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论
珠三角发展路径及其转型
陈广汉 马明德 谢宝剑 等[1]
摘要
从地理上来说，珠三角是指由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和东江入海时冲击沉淀而成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经济区是20世纪中期提出的，其辖区的范围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1994年10月广东省提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概念时，其范围包括了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县、四会县，其中惠城区为惠州市区，端州区、鼎湖区合为肇庆市区，共14个市县；面积41698万平方公里，1994年末总人口2386.91万人，占广东全省的35.7%。
2008年12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将其扩大为由珠江沿岸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9个市所组成的区域，土地总面积5474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30.5%，2008年末常住人口4771.77万人，占全省的50.0%。本文中的珠三角指的就是珠三角九个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凭借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优势、地处沿海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及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优势，将承接国际特别是港澳地区产业转移和本土工业化结合起来，通过引进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和高速的经济增长，被称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产业集群特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极具代表性；外向型特征明显。珠三角内部各个地区的发展也各有不同：总体步伐较快，但有相对领先的优势军团，有努力追赶的第二军团；发展模式具有共性，但差异和特色也十分突出。
尽管珠三角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珠三角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外部环境的恶化与自身结构性矛盾纠结在一起，珠三角的经济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势在必行。
一、珠三角经济发展演进及其现状
（一）高速经济增长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是广东省经济的命脉所在。如图1和图2所示，1980年，珠三角九市GDP为129.82亿元，同期广东省GDP为249.65亿元，全国GDP为4546亿元，即珠三角地区GDP占广东省GDP的52%，占全国GDP的5.49%。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份额逐渐上升，至2010年，珠三角地区GDP占广东省GDP的份额已增至81.88%，占全国GDP的份额也升至9%左右。
图1 1980—2010年珠三角、广东省、全国GDP
图2 珠三角GDP占广东省及全国的比重
从1979年至今的三十余年间，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利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解放思想，大胆实践，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进工业改革和制度创新，经济高速运行，总量不断实现跨越性突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GDP总量来看，珠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增长，GDP总量不断实现跨越式突破。1980年，以目前的珠三角行政格局为基准的珠三角九市名义GDP为129.82亿元，2003年珠江三角洲地区九市GDP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1483.98亿元，2006年，跨越2万亿元关口，达到21618.83亿元，2009年，突破3万亿元关口，2010年，珠三角GDP已达37673.26亿元，占广东省GDP的81.88%，占全国GDP的9%，30年间年名义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0.81%；同期人均GDP由1980年的341.55元增长到2010年的68633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9.34%。
而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如图3所示，无论从全省范围还是从全国范围看，珠三角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长期保持领先，直至最近一些年，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才逐渐与广东省及全国趋同。从1980年至2010年，珠三角的名义GDP平均增长率达到20.81%，而同期广东省的名义GDP平均增长率是18.99%，全国的名义GDP平均增长率是16.08%。如图4所示，珠三角的实际GDP增长速度也长期领跑全国，高于广东省及全国的实际GDP增长率。从1980年到2010年，珠三角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达到14.71%，而同期广东省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13.13%，全国则为9.63%。
图3 珠三角、广东、全国名义GDP增长率的比较
图4 珠三角、广东、全国实际GDP增长率的比较
从人均GDP来看，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也实现了高速增长。如图5所示，1980年珠三角以当年价格计的人均GDP为341.55元，至1987年，实现了人均GDP对全国的超越，1992年实现了人均GDP对广东省的超越，此后差距逐渐拉大，至2010年，珠三角地区人均GDP已达到68633元（按照2010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6.7695元人民币折算，相当于10139美元），而同期广东省和全国的人均GDP分别为44736和29748元，珠三角人均GDP分别为广东省和全国人均GDP的1.53倍和2.31倍。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2010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为3976～12275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为12276美元及以上），珠三角地区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图6则描述了珠三角、广东省、全国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由图可知，除了1994年以及2008年之后的年份，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均高于广东省和全国的人均GDP增长率。
图5 珠三角、广东省、全国人均GDP比较
图6 珠三角、广东省、全国人均GDP增长率
由上可知，三十余年来，珠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量不断实现跨越，人均GDP也已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二）快速工业化
建国以后，由于珠三角地处我国东南部沿海，基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考虑，国家的一些重点项目并未在广东布局。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重工业化战略时，由于珠三角及其所属的广东省是煤炭、铁矿等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与内地的交通又不是十分便利，在国家整体的工业化布局中并不具备优先的位置，国家在广东的投资仅占全国很小的比例，因此，改革开放前，珠三角乃至整个广东省的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进展十分缓慢，只是在广州及周边的佛山、南海等地有一定的工业，但没有大型的工业项目。
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成功地把握住了港澳产业转移的机遇，创造出了与“东亚经济奇迹”相比毫不逊色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业绩。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第二、三产业在调整和优化中迅速增长，珠三角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并成为我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自1980年起，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从129.82亿元增至2010年的37673.26亿元，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为20.81%。与此对应，三次产业均持续增长。其中，以当年价格计的第一产业从1980年的34.3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09.78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1.11%；以当年价格计的第二产业从1980年的59.09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8313.49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1.07%。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交通运输、金融、商业、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兴起和发展，第三产业从1978年的43.9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8550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2.33%，甚至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成为推动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改革开放前期，珠三角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三产业为辅（如图7所示）：1980年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51%，而与此相对应，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6.43%，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8.06%。此后，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逐年递减，至2010年，第一产业占比已经降到2.1%。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自改革初期到80年代末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89年止降转升，而至2005年左右又开始逐渐下降，近年来也呈逐渐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重自改革初期到1989年基本呈上升趋势，在2009年时比重为49.77%，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近年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至2010年，广东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驾齐驱的趋势，产业结构由1980年的26∶46∶28调整为2010年的2.2∶48.6∶49.2。
图7 珠三角产业结构变动
而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珠三角的产业结构逐步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演进。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地区依靠政策、地缘优势和体制创新，工业发展十分迅速，而其中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发展尤其快。珠三角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发展最初主要是以食品加工、饮料、服装、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日用消费品为主，满足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是广东和珠三角经济发展初期的工业产品的写照。20世纪80年代后期，珠三角地区把握国内家用电器进口替代的市场机遇，利用改革开放政策中获得的外汇资源，大力引进国外的生产线和零部件，建立了大规模的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生产基地，进一步加快了轻工业的发展，1985—1990年轻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4.5%。9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居住条件的改善，带动了珠三角的建材和家电行业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一批享誉全国的家电品牌，例如，万家乐热水器、容声冰箱、格兰仕微波炉、威力洗衣机、科龙电器、美的电器、格力电器、佛山陶瓷等。这些家电和建材行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南海、佛山（禅城）、中山、珠海、江门等地区。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广东要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这可以视为广东和珠三角产业发展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意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展新兴产业，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珠三角的产业发展与转变开始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电脑、电话、通信设备等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珠三角开始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以深圳为代表，包括东莞、惠州的珠三角东岸信息产业走廊，并产生了华为、中兴、腾讯等著名的企业。第二，1996年4月27日的广州市委常委会做出了更换汽车产业合作伙伴的决定，将法国的标致换成日本的本田，并确定重点发展汽车工业、房地产建筑材料工业、机械加工工业、重化工工业以及造船工业。除了汽车工业之外，其他四项工业应该说当时在广州都有一定的基础。随着收入的增加，汽车作为消费品进入家庭，广州通过与日系汽车企业的合作，实现了汽车工业在珠三角的异军突起，形成了以广州为核心的汽车产业的分工体系。
由上可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约三十年中，珠三角地区迅速实现了工业化，逐步形成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并驾齐驱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而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则逐步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演进。
（三）外向型特征明显
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形成外向型经济是珠三角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珠三角利用毗邻港澳的优越地理优势，在“引进来”及出口导向政策的指引下，就近承接港澳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以“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起步，吸引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地的外资，创办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玩具、箱包等简单加工组装的产业。在这一阶段，依托香港与广东紧密的人脉、经济联系，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香港成功地实现了轻工制造业向珠三角地区的转移，形成了“前店后厂”的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工合作格局。这种“前店后厂”合作格局的形成，既是香港经济转型的需要，也是珠三角经济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据相关统计，广东从1979年到1993年实际利用外资将近300亿美元，其中70%～80%来自香港。而港商对广东省的投资又主要投向了珠三角地区，对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深圳、东莞和惠州抓住中国台湾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和电子产业转移的契机，利用本地优势吸引大量台资，建立了以台资投资办厂和贴牌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外向型电子加工和制造业基地。90年代中期，伴随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和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日韩欧美等国的制造业也均开始向珠三角地区转移，逐步推动了珠三角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转型，其中以日本本田、丰田、日产三大汽车制造商和惠州建设的英荷壳牌项目为标志，兴起了以汽车、石化、钢铁和装备制造业为重点的重工业浪潮。
而伴随上述开放和引进过程的是，珠三角地区生产的产品正逐步实现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向加工产品出口为主，由一般加工品出口为主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为主的转变。至今，电脑、家用电器、微电机、精细化工等产业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出口的主导产业，这些产品以港澳作为连接世界经济的桥梁和枢纽，出口至全世界，珠三角由此迅速成为我国外向度和依存度最高的地区。
从对外贸易出口额的绝对数额来看，1980年，珠三角贸易出口额为68378万美元，占广东省出口额的比重为31.15%，此后出口额迅速增加，至2010年，珠三角地区出口额已增至4318亿美元，从1980年算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3.98%（如图8、图9所示）。而与此同时，珠三角地区出口额占广东省出口额的比重也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如图10所示），至2010年，这一比重已达95.28%。此外，珠三角地区的出口额对全国而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1980年，珠三角地区出口额只占全国出口额的3.78%，但至2010年，这一比重已上升到27.37%。
图8 珠三角、广东省、全国各年出口额（亿美元）
而从对外贸易的相对值来看，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来对其进行衡量和分析。图11描述了珠三角地区、广东省、全国以出口总额为标准计算的外贸依存度，由图可知，1980年珠三角外贸依存度为0.079，高于同期全国外贸依存度0.06，此时，外向型经济特征尚不明显，而随着珠三角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产业分工和出口导向政策的指引，珠三角地区的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至1991年，珠三角的外贸依存度达到0.7，而同期全国的外贸依存度则为0.176；此后，珠三角的外贸依存度甚至一度达到2003年的1.06，而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景气以及珠三角产业结构的调整，珠三角地区的出口贸易也受到较大的影响，不仅出口额的绝对值显著下降（如图10所示），而且外贸依存度也下降为0.88。
