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商量是领导者民主的表现，开明的表现，高明的表现。

商量要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我们与人商量，不是为了摆样子、走形式，而是为了听到各种声音，从别人的意见中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吸取有益的东西。商量是领导者民主的表现，开明的表现，高明的表现。没有民主的作风，没有虚心对待不同意见的正确态度，商量就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古人主张“每有大事，必相咨访”、“用人之言，若自己出”；并认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我们共产党人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应当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和博大胸怀。我们只有对不同意见抱着“与其说是允许，毋宁说是欢迎”的态度，才能自觉、主动地与别人搞好商量。

《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中共组联组讨论会上的讲话》（2000年3月7日）

遇事商量比不商量好，多商量比少商量好，早商量比晚商量好。

遇事商量比不商量好，多商量比少商量好，早商量比晚商量好。平时多商量，遇事先商量，有利于广泛听取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增进理解、扩大共识，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有利于发现和集中群众的智慧与经验，依靠群众的力量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中共组联组讨论会上的讲话》（2000年3月7日）

高明的领导之所以高明，主要不在于他的脑袋比别人聪明，而在于他善于汲取更多人的实践经验和聪明才智。

商量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来源于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不是指哪一个人的实践，而是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一个人的实践活动总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认识也总会有局限性。高明的领导之所以高明，主要不在于他的脑袋比别人聪明，而在于他善于综合，善于概括，善于汲取更多人的实践经验和聪明才智。如果离开人民群众这个实践的主体，只凭个人的苦思冥想、个别体验，甚至自以为是、闭目塞听，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就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就不会作出正确的决策，就无法把事情办好。在商量的过程中了解各方面情况、集中群众的智慧，这是领导者少犯错误、不断进步的重要途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每一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一个新的认识过程的开始。这些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群众意愿，能不能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断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离不开实践的检验，离不开与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进行商量。

《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中共组联组讨论会上的讲话》（2000年3月7日）

要认真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提得对的就要采纳，就去办，而不能应付，做表面文章。

一个领导者高明不高明，不仅在于自己就某个问题提出的意见正确不正确，而且在于是否善于吸收别人的意见，在于是否能够综合各种意见中的有价值部分，集中大家的智慧，从而形成正确决策。民主党派提的意见、建议被采纳了多少，固然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水平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开明程度。我们要认真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提得对的就要采纳，就去办，而不能应付，做表面文章。

《听取中央统战部工作汇报时的谈话》（1995年1月3日）

共产党要靠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自身的模范行为去实现政治领导，靠自己的道德风范赢得各党派朋友的信任。

合作共事是双方的事，合作要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继承和发扬合作共事的优良传统也需要双方努力。由于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起主导作用，在这方面的责任就更大，工作就应当做得更好。

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中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对于民主党派来说，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树立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参政水平，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祖国统一多作贡献，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民主党派新一代的领导人，应该尽快完成社会角色的转换，在新的岗位上，把自己锻炼成为既能把握大局，又能了解实际，既能高瞻远瞩，又能脚踏实地，同共产党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新一代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之无愧地担负起带领本党派广大成员前进的重任。对于共产党和党的统战工作者来说，当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主动多联系，多沟通，多谈心，多服务；要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的自主权利，尊重他们在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要虚心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要听得进逆耳忠言，决不能叶公好龙。我在天津工作时，每年都要搞几次谈心服务活动，听到许多真心话。经常在一起谈心、通气，有利于消除隔阂，密切关系，是加强团结的一个重要方式。处理执政党和友党的关系，也应该提倡平等待人，诚恳待人，宽厚待人，真正做到诚心交友，同心共事。这样做不是不要原则，而是要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共产党要靠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自身的模范行为去实现政治领导，靠自己的道德风范赢得各党派朋友的信任。

《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社会科学——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专题研究班座谈会上的讲话》（1997年1月 24日）

