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了吗？基于已有文献的综合分析

从逻辑上说，判断需求结构是否失衡至少需要一个依据或者说至少有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标准，这个依据或标准给出了最优需求结构的基本特征。所以探究这个依据或标准自然成为判断我国需求结构是否失衡的逻辑起点。那么这个依据或标准是什么呢？已有文献主要从两个角度给出答案，一部分文献通过数据的跨国比较建立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另一部分文献则依据黄金率资本存量建立社会最优积累率，然后在一系列假定下反推社会最优消费率，从而建立社会最优需求结构。

在探究需求结构变化一般规律的文献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来自库兹涅茨(1957)和钱纳里、赛奎因(1975)，虽然这两项研究不是专门讨论需求结构问题，但在归纳不同总量指标的收入转换效应时提出了消费需求和资本积累、国民储蓄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数量关系。其中，库兹涅茨(1957)在《各国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一书中，继承了克拉克有关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成果，通过20多个国家数据的对比分析，归纳出伴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发生增长结构形态变化的一般规律。然而，由于受到数据限制，库兹涅茨对各国经济结构定量分析采用的主要是横截面数据。正是由于这种数据限制，库兹涅茨的研究在应用于各国整个时期内经济结构变化分析时受到了很大约束。基于库兹涅茨研究，钱纳里和赛奎因(1975)作了进一步深化。在《发展的格局》一书中，两人不仅将样本数量扩展到101个国家，而且将研究时段扩展到21年，讨论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间，社会资源配置在收入转换过程中的变化特征。和库兹涅茨研究方法不同，后者不仅使用了比较分析方法，而且采用了计量方法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进行计量。根据人口规模，研究对大国和小国作了明确区分，给出了大国和小国投资率、私人消费率、储蓄率等结构指标在不同收入下的大致水平和一般趋势。根据钱纳里和赛奎因(1975)的研究，有两个结论对今天考察我国需求结构变化具有启发意义。一是资源配置在1950—1970年的总体变化规律，其中私人部门消费率呈整体下降趋势。二是社会资源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最优配置随收入变化而有所不同。

参照上述两项研究，一些文献通过跨国数据的对比分析对我国需求结构，主要是消费率的合理性作出判断。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2004)通过与世界平均水平、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发展阶段相近国家、发达国家历史数据等的比较，指出我国消费率不仅在绝对水平上较低，在相对水平上也处于同一类国家的最低水平。王子先(2006)通过与国际平均水平的对比，认为我国消费率居于世界较低水平，明显偏离世界消费变化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蔡跃洲、王玉霞(2009)在分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时，通过跨国数据的统计分析得我国合意投资率和消费率区间，并将这一区间与现实数据比较，认为我国投资消费结构明显失衡。晃钢令、王丽娟(2009)则完全基于钱纳里和赛奎因(1975)的研究，但针对其中的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和资源流入三项指标，结合我国实际作了相应调整，研究认为，我国消费率基本处于钱纳里和赛奎因模型可以解释的范围。类似研究还包括Willem Buiter和Minggao Shen(2010)等。除了通过跨国比较获得需求结构失衡与否的判断依据，一些学者还通过不同发展模式下需求结构应该具有的特征分析，研究我国消费投资结构。例如李建伟(2003)通过对工业化进程关键特征的分析指出，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结构提升，投资率会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结束，投资率、消费率会逐步趋于稳定。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投资率、消费率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曾铮(2011)在比较典型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时也指出，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相应的经济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和发展特征会存在明显区别。我国现阶段投资消费结构基本与其提到的四类经济发展模式相吻合。

根据上述文献，关于我国投资消费结构是否失衡，结论是模糊的。实际上，一个经济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与这个经济体内在结构特征有很大关系。同处一个发展阶段的两个经济体，可能因为其内部结构差异，投资率和消费率就可能不同。所以，从理论上说，需求结构具有明显国别特征和阶段特征。正是由于需求结构的这一特性，一些学者对跨国比较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例如刘立峰(2004)认为通过国际比较很难为消费率定一个合理标准，合理的消费投资关系必须视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情而定。许永兵、南振兴(2005)也指出，仅靠简单的国际对比就认定我国消费率严重偏低有误导之嫌。郭兴方(2007)同样对通过跨国比较建立全球统一的消费率标准提出疑义，他认为，翻阅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卷，很难为消费率找到一个统一合理的标准。然而，尽管跨国比较的经验标准可能存在问题，但不失为一种方法和尝试。问题的关键是，在进行跨国分析时，需要更加细致，尽可能考虑不同国家内部的结构特征。