图9 珠三角、广东省、全国出口额增长率
图10 珠三角出口额占广东和全国的比重
综上所述，外向型经济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由珠三角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及政策导向等因素所决定的。此外，珠三角地区的出口也正逐步实现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向加工产品出口为主，由一般加工品出口为主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为主的转变。
图11 珠三角、广东省、全国的外贸依存度
（四）产业集聚特色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以专业镇为主要形式的产业集群的快速崛起和不断壮大，这一过程对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珠三角产业集群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从促进其发展的关键事件的时间进程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推动作用；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作用；三是政府主导干预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拉动力作用（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课题组，2009）。
纵观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历程，以其发展水平、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关键性事件等为区分标准，可以将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成熟与调整阶段（符正平，2012）。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珠三角地区开始聚集大量企业，颇具特色的专业镇经济开始起步发展。在这一阶段，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数量和规模都较小，集群产值、销售收入的增长也相对缓慢。从产业区域布局来看，该阶段珠三角东岸地区产业集群主要从事出口贸易加工业，而珠三角西岸地区产业集群主要从事轻纺、五金等传统制造加工业。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为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自此珠三角产业集群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显著特点便是专业镇经济的快速崛起与不断壮大。相关统计数据表明，珠三角地区有将近100个镇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聚集经济现象，约占其全部建制镇的25%，这些专业镇的产业集群的规模一般都超过20亿元，甚至超过100亿元，其产品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市场占有率一般在20%～30%之间，多者高达50%以上（丘海雄，2008）。
跨入21世纪以来，在政策的指引和支持下，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规模迅速扩大，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逐步走向成熟阶段并在更高层面上进行调整与转型。至今珠三角已经形成分工明确、产业配套强、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体系。这些产业集群主要包括：珠江东岸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分布于深圳、东莞、惠州和广州），珠江西岸的家电产业集群（分布于顺德、中山、珠海、江门），建材产业集群（分布于广州、南海、佛山），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分布于广州、东莞、中山、虎门等），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分布于深圳、东莞、佛山），汽车产业集群（分布于广州、深圳、江门、南海）等。
综上所述，珠三角地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短短三十多年间，利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成功地把握住了港澳及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创造出了与“东亚经济奇迹”相比毫不逊色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业绩。在这期间，珠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总量不断实现突破，至今人均GDP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此外，珠三角地区也由最初的工业基础薄弱快速实现了工业化，逐渐形成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驾齐驱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格局，并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珠三角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成果，离不开其开放政策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形成外向型经济是珠三角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也离不开珠三角在对外开放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集群的快速崛起和不断壮大，这一因素大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二、珠三角各城市经济发展比较
珠三角地区包括九座城市，或许每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中，都有自己虽历史不长但却跌宕起伏的故事。比如广州，它和北京、上海一起被认为是当今中国的“一线城市”。显然，广州能够和另外两座直辖市相提并论，足以说明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而深圳、东莞、佛山和珠海等城市的相继崛起，也进一步展现了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潜力。
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各有特点，下面将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资源和对外经济等方面对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经济的不平衡增长
从对珠三角各市的比较分析来看，地区内部的差距长期存在，东岸的经济水平持续领先。比较珠三角各市的GDP总量，2010年，广州、深圳、佛山分列前三名，东莞、中山、惠州分列四到六名，江门、珠海、肇庆则分别位于七、八、九名。以人均GDP来看，2010年，深圳、广州和佛山分列前三名，位于第一军团；珠海、中山、东莞分列四到六名，属于第二军团；惠州、江门和肇庆则分列七到九名，属于第三军团（参见表1和图12）。珠三角内部极化差距仍然很大。从增速来看，佛山从2004年到2010年五年间的GDP增长率最高，达到19.9%，紧随其后的是东莞和肇庆。中山、惠州和深圳增长率相差不大，分列四到六位，广州GDP增长率紧随其后，排名第七。珠海和江门经济增长率较低，分别为14.9%和14.8%。从城镇化水平来看，2010年，深圳的城镇化率已达到100%，紧随其后的是佛山，达到了94.09%。珠海、东莞、中山和广州的城镇化水平均已达到较高水准，且高于珠三角平均的82.72%。城镇化水平最低的三个市分别为惠州、江门和肇庆，分别为61.84%、62.3%和42.39%（参见表2）。回顾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我们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部分城市后来居上，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珠三角九个市之间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广州、深圳仍为地区发展的龙头，东莞、佛山无论是从经济总量来看还是从人均GDP来看，都位于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前列，地区差距仍然持续存在。而且，尽管从相对差距来看，部分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绝对差距却在拉大。以中山、珠海、江门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代表的珠三角东岸地区。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珠三角西岸的珠海、江门等地在整个珠三角地区来看，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对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珠三角各市同处于广东省内，这意味着各市间的文化和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差异相对于跨省的城市来说较小。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些具有相同特质的经济体，长期中存在人均产出的绝对趋同。从珠三角各市历年的数据中（参见图13），我们可以发现珠三角地区的人均产出水平并没有出现趋同的情况，这意味着，各市的宏观经济环境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尤其体现在各市的技术进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差异上。众所周知，人均产出最高的深圳和最低的肇庆在技术水平和所享受的政策上是截然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珠三角”还是更多地体现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对于地区经济的整合以及发挥整合后的优势来说，仍然需要进一步从体制上进行完善和准备。
表12 010年珠三角各市GDP及人均GDP
表2 珠三角各市城镇化水平（%）
图12 珠三角各市各年GDP（亿元）
图13 珠三角各市各年人均GDP（元）
（二）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总体上看，珠三角地区的居民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但珠三角地区内部的居民收入差异仍然是明显的。居民收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各市之间收入上的差距；第二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就第二方面的差距而言，虽然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中国长期以来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异依然是本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一方面，从城镇居民的收入情况来看，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2010年，东莞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最高，为35690.02元；其次是深圳市和广州市，人均收入均超过30000元。而该指标相对较低的是肇庆市、江门市和惠州市，其中肇庆市为16832.37元，仅为深圳市人均收入的二分之一左右（参见表3）。另一方面，从农村居民收入状况来看，以2010年数据为例，可以清楚地发现，农村居民纯收入远落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表4中城乡居民收入比显示，惠州最高，为2.6倍，中山最低，为1.7倍，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城镇化率很高的珠三角地区同样明显存在。现阶段的城乡差距还反映出，农业人口的相对收入在经济发达地区同样是比较低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收入的城乡间差距这个问题上，比例的高低分布在珠三角各市中没有明显的地域或其他特征。也就是说，我们从数据中并没有发现明显能够解释差距大小的外生因素，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分析和研究。
另一项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是人均消费支出。如果以货币单位计量珠三角各市的人均消费，通过表5我们可以发现，珠三角各市的人均消费水平在逐年递增。当然，这里的数据包含了物价水平的因素，不过通过对比表3与表5我们可以发现，2005年后各市的消费占总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
关于消费支出的城乡比较方面，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城镇居民有着更高的消费倾向，并且，如果某个地区具有更高的城乡收入差距，那么该地区的消费水平差距也更高。根据消费理论，消费的大小与自发性支出——也就是生活中必需的消费——以及可支配收入有关。因此，造成城乡消费差距的原因，一方面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更高，而另一方面是城镇居民的自发性支出也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在城镇生活的各种成本以及其他常规的生活开支，都要高于农村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而如果考察各市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从表6中可以看出，广州、珠海、佛山和惠州四个城市的城镇居民消费比例较高，均超过了80%，而其他地区的比例都在70%～75%之间。各市农村居民消费占收入比例的排名与该市城镇地区的排名情况相同。
事实上，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我们很难找出珠三角内部居民收入分布情况的规律。不过有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比如，为什么同为副省级城市的广州和深圳，2010年的居民人均收入大体相当，却有着明显不同的消费水平？这是否说明在深圳生活比在广州生活更为划算，还是说明在深圳生活的群体更有节约的倾向？再者，为什么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惠州会有高达0.84的消费收入比？以上问题以及其他与收入分布相关的问题还需要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进行说明。
表3 珠三角各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单位：元）
表4 2010年珠三角各市城乡收入及消费支出比
表5 珠三角各市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单位：元）
表6 2010年珠三角各市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
（三）经济结构快速转型
从三次产业结构总体性的转变上看，珠三角东岸服务业水平发展较快，领先于西岸地区。以2010年数据比较各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我们可以发现：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三个城市分别为广州、深圳、东莞。其中最高的广州达到61.0%，深圳、东莞分别达到52.4%和48.2%，均高于珠三角平均水平。其余各市均低于平均水平，其中惠州、佛山、江门最低，分别为35.0%、33.5%和36.0%（参见表7）。
从表7中可以发现，近十年来珠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持续的产业结构变迁。十年来，除江门外，第一产业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而第二产业的变化趋势相对复杂，核心城市第二产业在近年来的比重基本上呈下降的趋势，而珠海、佛山、惠州和江门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上升。珠三角地区各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出本地区的发展程度并不均衡，各市的目标也有所区别。一方面，核心城市，包括广州和深圳，已经进入第三产业高速发展阶段，而其他城市仍然在扩张本地的第二产业。也就是说，如果以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小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程度的指标，那么相对于服务业发展的中心广州和深圳来看，珠三角地区的整体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还是相对较低的。这意味着珠三角地区仍然是中国的“制造业基地”，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在整体上看还有待提高，但这也表明，随着珠三角需要进行产业转型的压力日渐增加，未来的珠三角服务业还是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在服务业发展的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的带动下，以及在香港和澳门服务业传统的影响下，可以预见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将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更为合理和协调。
表7 珠三角各市三次产业结构 （%）
另一方面，从投资结构看，珠三角东岸外源型特点突出，西岸地区则内外结合，两者并重。如表8所示，2010年，港澳台资工业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最高的为东莞市，达到42.6%；紧随其后的是江门和惠州。佛山和广州的比重最低，分别为18.6%和20.7%。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最高的是广州、惠州和珠海，最低的为肇庆、江门、佛山。两者合计，东莞、惠州和广州港澳台资和外资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最高，分别达到74.8%，67.1%和66.4%。珠海、中山、深圳、江门所占比重中等，佛山、肇庆本土化的特征比较明显，港澳台资和外资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分别为32.0%和41.2%。以各类型企业数量占总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来看，结论类似（参见表9）。以东莞为例，2010年港澳台资企业数量占总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为43.5%，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总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为22.4%，两者合计为65.9%，而佛山港澳台资企业数量占总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为14.4%，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总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为7.8%，两者合计为22.2%。中山港澳台资企业数量和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总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分别为20.1%和9.8%，合计为29.9%，也远低于东莞。总体来看，珠三角西岸的中山、珠海、佛山、肇庆等地本土化的特点比之东岸尤其突出。而珠三角东岸的企业大部分由港澳台资和外资构成，外源型特点明显。
表8 2010年各类型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
表9 2010年各类型企业数量占总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 （%）
（四）产业专业化程度加强
珠三角地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它不仅具有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形成了扎根本土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制造业分工与协作体系。
