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刀

厌食症。牙医。

我还从没见过这两个词被写在一起，直到现在它们被洇得脏兮兮的黑色墨水写在97A上：

“患厌食症的牙医。”

我抿了一小口咖啡，读完剩下的文字材料。我很享受这段晨间时光：一派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祥和的气氛。杰森，停尸房的高级技术员，此刻正开心地俯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新闻》上面，一边浏览一边享受喝茶的乐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他早就对形形色色的尸检习以为常，因此对我们每天接手的案件远比不上对电视剧《东伦敦人》的情节或者最新的球赛比分那么热衷。

所谓的“97A”是一张从本地的验尸官办公室传真过来的表格，要求在对死者进行尸检的同时给予执行许可。虽然这个表格在不同的地区叫法各不相同，但是在整个英国境内（除了苏格兰），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尸检的进行需要首先得到验尸官的许可。（而在苏格兰，这项权力则是掌握在地方检察官手里。）

在英国，由于看过了大量美国电视节目和犯罪小说，验尸官的角色总是会被人误解。在美国，虽然各个州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但是“验尸官”代表的是另一类被我们称为“病理学家”的人：主持尸检的医生。他们通常经由选举产生，而在一些比较小的州里，甚至可能由当地的殡葬从业者或者普通医生来担任。但是在英国，验尸官是一个由当地政府委任的、类似该地区所有死亡的监督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并且必须同时具备出庭律师或事务律师的资格，有些验尸官甚至还取得了医学学位。

“验尸官”（Coroner）这个词来源于“加冕者”（Crowner），是一个从1194年起就正式存在的职位。“加冕者”需要扮演两种角色：监察管辖地区的死亡事件；知晓任何一笔有可能被幸运的“奴隶”发现的财富信息，并且做出是“谁捡到的就归谁所有”，还是应该另有所属的判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验尸官有时候还需要履行特殊的职责，调查那些从花园等地挖掘出来的、早已无人认领的物件或者财产的所有权，并判定它们属于“无主宝藏”，将它们的所有权判定为归国家所有是非常重要的。[1996年，以“无主宝藏”的判定为基础发展出了《宝藏法案》（Treasure Act）。]

我常常会将验尸官们想象成穿着制服的死神，他们手里拿着备忘录和手机，对管辖地区内的所有死亡事件了然于胸，气定神闲地像移动棋盘上的棋子一样，调遣着所有相关人员——警察、病理学家、验尸官一方和停尸房方面的相关人员——以展开一场关于死亡的调查。所以很显然，英国的验尸官其实并不进行尸检，他们只负责根据各种法律法规判断何时需要进行尸检，然后签署一份表格来陈述事实。完成这些程序之后，他们只需坐等观看棋局的展开即可。病理学家才是真正进行尸体解剖或尸检——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的人，而我们这些解剖病理学技术员（APT），则是他们的助手。

那么，在英国可以进行尸检的评估标准是什么？基本上，如果死者在死亡前两周内曾经去看过医生，并且医生知道其死亡的原因是正常的，那么就不需要进行尸检。

在医院过世的病人之所以不需要死后进行尸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医生。在济贫院或者类似的机构里，情况也大致相同。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死亡都要进行尸检。一个男人在健身房锻炼时死在了跑步机上，有个女人倒在了公交车站，公园里遛狗的老派绅士发现了难以辨认的残骸，这些都是会经由地方被送到停尸房的死亡事件。事实上，很有可能一个80岁的人在睡梦中离世，却因为在最近的两个星期里没有去看过医生，而不得不接受尸检。“年事已高”至今尚不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的死因写进死亡鉴定，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归咎于哈罗德·希普曼——一个臭名昭著的、专挑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下手的连环杀手，他是一个家庭医生。到1999年他接受审判时，受害人已多达250名，这直接引起了医生执业以及死亡鉴定的改革，并同时显著提升了尸检需求的数量。

我们的97A表格，一般在早上八点半左右伴随着一阵嘟嘟、嗡嗡的噪声，嗖地一下被老旧的传真机“喷射”到狭小的停尸房办公室的地面上。上面有一些关于尸体的具体信息以及比较突出的特点——任何负责这具尸体的验尸官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发现的与其死亡相关的信息。有时候，还会出现大量难以辨识的注释，尤其是当涉及医学信息的时候。其中的信息可能包括这个人的病史、曾用药、尸体是在何处如何被发现的、家庭成员、排行、身高体重，有时甚至包括死者生前喝茶是喜欢加一块还是两块糖这种细节。但在另外一些案件中，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只有寥寥几笔或短短数行，就像：

