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鸦片战争前夕之中英茶贸易

1.广东十三行的独占特权

1834年，英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之独占特权被废止，而在中国方面，外国贸易却仍为广东十三行所独占。

广东洋行制度的产生是因为自1685年粤海关设立之后，广东对外贸易开始发生变化，就不能不促使通商关系中的旧制度改变和新制度建立，故为了适应在新形势下的对外贸易发展之客观需要，乃有专营广州对外进口贸易的洋行商人之出现，于是在翌年创建广东的洋行制度。而于1720年洋行商人组织行会团体(即商人基尔特gild)，谓之公行。^注371754年，中国清政府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贡银、行商与通事之手续费、出口货税、朝廷搜罗之珍品(采办官用品物)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而且重申非属行商团体成员，不得参与外国贸易，因此行商地位愈益坚固，外人地位也愈受压迫。1757年，并上谕专限广州一港贸易，公行的独占性更加绝对化了。正好相对于英东印度公司的独占中国贸易。^注381792年至1794年间被派遣至中国的马戛尔尼(Earl of G.Macartney)曾经表示：

这种贸易方式并非由个人，而是由［东印度］公司产生的，这与中国方面的观念一致，并且在双方通商事宜之安全与治安之维持上，这也是极为需要的，因此在中国方面设立了合同商人团体的公行组织(a society of Hong)-一种对中国政府与外国方面负共同责任的组织。^注39

可见他肯定了公行垄断中国之对外贸易。

至于公行的操纵茶贸易之价格，从《闽产录异》卷一货属中可知：

昔年闽茶运粤，粤之十三行逐春收贮，次第出洋，以此诸番皆缺，茶价常贵。

因此为了降低茶价，英国人寻求直接出海之港口，而在鸦片战争以后，主张开放福州。

在这段时期，由于与英国茶之交易频繁，英东印度公司和地方贸易商人都成为行商的债权人，这主要是因为他以预先贷款制来控制中国茶叶之生产与交易的缘故。而在东印度公司之独占取消后，英国商人争购茶叶，使中国的茶中间商人联合提高价格，这些茶商本来是贩卖茶叶给公行以转售英国商人的，并且他们也得到公行的预先贷款，但在1836年以后，中间茶商向公行要求更多的贷款，否则拒绝运茶，他们力量庞大，使公行无法如期交付茶给英国商人(虽已事先拿到贷款)，因此一些英国商行(如怡和洋行)想要去除软弱的行商，而直接与中间茶商交易，如此，可以确保对英国的茶之供给，却使行商更为窘困。^注40在1834年英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满期以前，如前所述，地方贸易商人已压倒公司，而独自努力于对中国贸易的革新。他们蔑视中国政府之法规^注41，欲使走私贸易变成合法的自由贸易。再者对于他们而言，外国贸易特权之独占者的公行，在经济上欠缺通商扩大的适应能力，在政治上成为与清政府直接交涉的障壁^注42，他们以为东印度公司的独占特权之废止，“大概可以促成帝国(Celestial Empire)长久以来所包庇的［公行］专制权利之废止”^注43。换言之，“自由贸易”的逻辑要求公行之废止，以收获“自由贸易”之果实。

2.产业资本家与鸦片走私贸易

而英产业资本家，也为了输出工业产品到中国的广大市场，将中国置于产业资本产品的世界市场之位置，并且他们不可能忽视茶贸易，因为茶之输入，对他们而言，并非单纯为了满足其生活上之嗜好而已，而是由于必须贩卖其本国之产业制品的至上命令所造成的当为之举。^注44因此非打破中国行商独占外国贸易的局面不可，于是“自由贸易”论者主张派遣巡洋舰到中国沿岸以威吓中国人，甚至主张封锁广州港乃至于中国全海岸线，并且占领大运河以遮断中国之南北交通，或上陆黄河沿岸，最终目的是到北京城下缔结“实质的通商条约”(a substantial commercial treaty)。^注45此时，如果中国方面成立一新的贸易机关的话，局面将会改变，但是当时所采取的步骤是中英双方政府的更进一步的直接接触，并且两者立即尖锐地敌对，而导致鸦片战争。

再者，由地方贸易商人所极力开拓的鸦片走私贸易，在使英国产业资本能够遂行经济循环的亚洲贸易构造之中，已经扎根成为必要之因素，这就是说，对于英国产业资本的开拓亚洲市场而言，它已成了不可缺少之前提，所以，被林则徐下令没收、废弃的鸦片，可以说是已经和英国近代产业的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国家的利害有直接之关系。^注46

另一方面，中国方面深知英国之本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黄爵滋奏：

……不知洋夷载入呢羽钟表，与所载出茶叶、大黄、湖丝，通计交易不足千万两。其中沾润利息，不过数百万两，尚系以货易货，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着意，不在彼而在此。

但是，战争以后所缔结的《南京条约》中，并没有规定鸦片贸易-战争的直接原因-之项。1843年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中，则强制中国实行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非常不平等的条约关系。