珠三角各市各工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如表10所示，各市产值比重最高的五个工业部门如表1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的分工差异化特征明显。比如东莞市产值最高的五个工业部门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塑料制品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而中山市则为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表10 珠三角2010年各市各行业产值占总工业产值比重 （%）
表11 珠三角2010年各市产值比重最高的五个工业部门
区位熵又称专门化率。所谓熵，就是比率的比率。它由哈盖特（P.Haggett）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本文将区位熵与部门产值比重结合起来，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本文的研究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因而区位熵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如下形式：S=Q/P，式中，Q为本市某行业产值占本市工业总产值比重，P为珠三角某行业总产值占珠三角区域工业总产值比重。S大于1，说明该行业在该地区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各市各行业的区位熵如表12所示。如果某市某行业的区位熵大于1且该行业产值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5%，则认定该行业为该地区的专业部门。从表13可以看出：佛山的专业化部门最多，分别为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业化部门最少的为珠海，仅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珠三角东岸的深圳、东莞、惠州均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化部门。珠三角西岸的中山、珠海和佛山均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化部门。江门和肇庆则以金属制品业最为突出。
表12 珠三角2010年各市各工业部门区位熵
表13 珠三角各市专业化部门
此外，还可以运用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来衡量珠三角内部的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C1=∑（Qi1-Qi2），其中，Qi1代表产业部门i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百分比，下标1，2代表不同的区域。C1代表区域内产业专业化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反映了研究区域与对比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因此，可以用来衡量所研究区域的产业结构特点。这个系数的取值在0～100％之间，系数的值越大，则区域产业结构特点越明显；反之，系数值越小，说明研究区域与对比区域的产业结构是相似或雷同的。珠三角地区各市的克鲁格曼指数及其具体的阶段性变化参见表14。
表14 珠三角各市克鲁格曼指数
从表14可以看出，第一，深圳是地区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2010年专业化程度接近1。根据广东的历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深圳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值几乎占了整个广东省的一半；在深圳，该类制造业比重也高达60％以上。第二，东莞是地区产业专业化程度最低的城市，2010年的专业化程度系数仅为0.351。这主要归因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是东莞的产值比重最大的产业，因此与深圳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雷同。第三，除惠州、东莞外，其他城市的产业专业化程度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这表明大部分城市正在形成各自的专业化产业，地区产业的互补性开始增强。近年来，惠州、东莞产业专业化系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这两地重点发展的产业都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些领域与周边地区有较高的相似度。
珠三角地区虽然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产业分工，但产业相似度高的现象也同样突出。本文采用产业相似系数来研究该问题。产业相似系数（similar coefficient）是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工业研究中心于1979年提出的，用来测定各国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衡量产业的同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Sij表示产业相似系数，i，j分别表示两个相比较的地区，n表示产业数，且k=1，2，3；Xik表示在地区i中，产业k在该地区所有产业中的比重；Xjk表示在地区j中，产业k在该地区所有产业中的比重。该系数的意义是：当Sij=1时，表示两区域结构完全一致，当Sij=0时表示两地区域结构完全不同，Sij＜0.5表示趋同度小，Sij＞0.5表示两区域结构趋同度大。在对区域间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进行评价时，通常以0.8为界来评判同构性的高低，当Sij＞0.8时，表示产业结构高度趋同。
2001年、2005年及2010年的产业相似系数总结在表15中。从相似程度的计算结果中可以发现：第一，从总体上看，珠三角内部各城市的产业相似程度还是较高的，但城市间相似系数的变化趋势并无明显特征。有相当比例的城市间相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这表示这些城市间的工业结构差异在不断地增强，主导产业内部分工程度逐渐提高。第二，从具体数据上看，深圳与江门的相似度最低，这是因为金属制品业一直都是江门产值比重最大的产业，从而与深圳重点发展的通信设备、计算机与电子设备制造业形成了明显的产业互补关系。第三，东莞与深圳、珠海和惠州的产业结构相似度极高，都超过了0.85，但是近年来相似系数有下降的趋势，虽然下降的幅度并不明显。第四，从最近的数据即2010年的相似系数可以发现，产业相似系数最高的五对组合是：佛山与中山、深圳与惠州、中山与珠海、东莞与深圳以及东莞与惠州，其中最高的为佛山与中山。产业相似度最低的五个组合是广州与佛山、深圳与肇庆、广州与深圳、珠海与佛山以及江门与深圳，其中最低的仍然是江门与深圳。相邻地市的产业相似系数相对较高。“深莞惠”经济圈产业相似系数平均为0.91，“珠中江”经济圈产业相似系数平均为0.71。总体来看，珠三角东岸的产业趋同程度要高于珠三角西岸地区。
表15 珠三角各市产业相似系数
综上所述，珠三角内部各城市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这一现象与客观的环境因素以及产业竞争的形态有密切的关系。首先，在第一次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转移中，珠三角作为主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发展出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前店后厂”模式，服装、电子和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专业镇，也形成了珠三角富有特色的产业集群。而随着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的进行，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其次，各地发展相同的产业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产业配套体系，提高地区的产业竞争力。通常认为，产业大规模积聚的三个重要原因是降低需求方和供应方的运输成本、能够聚集大规模的劳动要素以及技术的迅速扩散，显然，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特征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现实的证据。
（五）金融资源两极分化
金融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金融资源是指各种促成金融业发展的要素，既包括有形的金融资源，如金融机构、货币资金等，也包括无形的金融资源，如金融制度、金融政策和金融管理能力等。具有完备金融体系的经济体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通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一个发展健全的金融市场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金融资源，并且可以有效地规避由于市场运行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已有的研究表明，完备的金融体系可以使金融资源通过市场，也就是价格信号方式进行分配，这可以保证经济体中的个体进行有效率的投资。因此，通过考察珠三角地区金融资源的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本地区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可以发现各城市间金融资源的差异。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大体有以下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是金融集聚论。该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集聚过程是金融结构不断变化，金融制度不断完善，金融产业不断发展，金融资源与其他产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不断相互协调、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的过程。金融集聚过程一般可分解为三个阶段，即集聚的产生、发展和饱和。第二种理论被称为区域金融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种理论来自金融地理学，金融地理学属于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这一理论中，金融中心是研究的焦点，而外围地区与中心的距离所导致的某种“摩擦”是其研究的主要问题。随着通信、计算机和交通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由于距离导致的摩擦有逐渐变小的趋势。
根据金融集聚理论，广州和深圳两市是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等的空间聚集地，因此，珠三角应发挥广深两地已有的集聚效应，带动周边相对落后城市的金融业乃至整体的经济发展。从区域金融理论看，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就使得提高珠三角地区的金融市场效率成为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而为了减小地区间金融业务上的“摩擦”，珠三角地区应该减少区域内城市，尤其是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成本，尽量避免由于非市场因素造成的无效率。金融监管部门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制定远期发展战略，使用市场机制来优化金融配置，从而强化区域内部在金融领域的分工。
从表16和表17的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珠三角地区各市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一方面，这些数据反映了十余年来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同时也反映出本地区有形金融资源的存量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为本地区的金融集聚创造了良好的资源基础。另一方面，珠三角各市贷款余额逐年增加，说明投资需求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态势，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看，投资需求旺盛对于资本积累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同时，广州和深圳在余额绝对数量上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也从某一角度反映了两市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广州而言，无形的金融资产首先就是省会地位带来的优势。作为省会城市，广州是广东省政治、经济、科技、金融、教育和文化中心，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交通、通信枢纽和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其次，广州是华南地区的金融管理中心、业务中心和调控中心。广州是华南地区金融监管机构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位于广州，全国各个商业银行和在中国开设业务的外资银行在广州均设有分支机构。广州的金融电子化程度很高，例如，广州的支付结算系统和银行卡市场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已达国际先进水平，业务范围覆盖珠三角9个城市的2000多家金融机构。此外，广州还拥有全国最早、最先进的区域性银行卡网络——广东银联，共有近20万家银行机构加盟。在金融业方面，广东省第二大城市深圳也有自己的突出优势。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首个经济特区，具有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拥有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培育的丰富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说，深圳有更多的机会学习香港的金融运作和管理模式。深港两地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既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可以帮助深圳成为珠三角地区乃至中国的金融中心。从深圳的金融业本身来说，金融服务和管理体系是比较健全的。深圳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资产信用评估公司、结算公司和外汇交易中心等法人和非法人金融机构一应俱全，逐步形成了目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包括股份制及外资银行，业务范围拓展至银行存贷款、离岸业务、外汇、保险、证券、衍生工具和典当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金融体系，此外，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是我国的第二大证券交易市场，仅次于上海。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看，深圳具有毗邻香港的优势，因此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合作是深圳未来发展之路。深圳也是民间资本的主要聚集地，相关分析认为，深圳目前是中国“地下金融”聚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来自珠三角地区从事传统制造业的重要私营企业主、中高收入家庭以及其他利益群体为深圳发展规范的直接融资业务提供了市场基础。
从管辖归属的角度看，珠三角各城市的金融机构属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管理，各城市的商业银行也隶属于同一省级分行，因此，珠三角金融资源整合的障碍，相对于长三角需要跨省市协调来说，并不是很大。特别是2004年6月，中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有力地提升了珠三角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促进了区域间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港澳地区是广州对外融资的主要来源地，同时，广州也是港澳资本输出的巨大市场，这种互动关系，形成了彼此提供自己融通的格局。直接融资方面，港澳地区是广州引进外资的最大来源地，占广州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50％以上；广州对港澳地区的直接投资也逐步增加，广州在港澳设立各类企业300多家。而深圳也在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与香港开展证券业合作。
表16 珠三角地区城市各项存款余额 （单位：亿元）
表17 珠三角地区城市各项贷款余额 （单位：亿元）
（六）对外经济
从总体上看，珠三角地区的对外经济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更为活跃，但珠三角各市间的外向型程度却有显著的不同。通常认为，珠三角东岸更具有外向型经济的特征。这种模式的形成，与香港所处的位置有极大的关系，因为香港是珠三角地区外商资金的重要来源地。这样一来，与香港之间交通更为便利的珠三角东岸就成为了主要的投资目的地。珠三角闻名于世的原因，是当地加工和制造业大规模的发展，但是也正是这种过分依赖低成本劳工投入的产业模式给珠三角地区的未来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从下文的数据中可以发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珠三角地区的对外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越是具有外向型特征的城市就越会受到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冲击。特别是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的行业，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双重影响，已经或正在大规模地退出市场。因此，珠三角东岸地区，特别是东莞的经济转型，以及如何在未来发挥西岸地区在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都将是珠三角地区面临的重大课题。
表18中的数据总结了21世纪以来珠三角地区各市的出口额，该表以2010年各城市的出口额进行排序。可以发现，2010年出口额排名基本上与之前年份保持一致，除了在2007年至2009年，中山的排名被珠海超过。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8年，珠三角各市的出口额保持了强有力的增长态势，其中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国外需求的持续增加，另一部分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被“低估”的状态，这进一步扩大了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珠三角地区的对外贸易自21世纪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珠三角地区的总出口额从2008年的3872.08亿美元，下降到了2009年的3417.76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广东省的东翼地区出口额从92.39亿美元略增至93.59亿美元，山区出口额从44.88亿美元增加到46.93亿美元。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间的产业结构不同所致，但另一方面，可能表明其他区域相对于珠三角地区已经有了潜在的出口优势，比如，更为低廉的土地和劳动成本。
