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法的解释

一、民法解释的概念和必要性

民法的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法解释包括了对法律行为的解释和对民法规范本身的解释，狭义的民法解释仅指对民法规范本身的解释。就民法规范本身的解释而言，从方法来看，包括了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和漏洞填补方法。至于民法解释方法中具体包括哪些类型，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这些方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解释，它是法律人运用特有的专业化的思维和解释方法阐明法律的活动。

民事法律为什么需要解释呢？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法律只有在解释之后，才能得以适用。法谚有云：“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霍尔姆斯（Holmes）认为，“抽象的条文并不能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判”（注：O.W.Holmes，The Common Law 1881.Dover Publications；July 22，1991，p.5.）。这就说明了，抽象的法律条文必须要经过解释，才能与具体的案件相互连接。另一方面，法律的完善和发展，也必须借助于法律解释活动。法律可能是不完善的，甚至可能出现调整的空白，此时，就有必要借助于法律解释来完善和发展法律，从而使法律的适用成为可能。任何法律皆有漏洞，成文法固有的缺陷在于法律一旦制定，则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而社会生活又是变动不居的。和日益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活相比较，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的不完满性，所以，成文法本身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总是存在漏洞和缺陷，因此，法律解释对任何法律漏洞的填补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法律解释本身也是法律不断趋于完善的过程。就对社会的调整功能而言，与单纯的立法相比较，法律解释具有节约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用、维持法律稳定、保持法制安定等优势。可以说，成文法的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法律解释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解释活动越发达，科学性越强，成文法的生命力就越长久，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效果就越明显。法律解释活动还可以有效地克服成文法的漏洞，弥补其不足，成为克服成文法刚性和僵化缺点的“润滑剂”。

法律解释也是法官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充分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法律的机械适用论者把法看成是一个预设的、封闭的、自洽的、自足的逻辑体系，该体系为一切案件准备好了答案，法官只不过是适用法律的机器。通过逻辑的因而也是“科学的”适用，就能获得对所有法律案件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适用就降为一种纯“技术”过程，一种只听从抽象概念那种臆想的“逻辑必然性”的计算过程。（注：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等译：《比较法总论》，260～261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以法典为前提，大陆法系的法律思维注重演绎法，其法律适用过程为典型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大前提的形成也称“找法”，即法律规则的发现和形成。这一过程是在法律解释中完成的。然而，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法官适用法律绝对不是一种机械的过程。因为世界上没有一部成文法能够对日益发展的社会生活应对自如，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要求法官灵活地、而不是机械地适用法律。法律适用的目的也不仅是机械地适用法律规范，而是在法律规范的约束下达致妥当的判决，寻求形式正义和个案正义的平衡。因此，司法的过程又是一个存在必要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法官不仅运用阐释性的法律解释方法，还必须要运用补充性的法律解释方法，才能使法律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

德国民法解释学的创始人萨维尼曾谓：“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之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注：转引自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21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民法解释学正是一门以专门研究民法解释为对象的，服务于立法和司法的科学。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重要任务：一是如何使“纸面上的法律”（law in paper）变为“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法律的实际效果。这就需要我们在逐步完善立法的同时，辅以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系并加以合理运用，才能够在保证现有立法正确适用的同时，为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