3.战争期间的茶输出

在战争期间，茶叶的输出所受的影响达24.8％左右：在1839年由广州输出至英国的有38158008磅，而1840年7月至1841年6月则为28686984 磅(其中红茶为23694159磅，占总重量之82.5％)，在炮击广州之前几天(1841年5月)，曾有大量茶叶被装载至船上；广州陷落不久(1841年6月)，亦有不少茶叶被装运出海。而1841年至1842年，对英输出的红茶则有28009950磅。

4.降低茶价与开放福州为通商口岸的要求

战后，很明显地，茶叶输出量大增，1842年有40742128磅，1844年则激增至53147078磅，1846年为56503000磅，价格方面却降低了，1839年为2先令3便士至2先令8便士，1842年为1先令1便士至2先令3便士，1844年则续降至10便士至2先令4便士，1846年又降至8.5便士至2先令1便士。^注47由此可知，由于战后广东公行贸易独占之废止，自由贸易的结果使输出茶之量激增，在英国之茶价则降低。

降低茶价(中国市场和英本国市场之内)一直是英国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他们“寻找能买到最便宜之茶而又能获得利润之港口”^注48，甚至早在1830年，英东印度公司已欲开辟福州为通商口岸^注49，因为武夷山的茶顺闽江而下，直达福州，比较利用内河，穿过江西南部，再仰仗苦力之搬运，攀越梅岭辗转到广州的费用，每百斤便宜三两五钱。^注50当时的财相马丁(R.Martin)也主张开辟新港埠以促进英本国的需要：

有一说法：如果政府减轻茶税的话，价格之降低必会随之而来，并且将使英国有较大的茶消费量。但是，低价格(如果这为其所希望的话)并不可能以任何政府之收税的减少来得到。其他的原因可以使价格降低。在广州的欧洲商人之间的竞争，以及，贩卖棉制品和其他制品的必要-以此物物交换来获取茶-已导致那商品(即茶)保持高昂之价。但是，在接近茶产区之港口的开港将会大大地减低原价。这件事被期待着，总领事Alcock在福州曾对我说过，他确定可以自那港口(即福州)以比广州价格便宜20％之价运出茶。这福建省省会的商业展望将因其特点而被发现。以往，已有些茶自宁波和上海直接被运往英国，从上海之运输，为了回报送至那里的大量英国制品，似乎会增加吧！广东人之间将会发生竞争，从而售价将大大地下跌。为了将外国茶贸易限定于广州，在广州之中国人和前行商已做过相当的努力。在此，他们不但拥有使他们能够预先贷款给茶栽培者和制造者的大资本，而且具有帮助他们使之能贩卖与处理相当量的我国制品之广泛的信用，和自古以来被确定而不容易改变的惯习常规；并且，一方面由于要将外国人置于帝国之末端的帝国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恐怕将失去运输茶自福建和浙江至广东的路径上所征收的通过税及其他税，因而颁布的公文书和敕命也协助了他们，当我们的商人被允许与中国进行自由且无限制的交易时，茶也终究会从靠近茶产地而最便利的港口被运出，这对中国人比对我们更有利益吧！^注51

同时，福州领事哥登(Gorden)亦表示，为了降低茶之价格，并且为了替茶之栽培者寻求比广州更好的市场，他建议解决一切运输上的困难与危险，而把武夷山之茶直接运至福州。^注52

中国方面，在与英国交涉之时，两广总督琦善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1841年1月)上奏：

奴才拟请于广州之外，再就福建之厦门、福州两处，准令通商。^注53

后来琦善被革职，耆英、伊里布代之，与英国谈判，他们先后表示英国之要求开放福州主要是由于购买茶叶方便的缘故，伊里布上奏曰：

至福州贸易一节，侍卫咸龄等前与会议时，已曾以既有厦门，无庸兼及福州，向其争辩。据吗礼逊等声称厦门相距福州，尚有数百里，虽海路可通，伊等贩买茶叶，以福州为最便，务求准予通商等语。^注54

又，耆英也上奏曰：

至福州乃武彝茶聚集之所，又设有海关，贩货纳税，系属最便。且其地旧有琉球馆，渠等事同一例，是以吁请施恩，今蒙大皇帝驳饬不准，仍格外加恩，谕以他处相易。惟天津密迩京都，渠等不敢妄有请求。此外滨海之区，贩茶最便，无过福州，且系中国极南之地，与广州情形相等，仍求大皇帝恩准赏给等语。……再查武彝茶产自建宁，聚于福州，行于西洋诸国为最远，该夷因贩茶求往福州贸易，尚属实情。^注55

由此可知，福州之所以开放通商是因为其地接近武夷产茶地区，英商人欲直接自此贩运茶叶出海，以减少费用从而降低茶价的缘故。但是后来直至1853年之前，福州贸易寂寥，商船不多，且皆为鸦片之走私输入，运输茶叶出口仍循旧路至广州或另辟新径到上海，这是当初英人坚持要求开放福州为通商口岸时所料想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