表18 珠三角各市出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为了进一步了解珠三角地区内部的出口情况，我们根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的出口数据，计算了各市的出口额占整个地区出口额的比重，总结在表19中。从表19中可以发现，本地区的出口份额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份额最大的两个城市，是接壤的深圳和东莞，这两个城市的份额10年来一直保持在整个地区的60％以上。出现这种分布情况，首先和上述城市的经济总量是相关的，但同时也要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述两市的产业结构。深圳产值比重最高的的五个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塑料制品业；东莞产值比重最高的五个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塑料制品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同时，深圳和东莞的产业相似系数一直保持在0.9上下，也就是说，深圳和东莞两市相关产业的需求结构也应该是高度相似的。因此，如果深圳和东莞的优势产业具有很强的出口依赖性，那么两市的出口份额就会有较大的比重。表19中数据的另一个特点是，深圳和东莞外的其他城市占珠三角地区出口额的比重相对较低，这种情况的出现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即外向型企业（出于企业最优化的决策，比如基于运输成本和当地技术进步水平考虑）更倾向于选择在深圳和东莞两地发展；其二是地理位置因素，从表19中可以发现，珠三角各市的出口份额从而该市的出口总量（相对于地区内其他城市）的大小，与该市和香港间的交通成本成负相关关系。根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2000年广东省向港澳地区的出口占到了总出口的34.9％，2005年这一比重占到了35.7％，2006年继续上升为36.1％。并且，出口港澳的份额中，绝大部分是出口香港地区的，因此，与香港的距离就成为了发展出口的优势。我们预计，在未来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例如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以及深圳和东莞两地拥挤成本和转型成本的增加，珠三角地区的出口份额分布会有所转变。
表19 珠三角各市出口贡献率
表20和表21总结了珠三角各市的进口总额和进口所占的比例。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各市的进口份额与出口份额相似度极高，这种情况依然要归因于珠三角的产业结构。根据《广东统计年鉴》中对于进出口总额指标的解释，进出口总额主要包括对外贸易实际进出口货物，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等。根据2010年《广东统计年鉴》中可获得的数据，2006年，广东省进口总额为2181.96亿美元，而其中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两项分别为303.31和1073.96亿美元，两项的总和占到了总进口额的63％。因此，进行以上两项业务较为密集的东莞和深圳两市自然应有较高的进口份额。另外，与出口的情况相似，与香港的地理位置关系仍然是决定进口数量大小的重要因素，但与出口情况不同的是，珠三角地区的进口市场中，数量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中国台湾、日本和东盟地区。
表20 珠三角各市进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表21 珠三角各市进口份额
表22中的数据反映了珠三角各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的计算方法是使用各市经过汇率调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各市GDP的比值。比值越大说明该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也就是其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对外贸易。综合历年数据，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是珠海、深圳和东莞，属于中间水平的是惠州和中山。这些城市中，除惠州外，其余均位于珠三角两岸，或者说，位于珠三角两岸的城市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对于更靠近内陆的城市而言，都相对较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靠近珠三角两岸的城市在货物运输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外向型产业更倾向于在这些城市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与表14进行比较，各城市的进出口总量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也反映出了各城市的产业外向型的程度有较大的差异。
表22 珠三角各市对外贸易依存度
例如珠海，经济总量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中仅处于中游水平，但对外贸易依存度却是最高的，因此，珠海的经济对于国外市场的变化就相当敏感，全球金融危机之类的冲击对珠海的经济至少在短期内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东莞同样面临与珠海相同的困境，即便其经济总量相对于珠海较大，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莞由于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使得东莞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省提出了东莞进行产业转型的发展策略。策略的重点是未来在东莞重点发展具有创新能力的技术密集型企业。我们可以理解为，东莞的转型和早些年深圳的转型是同质的，东莞的未来是另一个转型后的深圳。对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深圳发展的发展道路并不容易复制。虽然深圳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很高，但是深圳相比东莞而言，有许多“先天”的优势。比如，深圳是中国第二大金融中心，这使得制造业对于深圳来说并不是支柱型产业；另外，深圳与香港的全方位交流合作已有多年的基础，这是即使作为省会的广州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深圳在近些年的全面发展，并配合以产业转型，使得深圳具备了相对较强的抵御经济外部冲击的能力；再者，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道路上，深圳有着先行一步的优势，企业有着相对稳定的需求作为保障，这种相关需求是否可以因为新的市场（比如转型后的东莞）的诞生而被进一步激发出来，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建议东莞的转型应更多地倾向广州模式，在未来努力创造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东莞市，首先要考虑的是转型后的产业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以高科技为目标。
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领先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居于重要地位。从表23和表24中，我们可以发现珠三角各市的外展直接投资数量变化并没有统一的特征。首先，作为金融中心的深圳，外商直接投资在近些年的变化呈明显波动的趋势，但投资总量在珠三角各市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惠州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处于波动状态，但惠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相对较小。佛山、江门和肇庆三市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比例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2008年后，佛山该比例下降了，而江门和肇庆却明显增加了。这并不能说明江门和肇庆的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表现更突出，而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地区投资数量锐减所引起。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珠海、东莞和中山三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在近年来持续下降，这说明国际市场上对于以上三个地区的投资前景的评估并不乐观，因此，三地的改革从外商直接投资指标上看，已经是迫在眉睫。
表23 珠三角各市外商投资合同额 （单位：万美元）
表24 珠三角各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比例
表25和表26总结了各市每年所签订的外商直接投资合同数目，与表23和表24结合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征：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确实对对外经济影响巨大，比如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深圳，所签合同数从2008年的3047个骤减至2009年的1498个，减少幅度超过了50％；第二，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市所签合同的对应项目规模，比如广州，从数据上看呈现出相对较少的合同数与相对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因此广州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相对较大。
表25 珠三角各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签订数
表26 珠三角各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合同数所占比例
三、珠三角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一）珠三角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持续，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新兴经济的发展动力也面临挑战，外需不振的现象短时期内难以改观，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珠三角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国内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逐渐上升，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凸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增大，均导致珠三角的产品成本不断上升，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形成的竞争优势持续缩小，利润摊薄，国际竞争力减弱。
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与珠三角自身尚未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珠三角地区经济运行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大，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得到解决。
1.多数产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珠三角地区具有全国领先的制造业基础，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传统工业的发展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来源，但产业层次较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十分突出。
珠三角的产业层次偏低，大多数仍然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集中在生产和制造环节，产品的附加值不够，利润率偏低。珠三角仍然停留在全球加工制造基地的地位，企业竞争从事贴牌生产，生产规模和品牌还受制于跨国公司。
珠三角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加强。企业在技术进步上还是以跟踪模仿为主。目前珠三角大部分产业技术进步依然依赖国外，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相对缺乏。大多数企业只愿意搞一些简单的技术开发或工艺改进，真心实意想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掌握核心和关键技术上下工夫的企业还很少。科教实力与产业技术发展尚未形成合力。珠三角现有的科教活动与珠三角产业之间在创新活动上缺乏紧密的联系，还未形成创新合力，珠三角产业创新活动因此很难得到前沿基础研究的支持。与创新活动有关的公共服务平台发展滞后。珠三角尚未有效建立起为产业创新服务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广大中小创新型企业急需的共性技术研发、技术集成、工艺配套等公共服务创新平台相当缺乏，因而制约了中小企业产业技术升级与创新活动的开展。
2.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总需求结构不协调
消费、投资、出口通常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总需求中投资和出口的比重过高，逐渐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先行区的珠三角也不例外。
2010年珠三角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0.1%，达到11355.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2010年，珠三角地区净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20.2%，国际市场对于珠三角经济增长的意义重大。但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模式不可持续，消费、投资、出口三者的比例不协调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产能过剩现象突出，投资回报率下降，过度依赖投资会导致经济系统的运行风险加大。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下，特别是在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依靠简单投资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却不利于长期的总需求结构调整。一旦发生投资失败，也容易引起银行业和整个金融业风险，影响经济稳定。投资规模应该合理增长，关键是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第二，外需不振，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需求已不太可能。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除，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复苏的进程还很脆弱，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美国经济复苏进程明显低于预期，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深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经济低迷。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也出现放缓。外需不振，外部环境不确定和不稳定，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需求已不太可能。如何挖掘内需，扩大消费需求关系着珠三角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
3.能源资源保障能力较弱，资源环境约束凸显
以“三来一补”和乡镇企业作为起点发展起来的珠三角经济面临着增长方式过于粗放、高能耗和高污染的问题。电力缺口问题持续存在，酸雨污染、尘类污染和机动车排气型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水污染问题严重，饮用水源受到威胁，生态环境的损害与破坏仍然严重。2009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开展的“珠三角地区环境状况公众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珠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评价趋向中性偏负面，以“一般”居多，为44.6%；评价严重的比例也不低，为38.3%，有41%的人近一年来因为环境污染而感到身体不适。广州、佛山满意度偏低，在两成以下，分别为19.2%、15.3%。珠三角地区必须努力寻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路径，避免走上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老路，寻求可持续发展。
4.土地开发强度过高，利用率不高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珠三角地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渐突出，城市建设用地和耕地等其他用地之间的矛盾尖锐。土地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土地空间不足成为未来高速发展的掣肘和障碍，尤其在珠三角东岸地区这种矛盾更加突出。以2005年和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来看，珠海、惠州、佛山、中山、肇庆排名前五位，而江门、东莞、广州、深圳则分列后四位。
珠三角传统工业园区以大量土地和劳动力的占用为基础，土地产出率明显低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用地，土地经济产出值较低。一方面是可供利用的土地极为有限；另一方面是各类土地空间布局散乱无序，工业用地、镇村居住生活用地和农田交错穿插，空间呈碎片化，部分土地闲置现象严重，土地的利用率不高，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化水平亟待提高。
5.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珠三角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群雏形初现，城乡一体化态势逐步形成，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整体而言，城市化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已成为珠江三角洲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工业企业“遍地开花”，带来经济效益低下、投资分散、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二是“非城市化的非农化”，导致非农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影响了城镇规模效益和服务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6.地区差距明显，区域发展不协调
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协调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不足。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来看，广州和深圳无疑是珠三角发展的两大核心城市。但两市目前都尚不拥有足够强的集聚功能和辐射作用。第二，东西两岸、内外圈层差距明显。珠三角以珠江口为界分为东西两岸地区。珠三角东岸包括广州、深圳、东莞和惠州四市，珠三角西岸包括佛山、珠海、中山、江门、肇庆五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深圳经济发展的带动下，珠三角东岸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IT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IT制造基地之一。而珠三角西岸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上均落后于东岸地区。另外，从内外圈层看，外围城市如江门、肇庆等城市长期落后于中心城市。总的来看，珠三角地区的地区差距持续存在，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二）珠三角地区应对挑战的举措
1.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为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珠三角地区积极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
