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国需求结构失衡测度：基于统计分析的结果
上一节主要是通过典型事实的对比分析探究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结果表明，虽然需求结构变化存在某种收入转换效应，但整体上我们还很难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获得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或特征。理论上，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变化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应该具有某种共性的特征，比如投资有利于增长，消费从短期看不利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较快时期，投资率应该相对较高，居民消费率相对较低。现实数据反映出的模糊结果主要源于国家间内部结构特征的巨大差异。由于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具体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为节省篇幅，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仅针对居民消费率展开讨论，分析可能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方向和程度。表1—5总结了一些可能因素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程度，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内部结构影响非常显著。
表1—5各种可能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指标与居民消费率的相关性分析
说明：每个指标第二行为p值，表中包含的国家为全样本。
从这个表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规律。比如高增长率可能意味着有相对较低的居民消费率，或者说，获得高增长率需要忍受低居民消费率的痛苦。再比如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意味着赡养率越低，赡养率低意味着消费性支出占比相对较低。
然而表1—5只是反映了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法揭示这些结构因素对居民消费率的真实影响。为此，我们遵循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方法，利用统计方法对不同因素作用于居民消费率的方向和程度作计量分析。为了能与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保持一定的可比性，我们选择了前者的计量模型，即不仅考虑收入转换和规模的水平效应，也考虑其二次项效应。同时在前者模型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结构因素水平效应的考察。表1—6报告了估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表1—6仅报告了大国估计结果。
表1—6居民消费率变化的收入效应、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估计
说明：表中国民收入指2000年为基期的人均美元数，人口以百万为单位。T1、T2、T3分别表示时间变量，以消除时间因素的影响，其中当时间为1971—1980年时T1取1，否则取0；当时间为1981—1990年时，T2取1，否则取0；当时间为1991—2000年时，T3取1，否则取0。
由于我国人口规模过大，所以为尽可能消除单个样本奇异数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全样本和大国中排除了我国。另外，由于在表1—5中报告的变量之间，有些存在高度相关性，所以为避免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影响，在结构因素中只选择了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从估计结果看，绝大部分变量的影响非常显著。除了极个别变量符号在全样本模型和大国模型间存在差异外，大部分变化都不是很大，这在一个方面也说明模型结构基本上是正确的。从各变量估计系数看，收入水平效应为负，但二次项效应在全样本和大国之间存在差异，全样本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大国模型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这说明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率影响是非线性的。再看规模效应，估计结果显示，人口增加会提高居民消费率，但当人口规模达到一个水平后，居民消费率反而会随人口增加而下降。根据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资源流入流出也会影响一个经济体内部资源配置。为此，模型中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获得的估计结果与前者基本一致，资源流出会使居民消费率下降。最后看各种结构因素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考虑结构因素明显改善了模型的拟合效果，尤其对大国而言。从估计系数看，工业化并不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业化程度越高，就业比例可能越低；二是工业生产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相对较低。服务业就业比重高，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是有利的。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比较特殊，在全样本模型中，估计系数符号为负，而在大国模型中却显著为正。为何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可能与城市化发展模式有一定关系。从经济增长率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看，较高增长率需要较低居民消费率予以支撑，这一结论与前述的一系列数据分析基本一致。
根据表1—6的估计结果，我们基本上可以建立起居民消费率与收入效应、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关系等式，这个等式实际上暗含了居民消费率变化的一般模式，至少反映出在不同收入水平、人口规模和结构状态下，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规律。如果一国居民消费率变化在这个等式拟合的范围之内，说明该国居民消费率变化基本遵循这个一般模式；如果一国居民消费率与等式拟合结果不同，说明该国居民消费率偏离了等式所刻画的一般模式，两者的差距越大，说明偏离越严重。所以我们遵循钱纳里和赛奎因的方法，将我国实际数据代入这个等式。图1—6描述了各种情形等式的拟合值和实际值差距。从图中看，大国样本的拟合效果要比全样本拟合效果好，考虑结构效应的拟合效果要好于未考虑结构效应的拟合效果。这种差异说明，单纯参照钱纳里和赛奎因估计方法，忽视结构因素，可能无法刻画一国需求结构的真实变化规律。通过对比拟合结果与实际值，我们发现，从一个较长时期考察，无论是全样本模型还是大国模型，我国居民消费率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我国需求结构有失衡表现。但当我们对比需求结构变化的时间路径时，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一是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偏离程度大约在10%左右；二是近年来虽然居民消费率依然低于模型的拟合值，但偏离程度有所减弱，如果不考虑1978年改革开放居民消费率出现的跳跃性下降因素，仅就变动趋势而言，偏离程度更小，并主要表现为斜率上的差异。
图1—6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离一般模式的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