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人类需求无限性与资源环境有限性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已走过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人类对物质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生态系统资源环境供给有限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人类需求的无限性来自于人类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与追求更好生活的无穷欲望，集中体现在对经济增长的渴求。自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持续高增长。1978—2010年，我国GDP增长了20余倍，平均增速接近10%，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从图2—1和图2—2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表现出很好的增长势头，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保持了非常强劲的增长。实际上，我国经济在此期间有过两次连续五年超过10%增长的时期。一次是1995—2000年，那次的GDP上涨呈逐渐变缓的趋势，所以成功地进行了经济软着陆。而最近的这一次是从2003年开始，到2007年截止，GDP增长率达到14.2%，

与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持平。2008年，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影响，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6%，这也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增长率低于10%，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全球危机中仍然成为一大亮点。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家财力空前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10年的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5919元；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32.26亿元，2010年达到83080亿元。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从1993年以来，中国已连续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97万亿美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2010年中国名义GDP为5.8786万亿美元，同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0.3%，在金融危机后重拾两位数增长。而同期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万亿美元，这表明，自1968年以来，日本经济首次退居世界第三，交出了“盘踞”42年的第二大经济体“宝座”，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纵观整个世界，国民经济在几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保持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无疑是这一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尤为可喜的是，尽管我国GDP每年保持高速增长，但总体运行正常，各项指标互相匹配，没有出现严重失衡现象。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表示，他看不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不会持续下去的任何理由，中国经济还将持续快速增长30至50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中国在未来30年或更长时间里，完全有能力保证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他认为，在1978年时，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果它们运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应该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

但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高速性的背后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GDP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反映的只是国民经济的总量，没有统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透支，反映不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特别突出的就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靠消耗资源与牺牲环境，突出表现在能源消耗高、污染环境重，导致资源环境矛盾日益尖锐，已成为经济发展最为突出问题。能耗高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拉动。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钢铁产量持续大幅增长。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超过1亿吨，首次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中国粗钢产量4.23亿吨，成为钢铁净出口国。2010年，中国钢铁产量再创历史纪录，首次突破6亿吨大关，产量近6.27亿吨。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但在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全行业的盈利水平下降。另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材料显示，2010年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总产值达8.88万亿元，其中化学工业产值达5.23万亿元，按汇率计算已突破7700亿美元，超越美国(7340亿美元)，化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问题突出，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在产业集中度、整体生产技术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与之相应的是，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01—2010年的十年间一直在40%～44%徘徊。

一方面是工业生产所需能耗大，另一方面是我国的资源拥有情况不容乐观。无论是森林草地还是水源矿产，我国都是资源总量多、人均占有量少，并且无论地面资源还是地下资源都存在相对富集和相对贫乏的资源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因此，看似无限增长的经济与人类需求必然跟容量与供给有限的生态环境出现矛盾(见图2—3)。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负效应，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生态建设，积累了许多新经验，但总体建设效果并不十分显著，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生态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在2006年发布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大江大河源区生态环境质量日趋下降，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严重衰退；北方重要防风固沙区植被破坏严重，沙尘暴频发；江河洪水调蓄区生态系统退化，调蓄功能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森林质量不高，生态调节功能下降；资源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2)水生态失衡。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部分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黄河、淮河、辽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超过60%，海河超过90%，生态用水被大量挤占；部分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地下水漏斗，造成地面沉降。近海海域环境质量没有明显好转，局部海域污染加重，“十五”期间，我国的四个海区中只有东海污染面积减少，其他三个海区污染面积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土地退化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虽然实施了林业六大工程，土地沙漠化趋势得到减缓，但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化土地分布仍很广泛，水蚀、风蚀、土壤盐渍化与土壤污染并存，土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

(4)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下降。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农业生产及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量逐年增大，农村“脏、乱、差”现象普遍，农村地区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

(5)生物多样性锐减。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区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物种濒危和灭绝的速度加快，生物遗传资源流失严重，林草和生物品种单一化问题突出。目前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已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外来物种入侵危及生态系统安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发展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核心是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高速性与资源环境承载有限性的矛盾情况下，我们不能束手无策。必须把高速发展的经济成果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对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修复、重建和提升上，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生态体系。中央对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调整蕴涵着经济社会政策和理念的重大转变，即中国经济发展应该在生态环境好、经济结构好、人民生活好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努力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人的利益与需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使得中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