第一，实施产业和劳动力的“双转移”和“腾笼换鸟”策略。在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向中国席卷而来之前，广东开始大力推进“双转移”，着力推进珠三角地区相关产业加快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转移，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鼓励在珠三角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回乡创业，实施“反哺工程”；加大培训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实现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有机结合。产业转移优化了产业区域空间布局，加速了转入地主导产业的成长，形成了以园区为核心的新“增长极”，为后发地区跳出“贫困陷阱”提供了强大推力。随着“双转移”持续深入，粤东、粤西、粤北欠发达区域经济开始加快发展。2009年底，以全省30多个产业转移工业园为龙头，带动东翼与山区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8%和12.2%，并推动全省经济增长率维持在9%以上，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化解了金融危机冲击下广东省经济滑坡的风险，及时扭转了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产业转移也为转出地腾挪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和资源，促进了转出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第二，推动建立现代产业体系。2008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明确了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与基本原则。所谓现代产业体系是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自主创新能力强的有机产业群为核心，以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等高效运转的产业辅助系统为支撑，以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备、社会保障有力、市场秩序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为依托，具有创新性、开放性、融合性、集聚性和可持续性特征的新型产业体系。
第三，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按照《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要求，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深度合作，重点发展金融业、会展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外包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总部经济和旅游业，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港口条件，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现代装备、汽车、石化、船舶制造等产业。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在核电设备、风电设备、输变电重大装备、数控机床及海洋工程设备等领域力求突破。
第四，大力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以新能源汽车、高端新型电子信息和LED产业为突破口，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支持。一是加快政策体系建设。广东省编制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了《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行动计划（2010—2012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工作方案（2010—2012年）》和《关于加快发展LED产业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的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专项资金、省科技厅牵头的LED专项资金、省财政厅组织实施的专项资金均已发布并公开受理企业申请。三是重点扶持骨干企业及重大项目。认定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和重点培育企业，对骨干企业、重点培育企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100强项目予以政策倾斜，加强服务，促进发展。
第五，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2011年，广东省经贸厅会同20多个广东省直机关及中央驻粤有关单位，提出了广东省支持外经贸企业转型升级稳定发展的30项主要政策。这些政策涉及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有力地推进了广东省外经贸的稳定发展。2011年5月16日，海关总署、广东省人民政府签署了《海关总署、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推进转变发展方式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海关与商务部门紧密合作，以推进“在东莞建立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城市”为着力点，先行先试，发挥试点作用，协调推进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第六，着力自主创新建设。按照《纲要》的要求，从以下五个方面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推进核心技术的创新和转化、强化企业自主创新地位、构建开放型的区域创新体系、深化国家与地方创新联动机制、加强自主创新环境建设。珠三角的自主创新能力已得到明显提升。珠三角地区科技进步水平和技术自给率大幅提升，研发人员总量跃居全国第一，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二，国际专利申请领跑全国。2010年，珠三角R&D经费占GDP比重达到2.02%，珠三角专利申请134810件，专利授权106292件，百万人口发明专利申请800件，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270件，提前完成“四年大发展”工作目标。珠三角地区研发人员总数达30万人，万人口研发人数达到62人。重点创新平台建设进展顺利，东莞松山湖高新区、肇庆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中科院广州工业技术研究院一期建设顺利完成。广州超级计算中心进展顺利，为智慧城市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优良的底层架构储备。
第七，推动“广货全国行”，努力扩大内销市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萎缩，对以外向型为特征的珠三角经济是巨大的冲击。广东在扩大内需和拓展国内市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深度开拓广货市场。制作、投放“广东制造”广告，提高广货知名度。实施“广货全国行”计划，提高广货市场占有率。鼓励企业投资开辟省外制造基地和自主贸易渠道，推动商品外销、产业转移、服务延伸。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扩大内销。（2）鼓励和引导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创建内销品牌，扩大产品内销比重。实行内销预审、集中申报和内销银行担保放行制度，简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审批程序。继续办好“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3）支持企业建立国内营销网络。实施“广东名品进名店”行动和振兴广东老字号工程。支持企业在省外组建“广东名牌名标产品贸易（展示）中心”，在广货销售集中地建设“广东商贸城”和“广货批发街”。（4）加强对企业开拓市场的服务。“减、免、缓、停”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服务类收费。加强跟踪服务签约项目，帮助企业用足用好相关政策。争取广货集中销售地政府的支持，为广货内销创造条件。
2.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2009年国务院颁布《纲要》，提出要优化珠江三角洲地区空间布局，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发展，形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格局。《纲要》提出：到2012年，基本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初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到2020年，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纲要》的实施使得珠三角的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意志，加快了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以三大经济圈的建设为抓手，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大跨步发展。2009年2月、4月和6月，珠三角相关地市分别签署了《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议》、《推进珠中江区域紧密合作框架协议》、《广佛肇经济圈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以“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为抓手，珠三角地区积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在发展规划、交通运输、旅游合作、经贸合作、环境治理等方面密切合作，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环境。
以重点领域的合作为基础，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更加丰富。2009年6月，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意见》。2010年8月，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五个一体化的规划。珠三角地区在关键领域的深化合作不断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3.深化粤港澳区域合作
利用港澳优势（包括国际化平台即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的服务业），推进广东和珠三角的产业转型升级。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稳步发展。2009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并决定将横琴岛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对口岸设置和通关制度实行分线管理，并授权澳门管辖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粤澳合作拥有了全新平台。2010年4月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两地在九大领域的合作内容，进一步巩固并深化了两地30多年来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也为未来两地经济的融合发展指明了清晰的合作方向。2010年8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前海将发展建设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推进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紧密合作和融合发展。2011年3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涵盖了粤澳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各合作领域，并明确了相关保障机制安排。粤港澳深入实施CEPA和服务业开放先行先试政策，加强经贸、服务业、环保、基础设施、金融科技、教育培训、社会民生等领域合作，推进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等重点合作区开发建设。
4.探索社会管理新模式
以国务院批复的《纲要》要求广东“科学发展，先行先试”为契机，珠三角地区积极探索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努力建设社会体制改革示范区，积累了许多值得推广的经验。一是推动社会组织的民间化，率先探索行业协会民间化，创建现代行业协会体系，使行业协会达到“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主会务”和“无行政级别、无行政事业编制、无行政业务主管部门、无现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兼职”的要求。严格限制党政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社会组织的人、财、物、办公场所与政府部门分开。二是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省编办与民政局紧密合作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制度。财政部与民政部门合作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三是制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简化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办法，减少公益慈善类和经济类社会组织的审批环节，降低社区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准入门槛，放宽商会异地准入条件，配合税务等部门制定落实社会组织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配合人事等部门研究出台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权益保障政策，配合财政等部门探索建立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扶持行业协会、公益服务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自律与预防腐败机制、奖惩机制、专职工作人员轮训制度。四是促进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参政议政的新渠道，如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界别，探索建立重大行业决策征询社会组织意见的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组织人才培养和使用制度等。五是积极培育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建立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机制，实现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
四、珠三角发展方式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一）珠三角发展方式转型
加快推进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根本保障，是使我国经济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平稳渡过“社会矛盾突发期”，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新跨越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珠三角地区加快发展，实现东岸和西岸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珠三角应该明确发展方向，坚持改革创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新型战略性产业发展作为发展模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实施重点领域跨越式发展战略，实现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坚持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实施睿智增长战略，实现增长动力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和廉价劳动力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包容性增长战略，实现发展模式从“先富后富”型向共同富裕型转变；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突破口，实施生态友好战略，实现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变；坚持把优化外贸结构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作为着力点，以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为目的，实施中性外贸战略，实现以出口和吸引外资为主向进口与出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转变；坚持把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作为支撑，实施标本兼治战略，实现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状况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坚持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区域发展从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坚持开放与兼容、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实现“文化洼地”向“文化高地”的转变。具体到发展模式而言，主要实现以下“六个发展”。
1.均衡发展（Balanced Development）
从区域发展看，应打破行政区域边界，统筹珠三角经济发展布局。珠三角地区应统筹好各市（县、区、镇）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主动承接发达市（县、区、镇）和周边城市的辐射，错位互补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牵动和带动欠发达市（县、区、镇）加快发展。加快农业的现代化，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发展理念选择看，做到发展速度、质量与效益的统一，充分彰显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新理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围绕发展是第一要务，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抓住机遇，增强经济实力，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从发展内容看，从片面强调增长向全面发展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掌控经济发展格局，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一样，增长仅仅是手段，而发展才是目的，要推进珠三角地区全面均衡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结构变迁、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全面提升。
2.公平发展（Equal Development）