患厌食症的牙医

45岁

卧床两周

狗娘养的

“搞什么鬼啊！这也太刻薄了！”我突然大声对杰森说，吓得他差点将正送到嘴边的茶弄洒了。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洪？”他的目光从报纸转投向了我。他总是管我叫“洪”，不过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在他体格健硕、肌肉结实并且满是文身的外表下，有着非常温柔、对他人充满关切的天性。

“这个可怜的家伙死了，然而他们却管他叫‘狗娘养的’！”

我几乎是重重地跺着脚走到办公室另一头的，不断把97A朝他不知所措的脸上挥动着。他制止住我几乎歇斯底里的动作，接过来开始认真看起上面的信息。在一刻的沉默以及一个困惑的表情之后，他忽然发出一阵狂笑，笑得他宽厚的肩膀不断地起伏着，脸也开始变红，甚至眼泪都笑了出来：“狗娘养的……”虽然他的笑声几乎充满了全部空间，我还是从中依稀听出他将这几个音节重复了好几遍。

直到他重新镇静下来，我才发现逗得他笑成那样的原因。虽然我将表格读成了那样，但实际上它所记录的信息是：

患厌食症的牙医

45岁

卧床两周

S.O.B

S.O.B是“呼吸浅短”的缩写。也难怪杰森会狂笑不止。想来如果我要在这个领域里站稳脚跟的话，那么我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缩略词的使用。

那天只来了一张97A，所以只需要进行一场尸检，或者说一场PM（另一个也不得不开始适应的缩写），杰森说我要在今天进行独自切开尸体的尝试。作为一个实习的APT（又一个缩写！），这是掌握“去脏术”——一个听起来要比“开膛”略微好上那么一丁点的医学术语——艺术的第一步。

虽然我只是一个实习生，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也已经能够胜任一些基本工作，比如文书工作、签收新的尸体、进行简单查看、取下首饰或者假牙之类的简单操作等工作，但也确实是时候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训练了。完成第一个切口并打开尸体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当然想马上就动手去做，对于这次机会的到来，我简直兴奋得无与伦比。但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此刻我也紧张得要命。我已经期待很久了，但当我的愿望终于就要成真的时候，机会面前的我忽然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如果我搞砸了怎么办？假如我根本没有做这一行的天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要是没有事先画好一条直线的话，我甚至连一张纸都无法笔直地裁开，又怎么可能把皮肤切割得整齐？而且有一点我非常确定，那就是我绝对做不到把任何种类的布料好好地缝合起来，那么我又怎么可能将人的皮肤缝到一起？想到我在上学的时候对做纸工或者编织从来就没产生过什么兴趣，尸检不过就是把曾经手工课上那些很少再用到的技巧用到人体上的念头忽然令我充满了挫败感。

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决定专注于我知道的东西，比如每天早上七点半我来上班之后会做的事情。并且，我很快便意识到，仅在几周以前，我其实连那些都不会做。我学东西很快，完全不需要这么紧张。万事开头难罢了。

我要开始掌控局面了。于是，我径直走进小而明亮的验尸房，戴上乳胶手套，并做了个深呼吸。而在整个过程中，杰森一直都紧随其后，仔细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在此之前，我已经把装有患厌食症的牙医的运尸袋安放在了门上写着他的名字的冷柜里（停尸房中的冷柜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温度可控的贮藏设施，但是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缩写，我们姑且就称它为“冷柜”）。于是，我小心地将他躺着的托盘拉出来，转移到液压手推车上。然而，对于接下来该如何做，我有些犹豫了。我感到好像犯了个错误：托盘的手感太轻了，根本不像有尸体装在袋子里面。不过，当我靠近仔细看时，还是能够在最上方的位置辨认出头部紧紧抵住白色的塑料而形成的轮廓，而在更靠下的地方出现了非常尖锐的突起，应该就是弯曲着的膝盖了。确定他仍在原位后，悬着的心稍稍放下的我又做了个深呼吸，将手推车调转180度，把托盘放到从验尸房墙壁上伸出的不锈钢支架上。有了支架上坚实钢爪的固定和支撑，在冷柜里用以安放尸体的托盘在这时又可继续被用作解剖台。

有些时候，转运尸体的工作可以很容易就完成，只要轻巧地转动手推车，就能听到降低其高度令托盘进入正确位置时顺滑的吱吱声了。

但是很不幸，我的情况并没有那么顺利。

我本来就很焦虑，再加上还有杰森一直在旁边看着我，简直不能更紧张了。在转弯的时候我偏了那么几英寸，于是连手推车一起直接撞到了支架的钢爪上，制造出一阵巨大的金属撞击声。虽然很庆幸并没有对尸体或者设备造成什么损害，但我的自尊心却受到重创，我越发强烈地预感到，如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也给它做一个尸检的话，那么死因一定是：大面积挫伤。

