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区域协调是必然发展趋势

尽管区际差异明显，但协调却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区域协调首先是各区域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信息交流范围扩大和个人维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贫困地区人群要求分享发展成果、追求社会公平的诉求日益增强。所以，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讲，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伴生了土地日趋紧张、能源难以为继、城市超负荷承载、环境严重透支等问题。煤电油运紧张、民工荒、粮食涨价等接连出现的经济现象反映了各区域必须在更大的空间内协调发展、解决自身内在问题。

区域协调其次是区域经济联系发展阶段的需要。过去常说“全国上下一盘棋”，而这盘棋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变得越来越一致，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是彼此互为因果。很明显的道理是：如果不大力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那么东部地区就难以腾出空间来调整经济结构，实现新的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提高效率；如果缺乏广大中西部以至东北地区的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缺乏足够的内需支撑，单一依靠海外市场已证明具有高度风险性。当然，没有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项目的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得长足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区域间可说是唇齿相依，如我国这样的大国经济长远发展，必须建立在大尺度区际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区域协调也是国家发展战略从非均衡发展重新调整为均衡发展的要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的策略是均衡发展，但这种均衡是低水平的平均发展，国民经济长期在较低水准徘徊。改革开放后，“两个大局”的战略思路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但在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过大后，国家在2000年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5年正式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从而与东部率先战略一并构成了四大区域联动协调发展的大格局。这些战略构想的背后，正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整体战略成为缩小区域差异的经济诉求和行政意志。

另一方面，与经济协调发展相对应的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区域发展后的人与自然的协调。要打破贫困落后地区发展面临的“PPE怪圈”困境，就必须从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入手，紧紧抓住“人口—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这条主线，高度认识人口、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破解其恶性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接。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其构成要素如水体或空气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自由市场体制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不充分性，这就决定了环境物品供给的不充分，只不过其形式不是通常经济物品所表现出的短缺，而是以环境的被污染或被破坏得以表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我国在较为便宜地接收了工业化的技术和管理的同时，由于没有很好地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负效应所引起的环境污染教训，也遇到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重蹈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当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问题时，如何有效消除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滥用等外部负效应的不良影响，重新获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安全等这类满足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公共需求。公共需求的情况与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在经济学界，大家更多地拿人均GDP作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加快。近年来，我国人均GDP不断攀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9748元，折合4530美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5年增长65.7%，年均实际增长10.6%，比“十五”时期年平均增速快1.5个百分点。这一增长速度不仅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其实也大大超出了我们自身的预期。2005年年初，在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预测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900美元；据“十一五”规划，预计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400美元；在2008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预测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高速增长的人均GDP带来的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正迅速由温饱型向小康型乃至富裕型转变，对生态环境、安全等这类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公共需求，这就赋予了各级政府更多的生态环境公共产品供给职能。但如何使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对地方政府来说犹如鱼和熊掌，难以把握。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成本与效益对等，只有当产品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该产品的供给量才是有效率的。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具有投资大、见效慢、外部性强的特点，其受益范围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通常只需考虑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大于自己实际收益的情况，地方政府用公共财政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内在动力不足。这样，生态功能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就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公共环境职能逐渐增强，而欠发达地区则逐渐减弱。

生态环境既有影响全国的属性，也具有很强的地域属性，必须考虑生态的时间与空间的关联性；必须考虑一个地区处理生态问题对其他地区的相关影响，一部分人群对另一部分人群的相关影响。区域之间往往通过固有的地域联系发生生态环境关系。如果缺乏区际生态补偿，将形成有关区域冲突问题，不利于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看，我国生态环境恶化与贫困是孪生姊妹。如上节所述，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在贫困地区表现明显，西部地区的贫困县占全国的70%，其中还有许多是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的生态地位非常重要。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森林、草原、湿地、湖泊这些主要的生态载体大多集中在西部，现在全国水土流失的80%、草原退化的主体也在西部。西部生态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中下游及全国广大区域，影响到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而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在这片土地上的繁衍生息。莱斯特·布朗在其《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中指出，大自然也是依赖于平衡的，“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子孙后代……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如果违背这个原理，就一定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因此，区域生态环境是区域协调的重要内容和保证，要求我们一方面通过采用健全法律制度等手段，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生态经济开发的制度机制；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和利益手段，建立生态环境自我修复和再生的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