珠三角地区在公平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今后，珠三角地区在公平发展方面应探索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经济和社会活动机会的公平，既包括对增长的公平公正，也包括各种经济机会的公平、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社会参与过程的公平和信息透明度的公平等；二是促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共享，包括对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关注与分配，公民文化素质的提升，预期寿命的增加，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等。三是促进经济发展利益的普惠。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调整收入分配的格局，提高劳动要素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工资水平正常的增长机制，使劳动者的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发挥税收制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
3.精明发展（Smart Development）
吸收借鉴国外精明增长的理论精华和实践经验，按照主体功能规划的要求，结合珠三角地区的实际，划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生态发展和禁止开发区域。通过土地开发的时空顺序控制，形成高效、集约、紧凑的城市发展模式。充分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推进“三旧改造”，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控制城市扩张，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提高。
4.智慧发展（Innovative Development）
建立以自主创新为动力的产业转型升级体系。以自主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直接推动和影响原有产业升级，特别是专业镇的产业集聚升级；培育打造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主要包括：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珠三角地区的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建立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智慧发展模式。通过自主创新，从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要素、新组织等方面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需求拉动、科技带动、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制。
5.绿色发展（Environment-friendly Development）
绿色经济覆盖了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主要内容，由此引申出经济发展上的“绿色发展”理念，主要包括：一是开展资源节约、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绿色规制”；二是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三是把低碳、智能、循环等理念融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生产、消费、投资、外贸等各个领域，对经济系统实施“绿色改造”。珠三角地区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立足自身生态环境基础的实际情况，结合低碳经济发展趋势，从上述三个层面坚持“绿色发展”导向，稳健均衡、有序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6.人文发展（Humanity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发挥以历史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凝练的城市精神有助于提升区域软实力。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珠三角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宝贵财富，发挥空间巨大。充分利用人文历史的优势，并以此为依托发展相关产业，对于珠三角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珠三角很多城市和地区历史源远流长，人文历史资源丰富。珠三角西岸是“香山文化”的形成和发源地。香山泛指历史上曾共属于一个行政区划的中山、珠海、澳门地区，历史上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遭遇过多次的人口迁徙和社会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包容性、文化多元性的社会文化体系。香山文化是澳门、珠海、中山三个昔日香山县所辖地区的共同品牌，是珠三角西岸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江门五邑是中国三大侨乡之一。江门五邑华侨华人为侨乡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沟通了中西文化交融的渠道。中山市是孙中山的故乡，是全国唯一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近代历史文化资源同样得天独厚。
（二）珠三角发展方式的实现路径
1.经济发展路径
坚持把新型战略性产业发展作为发展模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实施重点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实现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做战略筹划，纷纷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要牢牢把握国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重点领域跨越发展。具体到珠三角地区发展实际而言，要做到三个“相”：
（1）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相一致。
全球经济发展历史中无数经验表明，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金融、工业、商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在科技革新力量的推动下，一批又一批新兴产业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并以其特有的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并在危机过后，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对于珠三角地区而言，应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加快推进；强化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地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提高国际投融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点产品、技术和服务开拓国际市场。
（2）与重大发展需求应用相适应。
产品要有稳定且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首要依据。坚持以应用促发展，围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缓解环境资源制约等紧迫需求，选择处于产业化初期、社会效益显著、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重大技术和产品，统筹衔接现有试验示范工程，组织实施全民健康、绿色发展、智能制造、材料换代、信息惠民等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引导消费模式转变，培育市场，拉动产业发展。
（3）与珠三角各地区的优势相匹配。
珠三角地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上，应该体现区域内的分工合作，避免各自为战、简单重复，打破行政界限，实现跨市跨区合作。要坚持以自身的产业基础和禀赋为依托，与各市各区域的优势相匹配，合理定位，分工明确，实现产业链的完善和提升。
坚持把优化外贸结构和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作为着力点，以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为目的，实施中性外贸战略，实现以出口和吸引外资为主向进口与出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转变。
第一，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全面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提升对贸易的水平。
第二，优化利用外资水平。利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产业战略性调整的机遇，加大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引进外资的力度。
第三，均衡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实现以出口和吸引外资为主向进口与出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实施“走出去”战略，包括两个方面的“走出去”：面向国内的“走出去”，即走出珠三角；国际的“走出去”，即走出国门。
2.城市与区域发展路径
坚持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实现区域发展从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转变。
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大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民的收入，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促进珠三角地区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一体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土地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平衡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使社区、中心城区、郊区在发展中都有投资机会，从而得到良好的发展，取得经济、社会、环境三效益的统一，形成结构合理的城镇联盟。实现城市发展的主要措施可以概括为四个“优”和一“统筹”。
（1）优化城市布局。
城市建设要充分实现产业与城市的有机结合，调整城市布局，合理安排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用地。工业用地必须相对集中，主要放在工业园区，不能“天女散花”。商业、居住、服务、体育、娱乐等用地开发，亦应按照总规定确定的城市主中心、次中心的要求，统一规划、分步供地、逐年实施。要根据组团分区规划，编制组团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重点项目布局等重要专项规划；调整各镇乡的总体规划，明确组团内各镇乡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组团内各相关镇在城镇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社会事业布局规划、区域周边村庄规划上必须与所在组团规划相吻合，按不同的功能定位，合理分工、合理布局。组团间规划也要根据产业布局、产业定位进行通盘考虑，符合组团总体规划框架。要严格地规划、管理与执行，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按照城市化和组团城乡一体化规划的要求，做到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管理一盘棋。要把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居民点、工业布局、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整体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尤其要重视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促使城乡职能一体化与空间一体化有机结合起来。要打破城乡分割的现状，统一进行要素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整治，加快形成以交通、给排水、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为支撑和保障的布局合理、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的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
（2）优化空间组团。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程度，交通、环境及社会成本的上升带来的问题是原有发展模式所不可解决的，必须改变发展模式，从形态、结构上来讲，必须从单中心结构、块状形态转变为多中心、单中心多极的结构，即实现从团状发展、块状发展向组团式转变，从摊饼式向长藤结瓜式转变。精明增长提倡紧凑、集约的发展，强调有序、有控制性的空间扩散。珠三角西岸地区以及东岸的东莞等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较强，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要求，根据城镇及周边地区的土地资源条件、水资源条件、建设条件等诸多因素综合进行分析，预测城镇的人口容量和建设容量，从总体上保障有序、集约地开发和利用空间，形成疏密有序的城镇空间形态。保护城镇周边地区现有的生态资源，保留其作为公共开放绿色空间有机地嵌入城镇空间。广州、深圳等地区则应坚持强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增强科技创新、文化引领以及综合服务功能，加强大城市的辐射功能。
必须统一组团内各行政主体干部的思想，充分认识到组团式发展对整合和节约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布局与分工的重要意义，树立从组团整体出发的观念，强化以组团为整体的协同发展理念。要根据各组团的区位、自然资源、历史人文传统和现有的产业发展基础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确定组团的发展定位，突出组团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再寻求组团内各行政主体独特的个性发展思路。在确定发展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各行政主体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问题，充分形成合力，发挥最大效应，做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和公共事业建设的统一和共享，以利于整体进步和提高。
（3）优化资源配置。
一是要优化资源配置的格局。组团建设要按照城市发展布局要求打破原有行政区域界限，按功能区块和人口集聚的要求来调整产业布局，建设城市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实现资源共享；要以组团与其他中心城市互动发展为重点，加强对外交通通道建设，统筹考虑水源工程、取水工程、污水处理工程、输配水管网和排水排污设施的布局，共建给排水基础设施。组团内各建制镇建造的各类公共资源（包括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影剧院、车站、广场等）都要从为组团发展和服务的角度来考虑，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规模效应。组团范围内的大型文教体卫设施，要体现品位，从组团整体需要出发，避免全面开花的现象，在组团中心区域统一配置，并积极探索共建共管机制。
二是要包容个性要素的发展。要在整体统筹的基础上包容局部的个性化发展。不同乡镇有不同的环境、资源等先天优势，也有如人群素质、政府办事能力、原有的产业基础、周边交通通信等“后天优势”。这就造成了其景观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其形象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其发展的个性化。组团中不同区域由于具有不同的“先天条件”、“后天优势”和区域个性，其发展的热点也具有明显差异。均衡发展指的是一些基础条件如市政基础设施的均衡，以避免人民生活品质出现较大差异。城市的发展是一种不平衡发展，其空间差异既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也是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其发展的规模、位置、时序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其发展也同时存在生长点，要找到自己区域发展的生长点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4）优化生活质量。
判断生活的质量有四个标准：方便、健康、安全和舒适。城市化的结果，使个人、集团或全社会的生活方式从自给自足型向依存型转变。因此，优化生活质量的主要措施是：1）促进产业规模扩大后的社会全面分工；2）根据各自的需求挑选服务；3）由专门机构提供服务；4）作为专门服务的补充措施，应确立居民之间的相互帮助与协作的位置；5）提供的专门服务的内容、性质完全一样，没有地区之差；6）选择的各种享受成为总的集团消费，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的质量关系密切，只有满足以上提到的“质”的四个标准，才能提高生活的质量。因此，城市发展要实现“快工作、慢生活”，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5）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大力提升农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水平，构建农村现代经济体系；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统筹就业，完善保障制度，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落实质量检测、应急机制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完善安全网络，构建农村安全支撑体系；深化农村的户籍制度、金融制度、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产权各项改革，构建农村发展创新体系。实施农业产业提升工程、环境整治提升工程、被征地农民保障工程、公共服务提升工程、体制机制创新工程五项工程建设，让全体农民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3.社会发展路径
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包容性增长战略，推动发展模式从“先富后富”型向共同富裕型转变，以实施“解决民生治标，以构建公平治本”的策略，实现“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
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针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快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面向民生的公益性社会服务。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力和利益。只有加强这些制度的建设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建设，实现珠三角地区社会服务更加完善、社会管理更加科学、社会动员更加广泛、社会环境更加文明和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的目标。
社会服务更加完善，就是要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人享有社会保障，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积极促进充分就业，文化教育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社会管理更加科学，就是要突出人文关怀，创新方式方法，进一步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坚持依法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充分运用科技创新成果，基本实现社会服务管理网格化、社区建设规范化、村庄管理社区化，基本形成社会组织“枢纽型”工作体系，基本实现各类人群服务管理全覆盖。