跨国经验除了存在上述局限外，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跨国经验只是通过数据比较和一般统计分析，得出的消费投资结构只是反映需求结构和各种经济总量间的某种数量关系。这种关系只能反映数据变化的某种共同趋势，并不表示一种社会最优结构。跨国经验的这一内在不足促使人们探寻社会最优需求结构。实际上，对于是否存在某种最优投资率和消费率，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不过这并没有阻碍人们试图建立某种社会最优标准的努力。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在拉姆齐(1927)研究基础上就开始探究最优社会积累率。例如1961年经济学家费尔普斯根据索洛增长模型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律法则。根据该法则，在一个经济体内，如果资本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时，该经济体的资本存量就处于最优水平。黄金律法则意味着，在假定储蓄能够转换为投资的情况下，社会最优资本存量水平一旦确定，社会最优储蓄率和消费率也就相应被确定。尽管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在费尔普斯(1961)基础上，对黄金律法则作了不同修正，但这一法则确定的基本数量关系依然成为判断经济动态效率的关键依据。根据费尔普斯(1961)的黄金律规则，1989年，Abel等将不确定性引入代际交叠模型，提出了一个更简便的经济最优资本积累率判断标准，即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的AMSZ准则。

AMSZ准则的提出不仅拓宽了黄金律法则的应用，而且使研究结论更加精确。后续有关经济动态效率和最优资源配置结构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应用这一准则。自21世纪初，AMSZ准则也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经济动态效率的判断。例如Leonard和Prinzinger(2001)通过使用AMSZ准则，计算出1980—1996年间我国净现金流为负。史永东、杜两省(2001)在讨论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的影响时，也曾利用AMSZ准则判断过我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利用这一准则的文献还包括史永东、齐鹰飞(2002)，袁志刚、何樟勇(2003)，刘宪(2004)，王晓芳、王维华(2007)，项本武(2008)，吕冰洋(2008)，黄飞鸣(2010)等。然而上述研究在讨论经济动态效率时并没有给出我国经济需求结构失衡与否的直接判断依据，虽然这些文献关于资本积累是否过度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暗含了消费率合理与否的判断，但对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我国，这种推论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为了借助黄金律法则，一些学者在最优积累率基础上继续分析最优消费率应满足的条件。例如孙烽、寿伟光(2001)借助拉姆齐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对我国最优消费路径进行了估算。顾六宝、肖红叶(2005)基于消费者跨期选择推导出最优消费路径的条件等式，并通过数值模拟测算出我国最优消费率的大致范围。谭小芳等(2006)同样在最优增长框架下讨论了投资和消费的合理结构。吴忠群、张群群(2011)综合费尔普斯等人关于黄金律法则的论述，建立了最优消费率应满足的条件，并给出我国最优消费率的估算水平。

相比较跨国经验，基于黄金律法则的最优结构分析更具经济合理性，但问题同样非常严重。一是依据黄金律法则推导社会最优资本配置结构需要一系列严格假定，这些假定在现实中是否得到满足需要值得怀疑。二是依据AMSZ法则建立最优资本积累率判断如何克服市场缺陷产生的影响。即使不考虑上述两个方面问题，还有一点同样令人怀疑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就是利用这一方法估算的我国最优消费率，不同文献存在很大差异。两种方法的比较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很难说一种方法较另一种方法为优。除了上述两种方法，近年来，一些文献试图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特征建立最优需求结构判断标准。例如贺铿(2006)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剩余这一客观现实，通过历史数据比较，建立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变动区间。周泳宏、唐志军(2009)则结合我国地区间巨大差异这一现实基础，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统计分析给出了我国投资率的门限特征。许月丽等(2010)针对我国不同部门投资特征差异，借助一般均衡模型建立存在异质投资下的最优投资等式。然而，和前述两种方法一样，虽然这些文献考虑了我国某一方面的结构特征，但还是存在较大片面性。不过，尽管如此，已有文献无疑为我们观察我国需求结构提供了某种依据。

综合已有理论和经验证据，关于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结论还比较模糊，但通过这些文献，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两点直观判断。一是需求结构并不是一个静态概念，也不具有一般可以遵循的模式，对我国需求结构作出科学判断需要尽可能考虑经济内部结构特征。二是我国需求结构尽管在失衡与否上还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表示需求结构没有一个合适区间。上述两点意味着，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作出判断需要有更为充分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