待人诚诚恳恳，说话实实在在，才能听到真诚、坦率的肺腑之言。

商量要平等待人、诚恳待人。有的时候你愿意和别人商量，但人家却不愿和你商量；即使商量了，谈的也不是真实想法。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能平等待人、诚恳待人。没有平等，高人一等，盛气凌人，只能叫做强加于人，而不能称之为商量。有了平等，有了相互尊重、和谐融洽的气氛，才能使人们畅所欲言，把各种意见、主张都讲出来。没有诚恳的态度，拿腔作调，虚情假意，别人只会同你虚与委蛇、敷衍应付，而不会和你说真心话。待人诚诚恳恳，说话实实在在，才能听到真诚、坦率的肺腑之言。

《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中共组联组讨论会上的讲话》（2000年3月7日）

许多问题之所以没有科学化，是因为还没有民主化。

改革要深化，就必须向民主化、科学化发展。民主化与科学化是有着连带关系的，民主化里体现了科学化，许多问题之所以没有科学化，是因为还没有民主化。

《谈当前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989年1月5日）

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就很难有决策的科学化。

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是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人民群众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希望切实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几十年的酸甜苦辣，使他们深刻体会到，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切身利益。决策正确，可以给人民带来安宁和幸福；而决策失误，就会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一般来讲，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就很难有决策的科学化。就决策的民主化而言，最基本的要求有两条，一是严格地履行民主程序，二是广泛地听取各种意见。

《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0月9日）

一个人拍板，是很难做到科学决策的。

一个人拍板，是很难做到科学决策的。一个领导班子的决策，应是这个班子集体智慧的结晶。共产党是执政党，加强同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制定出符合大多数群众利益、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各项政策。对于决策者来说，决策错误是最大的脱离群众。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把民主集中制切切实实贯彻好，我们就可以把决策的失误减少到最低程度。目前东欧的局势提醒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过去若干年的历史经验，勇敢地、毫不犹豫地承认存在的弊端，坚决地、有步骤有计划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挖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固有的潜能，把这种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发扬民主、健全党的制约机制，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

《同津冀鲁三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1990年2月27日）

平时多协商，遇事先协商，有利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所谓协商，其要旨就是协调、商量。正如我国已故周恩来总理所讲：“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长期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平时多协商，遇事先协商，有利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发现问题、纠正失误，及时有效地改进工作；有利于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会见也门协商委员会主席加尼时的谈话》（2001年10月15日）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扬人民民主的一条有效渠道。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扬人民民主的一条有效渠道。如何把群众的意见变成改进领导工作的依据，把领导的意见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看来，开展社会协商对话是一个好办法。从天津的情况看，群众是满意与不满意同时并存：多数人满意，部分人不满意；大的满意，小的不满意。在不满意中有的是因为没有做思想工作，存在着一些误解，有的是合理要求和实际困难没有得到解决。不能把这种不满意看成是消极的东西，而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它能使我们头脑冷静，审慎工作，不断进取。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满意与不满意的矛盾中前进的，旧的不满意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不满意，促进我们不断地研究新矛盾，解决新问题。

《在天津市第十一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5月15日）

请一些德高望重、经验丰富、身体尚佳的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同高级知识分子相结合，组成政府咨询委员会，好处甚多，意义匪浅。

请一些德高望重、经验丰富、身体尚佳的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同高级知识分子相结合，组成政府咨询委员会，这是天津的一个创造。两年的实践证明，这件事情好处甚多，意义匪浅。它不仅为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继续发挥作用找到了一种好方式，更重要的是为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开拓了一条新路子。长期以来，由于封建社会和小生产经济的影响，由于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以及干部素质、民主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和反馈系统。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这是造成某些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几年，我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正在从人们的观念、政治体制等方面加以解决。而成立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一种积极尝试，现在看是十分成功的。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让一批老同志发挥智囊、参谋、研究和咨询作用，具有其他形式、其他人员所不能代替的优势。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有着很高的智慧和才干，特别是长期工作、生活在天津，情况熟悉，体会深切。因此，他们的参谋和咨询，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些老同志所处地位比较超脱，很利于通观全局，权衡利弊，因此，他们的参谋和咨询，一般都比较客观、周到、全面；这些老同志都已退居二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运筹谋划，因此，他们的参谋和咨询，往往是高瞻远瞩，具有较大的战略价值。总之，从这两年的实践中，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启示：成立以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为主体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对于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可能是咨询委员会一建立就生机勃勃、受到各方面关注的关键所在。

《同天津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座谈时的讲话》（198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