社会动员更加广泛，就是要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强化各类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加快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完善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健全社会协同机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使社会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社会环境更加文明，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发扬优秀历史人文精神，形成文明有礼、守法诚信、崇尚科学、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营造服务优质、秩序优良、环境优美的社会氛围，创建生产安全、生活安宁、社会安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关系更加和谐，即要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群众权益保障机制、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不断促进人际关系、群体关系、劳动关系、邻里关系、家庭关系和谐，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上述目标，关键是要实施社会建设“一个格局、两个突破”。“一个格局”就是紧密结合珠三角地区的社会发展现实情况，实施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社会建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经常分析社会建设形势，科学制定社会服务管理政策，支持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社会服务管理，进一步发挥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开展。二是强化政府职责。各级政府要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依法行政的要求，健全职责体系，完善工作职能，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依法加强社会管理，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完善政策法规，依法高效履行职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会服务管理。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形成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确保工作运转协调、运行高效。不断深化街道（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推动街道（乡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三是推动社会协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注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各类经济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的积极协同作用，共同做好社会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职能，做好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工作；借鉴北京社会组织建设的经验，建设一批“枢纽型”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业务龙头、服务管理平台作用，协助党和政府做好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有效承接政府转移和委托的社会服务管理项目；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实现基层民主自治与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优势，着力研究社会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四是动员公众参与度。扩大基层民主，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度，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服务管理，积极探索群众参与社会服务管理的有效途径，支持、推动居（村）民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借鉴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的志愿服务、群防群治成果，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法有序参与社会事务，努力形成社会服务管理人人参与、社会建设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两个突破”就是着力打破身份壁垒，突破影响包容增长、共建共享的体制障碍。首先是努力打破城里人和农村人的身份壁垒。继续以统筹城乡为目标，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在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其次是努力消除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身份隔阂。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社会建设的要求，推行积分入户制度，在解决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入户与子女入学问题的基础上，一方面对外来务工人员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工程”，不断提高其素质；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把住房、社保、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纳入积分制管理，并将这些重要权益逐步向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延伸，从而进一步形成相互平等、相互包容的社会共同体。
在“一个格局、两个突破”的框架下，完善系列配套机制，包括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服务，建立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编织坚实的社会安全网；培育社会组织，壮大志愿者队伍，建设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队伍；理顺基层治理体制，增强基层自治能力；积极推进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防止引发劳动关系矛盾和职工群体性事件，探索协调劳动体制的最佳实践模式；加强政府、工会组织与企业组织的沟通协调，平衡利益，凝聚共识，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4.自主创新路径
坚持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实施智慧增长战略，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主要依靠要素推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转变。要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遵循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推进创新团队建设，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和领军人才，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大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努力加大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的比重，实现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1）培育一批龙头。
只有增强龙头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意识，确立龙头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才能以市场为导向，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实现创新利润最大化。
鼓励龙头企业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企业发展的目标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整体规划。支持有实力、有能力的龙头企业努力研制有特色的产品，努力进行原始创新，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与新产品，同时改造传统产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对实力不足的龙头企业，鼓励其探索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技术依托的产学研结合的新模式，努力进行技术引进，组织技术推广工作，提高企业的现有技术水平。政府要为龙头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引导企业与政策性银行的联系与沟通，为银企合作提供交流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向上下游产业延伸，探索良好的创新扩散模式。要提高龙头企业自主创新的国际化程度，加强国际间的技术创新合作，开展对外技术交流、技术交易和技术引进，关注主要产业的产品出口国和地区的技术法规、标准要求的变化。
抓住创新的机会窗口，构建以龙头大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联盟，迅速推出基于本土市场的主导设计。主导设计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的优越性和先进性，用户安装基数、互补性资产、互补性产品、进入时机等因素都深刻影响着主导设计的形成。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启动阶段，技术领先的企业需要通过合作研发、资源共享、共同开拓市场等方式构建一个相互协作的利益共同体，完善产业链配套，大力发展专用设备制造业、专用材料加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以龙头大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联盟，以关系契约为纽带形成有机协调的产业生态网络，迅速推出基于本土市场需求特征的新产品，以产业网络的系统竞争力在本土市场甚至全球市场上进行主导设计竞争。
（2）带动一批产业。
依靠自主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激发经济的内在动力，是实现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
一是要突出自主创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掌握核心技术，要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优先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领域，如低碳经济、绿色材料经济、新能源经济、互联网等。要增大研发投入，加大重大科技专项和关键领域的技术攻关。
二是要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以形成完整产业链为目标，统筹技术开发、应用示范、市场培育、标准制定和配套设施建设等产业发展的环节。特别要重视市场培育，要把握好产业发展的节奏，充分发挥科技支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三是要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新兴项目及其配套产业项目，促进世界或国内知名大企业集团的研发机构和生产基地进驻，推进产业聚集，促进一批新兴产业簇群形成。
（3）吸引一批人才。
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人才工作方针，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扩充人才总量，优化人才结构。要抓住广东加快引进领军人才和科研团队的契机，以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为载体，重点引进携带项目和善于组织成果转化的科技企业家、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海外留学人员，形成一批支撑和引领产业发展的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
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大规模涌现的人才评价新机制。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以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建立科学的人才发现、评价、使用机制，将人才评价标准下放企业，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人岗相适、用在其时、人尽其才的新环境，以更开放的思维、超优惠的政策用好高端人才。健全人才充分施展才能的保障机制，将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高端人才配置到所在载体的科技领导岗位上，投入充足资源建设高端人才独立操控的技术创新平台。
（4）整合一批要素。
强化和提升专业镇创新平台建设和服务水平，组建功能完善、支撑产业发展的公共技术创新平台。进一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体系。建立以政府为引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院所为技术依托、以中介服务机构为纽带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体系。引进、引导和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向行业优势企业与专业镇公共创新平台集中，引导优势企业和组织公共创新平台围绕产业共性、重大科技问题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建立起有效的专业镇、产业集群公共创新服务体系，支撑专业镇产业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以专业镇公共平台为依托，建立“1+N”协作创新模式，形成以产业平台为核心，以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重要组成部分，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质量、标准等服务的协作平台。
大力发展科技风险投资，健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系统，整合一批资源要素特别是资金来支持自主创新。建立科技产业发展银行或中小创新型企业银行，积极推进自主创新金融支持体系建设。科技银行或中小企业银行要大力发展和应用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通过各种有效手段降低对企业的信贷风险，积极探索和开展多种担保形式，发放各种低风险的创新贷款；通过开展税款返还担保、股票股权抵押、保单抵押、债券抵押和其他权益抵押等多种贷款形式，解决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不同类型的资金难题。
要秉持产业集聚、土地集约和空间集中的三原则，加快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1）产业集聚。
增强产业集群的资源集聚能力、吸收消化能力、自我升级能力、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从而形成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产业竞争格局。
一是要制定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发展规划，重新定位产业布局。对布局零乱、结构不合理的产业要促进集中发展，对同类项目实施集约化、规模化投资，打造特色产业基地，增强产业集聚能力；对初具雏形的产业要加快基础功能配套，实现公共资源的低成本共享，按照产业集群发展规律进行引导扶持，力争形成区域品牌。要以珠三角各地区的产业发展为依托，以园区整合建设为载体，与广东省和珠三角地区相关城市的“十二五”规划相衔接，加强对功能性园区的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修编，努力培育和建设一批真正代表地区特色和形象的现代产业集群。要促进企业融合，鼓励企业采取强强联合、战略联盟、股份合作、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做强做大，扩张企业规模，提升整体竞争力。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引导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分工合作关系，实现合理的产业配套。
二是要落实产业集群扶持政策。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在基础设施改善、信贷调节、人才引进、产业创新和法律服务等方面，政府应尽力给予政策扶持。要制定优惠的园区准入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向集群聚集；对各类园区进行优化整合，引导有条件的园区逐步向集群化方向发展；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扶持力度，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联动发展，减轻产业转型升级成本；鼓励龙头企业采用多种方式对其上下游配套企业进行重组、改造，发挥龙头企业的集聚带动效应；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抓好企业研发中心和行业技术中心建设；完善研发新科技、创建名牌产品和商标、参与国家产品标准和技术标准制定的财政奖励制度，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三是要加强产业集群配套服务。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推动作用，积极构建产业信息和企业诚信网络平台，向企业提供产品和原材料需求信息，提供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信息及行业发展动态信息。加强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为集群内部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担保。积极打造公共研发平台，引导产业集群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采取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大力发展出口代理、技术信息、质量检测、创业服务等中介机构，形成多主体、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资产评估、技术支持、人才培训、市场开拓、创业辅导等社会化服务。
（2）土地集约。
土地集约利用是通过对城市建成环境的适度投入、土地利用程度与强度的适度提高、用地结构与布局的优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收益的一种土地经营组织模式。土地集约利用要实现节约与增效两大基本目标：一是通过对其他资源要素（包括管理）的密集投入或者是通过土地利用率与利用强度的适度提高节约稀缺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节约利用”的目标；二是通过对土地质量的改善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实现“土地增效”的目标，即通过寻找城市建成环境投入与产出的适度比例关系，获得更有效的土地产出。
要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一是要科学编制土地规划并严格实施土地规划。珠三角地区各城市应根据所在地区土地资源禀赋、实际利用情况以及对规划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合理判断，以促进土地集约利用为主要目标，科学地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地应根据对以往规划执行效果的分析，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过程中进一步严控建设用地规模和加强用途管制。严控建设用地规模是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总量控制的主要途径。
