，当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时决不会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工业化成果拱手让给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去奠定其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所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马克思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恩格斯1874—1875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等文章中，以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作了初步分析。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处于社会剧烈变革中，封建国家的压迫与正在产生和发展的资产阶级剥削，把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俄国公社推向了灭亡的边缘。但无论是俄国公社还是俄国社会，其走向资本主义或走向社会主义的根据都不在农村公社自身，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不可能构筑在自然经济和小农生产的基础上，俄国农村公社不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俄国公社之所以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于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俄国公社“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4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对俄国公社的改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457页。）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466页。）

把这一分析方法进而推广到考察其他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注：同上书，45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探索，是在严格设定条件下的一种可能性问题的研究。他们把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并存，并与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作为加速自身发展并最终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环境”；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87页。）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使“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所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设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8页。）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背景，作出了向未来社会过渡的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具有世界性特征的判断。他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影响世界上的前资本主义国家或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大改变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使它们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缩短自身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被发达国家带入共产主义社会。但他们强调，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否具备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条件”或“历史环境”，需要充分考虑世界市场造成的普遍交往的关系，需要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联系的全球范围加以考察。离开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环境和先决条件，俄国村社就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建立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具有不可争辩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它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经济特征，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毕竟只是根据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某些设定条件作出的推断，而不是经过实践验证的确定性结论，特别是他们晚年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在严格设定条件下的一种可能性，并没有给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指出一条确定不移的社会发展道路，其意义不在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本身，而在于它提供了考察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新的理论视角或理论方法。这就决定了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学说直接运用于具体的现实生活，必须从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和再创造。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91页。），或者说，它提供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注：《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3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只有把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的国情相结合，才能探索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董正平：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