二是要进行填充式开发和再开发。填充式开发和再开发是精明增长管理中倡导的提高土地利用强度的两项技术措施。填充式开发是指对市区内公用设施配套齐全的空闲地的有效利用，再开发是对现有土地利用结构的替代和再利用；是对已利用土地的开发，其目的是改变城市蔓延造成的低密度用地格局，复兴城镇经济，因此不是见缝插针式的开发，而是以合理的规划为先导，开发出的土地不仅可以用于建设用地，也可用于绿地、开敞空间等所有利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用途。
三是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现有厂房改造，引导中小企业单层改造成多层，向多层标准厂房集中。在符合城市规划、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工业用地经过生产性改造降低绿化率、提高容积率、增加建筑面积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并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鼓励开发区和区内企业盘活土地存量。
四是要推广现代科技，更新土地监测手段。根据珠三角地区土地使用的现状，根据国家的有关标准，在不与国家和省标准冲突的情况下合理探索选建珠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科学计算，要根据不同用途和发展规模的特点，适当增减监测指标，确定适宜的监测时段，应用和推广相应的高新技术以提高监测精度，并且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测系统。
（3）空间集中。
过去工业发展处于自下而上的无序扩张之中，工业用地随着交通网络的延伸而蔓延、填充，空间资源的快速消耗已使存量土地所剩无几，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粗放式的开发建设已经难以为继，空间集中是促进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理想模式。产业空间的集中首先表现为工业园区的空间整合，但整合的目的不仅仅是将零散的工业用地整合为规模化的工业园区，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企业间的有机关联，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其次，有机集聚也并不是强调工业空间的绝对集中，反对工业用地的适当分散，而是要依据工业发展现状、资源禀赋、社会网络等发展条件，按有机秩序的原则组织和安排一切空间与非空间要素，形成有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集聚空间。园区整合必然包含着必要的集聚和适当的分散，形成集聚中分散和分散中集聚的内在张力。
园区整合是解决空间资源紧约束下工业持续发展的理想途径。它通过扩大园区规模把工业区和零散工业厂房整合成业园区，通过加强管理、增进互动提高园区市政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水平，改善园区投资环境，形成一个有机的空间整体，从而挖掘工业发展的潜在价值，促进工业空间增值和资源优化配置，逐步实现工业经济从无序分散向有机集聚转变。
要建立有利于实现工业空间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的工业发展管理机制和市场环境。要结合各组团规划提出的城市功能布局、产业发展现状和分布特点，按照有利于区域产业空间关系协调、有利于城市功能结构完善、有利于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原则，合理引导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空间有机集聚，以发展高新技术及其配套产业，同时适当保留中心组团的工业用地，以发展研发、设计及都市型工业。
要结合现有的行政资源，采取“政府引导下的多元经济主体模式”运作工业园区。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管理、引导、服务和培育，包括制定产业发展政策、规划工业园区架构、扶持建设市政与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搭建信息平台等。整合园区的开发管理的主体仍然是各业主，但可以吸纳企业、个人及外商等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参与工业区的开发和经营，分享开发利润。在空间组织上宜采取“一园多区、同类整合”的形式，这方面珠海已经开始了比较好的探索，其他地区也可以借鉴实施。园区层面的管理主要由政府相关机构负责实施；工业区层面的运营由各工业区法人在政府的指导下负责实施。政府与工业区多元经济主体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参与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形成政府与企业充分合作的管理模式。
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珠三角地区特别是专业镇发达的中山等地开展跨区域协作，共建专业镇产业联盟，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资源共享，强化专业镇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使协作与分工相得益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聚区。要立足各专业镇优势产业链分工，推动专业镇跨区域协作，强化产业配套能力和技术合作创新水平，加快产业一体化布局进程。
5.生态文明路径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突破口，实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实现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变。
珠三角各城市应结合自身的状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产业的环保准入门槛，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强污染防治，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加快实施生态工程，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单位GDP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氮排放量降低的幅度优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目标。
生态文明已成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纷争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确立的状态、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标志着这个国家整体的文明素质、发展程度和综合实力。可以说，一个没有生态文明文化底蕴的民族，难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没有环保创新精神支撑的国家，难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没有生态文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坚实的前提。目前存在的富裕高消费群体对贫困低消费群体、上游对下游、环境受益方对环境受损方等的环境不公平现象，就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在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和谐关系上的生动体现，所以，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珠江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开展，切实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文明建设措施可以概括为四个“推”。
（1）推动生态建设。
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完善生态功能分区控管，严格控制生态控制线。建设高效生态公益林体系，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切实保护饮用水源区、生态敏感区。重点抓好水源涵养林、森林公园、绿道网、自然保护区、农田林网、生物防火林带、封山育林等工程的建设。严格控制林地转非，促进森林资源稳定增长。
营造城市绿色生态体系。建设城市景观林、公共绿地和农田防护林带，营造城市绿色开敞空间。加快森林公园建设，实施林相改造工程，完善森林公园配套设施，扶持推动镇村建设森林公园。加强自然保护区规划建设，重点实施五桂山自然保护区项目。加快推进珠三角城际绿道网、市域绿道网和社区绿道网三级绿道网络系统建设。
创建绿色生态文明。开展绿色生态创建活动和林业生态文明村建设，增强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加强古树名木保护，适度发展种植珍贵树种。实施林业碳汇造林技术及示范推广工程，建立森林健康监测体系，加强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建设河流人工湿地工程、联网水库生态修复工程，保护与修复水生态，美化城市水景观。修复红树林、沿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建立环境与发展咨询制度，探索实行重大决策、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机制。
（2）推动绿色发展。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原则，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广东省循环经济试点城市。构建循环型发展新模式。加快循环型经济示范工程的推广，鼓励企业循环型生产，大力发展资源综合利用产业、节能产业和环保型产业，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积极开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快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
实施节能减排工程。加快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降耗技术改造，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实施路灯节电改造工程、火电脱硝工程、上大压小发电工程、区域热电冷联供和清洁发电工程、油气基础设施及LNG接收站、太阳能利用工程、垃圾发电、余热利用发电工程建设。综合利用土地、环保、价格、信贷等杠杆，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的落后产能。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产品、可再生产品和节能环保汽车，从源头上落实节能减排。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动政府绿色采购。以绿色办公为切入点，启动绿色政府建设。
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探索土地利用的新机制，探索建立土地收益调节机制，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建设国家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区。加快土地整理复垦，科学有序地推进围海造地。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探索建立“全成本”的城市供水水价模式，严格用水总量控制和用水定额管理，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建设生产生活节水示范工程和再生水利用示范项目，推广雨洪和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多渠道开发利用水源。
促进资源再生利用。抓好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技术应用工程建设，重点开发生产污水处理以及循环使用和再生利用、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和成套设备、环保新材料，积极扶持废弃物处理装置和资源化技术设备的生产。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旧家电和电子废物回收处理设施。
（3）推动低碳发展。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出台鼓励政策，培育发展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加快开发利用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以及节能、长效、环保和可回收的低碳原材料和新材料。
建立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以低碳能源体系为基础发展低碳制造业，重点发展利用新能源的成套设备、能源资源回收及各种节能技术产品和设备、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交通工具以及新一代家电制造业。发展低碳服务业。把低碳技术纳入重点研发领域，实施鼓励扶持低碳产业发展的政策，积极争取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低碳项目开展技术合作。
鼓励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培育绿色消费观念，推广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集中处理，刺激低碳产品的使用推广，大力倡导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引导公众自觉选择节约环保、低碳排放的消费模式。
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政策和科技支持体系。完善节能减排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建立循环经济产品标示制度，实施新建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健全污染物排放总量前置审核制度，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充分运用价格政策，引导资源流向低碳产业。
（4）推动环保提升。
加强水环境治理。完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面推进城镇生活污水截污次支管网工程建设。实行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加强工业企业污染源监管，重点推进电镀、造纸等重污染行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河涌净化整治、底泥重金属污染整治和水流畅通工程。加强流域内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加强火电厂脱硫设施建设和在线监测，全面启动火电厂脱硝工程，全面推进工业锅炉脱硫、除尘和降氮脱硝工作。提高新车准入门槛和车用成品油标准，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公交车辆。实施生产企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防治工业粉尘、烟尘、油气污染。全面推进油气回收综合治理。
提高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水平。制定和实施固体废物减量计划，大力发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系统，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建立以焚烧发电为主、填埋为辅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扩建、新建一批垃圾焚烧处理工程，完善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体系。加强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扶持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企业作为试点工程，有效提高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的附加值和无害化水平。合理规划建设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加强对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和处置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城乡一体化污泥处理体系。
综合治理其他环境问题。加强噪声污染防治，营造安静宜居环境。合理科学设置土壤污染监测网点，加强治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等土壤污染，积极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加强防治放射性和电磁辐射污染，保障辐射环境安全。
全面提升环境监管水平。创新环境管理机制，强化环境分区调控与管理，划定环境主题功能分区，完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体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海陆统筹，严格实施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推行市场化的污染治理模式。建立健全环境污染防治机制，进一步完善信用管理、在线监控等环境管理制度。统筹环境监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和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处理能力。
6.文化建设路径
坚持开放与兼容、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实现“文化洼地”向“文化高地”的转变。
珠三角地区历史人文精神丰富。比如珠江西岸香山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是在充分体现香山这个地域特征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不断地与中西方文化冲击交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样式。这种文化样式以特有的持续旺盛的生命力，在八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着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的优良传统，一直在延续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血脉中与时俱进。在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传承香山文化对于增强地区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培育家园意识和民族精神、强化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宿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文化资源和软实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甚至有人认为深圳是“经济的奇迹”和“文化的沙漠”；也有人把香港称为文化沙漠。珠三角地区要发挥自身的文化特色，建立地区的软实力，将文化的优势变为经济的优势，把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加快开拓文化市场。珠三角地区每个城市当前都提出了不同的城市精神，这种城市精神不但能强化市民的归属意识，更能加强城市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珠三角发展模式的选择上，需要充分发挥上述城市精神在区域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并加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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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广汉，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本文是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课题“港澳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成果，参加本文研究和写作的还有蔡武博士研究生、邓鑫和朱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