“放松，洪，我们也经常这样。”杰森安抚着我的情绪，“这个验尸房确实太小了。”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对我有这么无限的耐心，尤其是有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我简直是将《活宝三人组》中的三傻全部集中于一体了。

最后，我总算有惊无险地将放有运尸袋的托盘在正确的位置上放好，并缓缓打开拉链。杰森让我独立完成整个过程，就当他不存在一样——假如真的不存在就太好了。一般情况下，需要两个APT将尸体从袋子中取出来，整个过程中的动作看上去就像经过了反复练习和精心设计一样，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全套操作包括：将尸体向一侧倾斜，分别将其胳膊和腿用作杠杆和支点，这样就能撤掉一侧尸体下方的塑料袋；然后再对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操作，整个袋子就能够被轻松地取下来了。但是这个男人实在是太瘦了，所以我一只手移动他，另一只手取袋子，一个人就能顺利完成，就像抱住宝宝的腿取尿布一样容易。我在移动这个男人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并不断做着深呼吸来稳定情绪。

然后，我总算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了。

他的情况是我之前从没遇到过的：身体像一根多节的白色树枝，有着毛茸茸的树皮并且伸出几根无关紧要的枝杈。他实在太瘦了，我的目光能够直接穿过他的皮肤，看到他盆骨的清晰形状。当我小心翼翼地给他翻身，开始查看后背的情况时，他脊椎骨每一节间的凹槽、骶骨、尾椎等都格外突出。显然，在他最后卧床的几周里，每一根骨头都抵在他已经薄得像纸一样的皮肤上，试图冲破束缚获得自由，于是形成了很严重的褥疮。深红色的褥疮有些已经感染了，从发炎的地方渗出黏糊糊的黄绿色脓液。只消一眼，我就不由自主地被一阵并不存在的疼痛席卷了。由于感同身受的痛苦实在出现得太过突然，有那么一刻，我感到呼吸困难，禁不住浑身打战。

他长长的头发发色很深，几乎可以算是黑色的，一部分像个小垫子似的铺在头和上半身下，另外一些则混乱地四散开来。他的指甲又黄又长，结合头发以及身体瘦弱的状态来看，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承受的可能不仅仅是厌食症那么简单。我立即想起了霍华德·休斯以及其他那些有心理问题的隐士，怀疑是不是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了我们的牙医身上。正当我陷入沉思之中的时候，杰森打断了我，递过来一个已经夹好一张表格的夹板，这让我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叫停不断冒出的各种想法。我在表格上记录他的外部特征：颧骨凹陷、头发缠结、褥疮，等等。每一颗痣、每一道皱纹，甚至每一处胎记或是小小的污迹都没有放过。而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怀有两方面的小心思：一来，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做尸体外表检查，我不希望出现任何遗漏，让之后接手的病理学家觉得我不够资格；另外，我也是在拖延时间，检查得越久，就可以越晚落下我的第一刀。

杰森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算盘，但直到我像一只饥饿的秃鹰绕着尸体转完第三圈之前，他都没说什么。“你没必要连他阴囊上的皱纹都清点一遍，洪。”他在说话的同时递给我一把PM40——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解剖刀。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我向我的病人弯下腰，试图将精神集中于他的脖子和锁骨形成的那条曲线上，那是我应该切下第一刀的位置。但是，此刻我眼里唯一能看到的，却只有顶灯经由解剖刀反射出来的灯光，简直就像是闪光灯一样刺目。我的手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但也是在那一刻，头顶的灯光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于是我又走神了。（你大概能想到当时的情况了吧？可怜又耐心的杰森啊！）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杰恩和我跟其他很多女孩一样，喜欢玩给对方化妆的游戏。一时间，我好像再次回到了很多年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躺在阳光下紧紧闭上双眼，感受着阳光照耀的温暖以及杰恩在我脸上涂抹化妆品时刷子带来的轻柔触感。那时的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尸体的感觉应该和我一样吧？我敢肯定，这不是大多数女孩会有的想法。而我之所以会这么想，可能主要还是因为想起了经常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看到的葬礼前对遗体进行“美容”的场景。另外，我当时也刚好才看过麦考利·卡尔金在1991年演的那部精彩又颇深刻的电影《小鬼初恋》。丹·艾克罗伊德在里面饰演的葬礼承办人，雇用了生机勃勃的杰米·李·柯蒂斯来给死者化妆。她令这项工作看上去非常有意思，甚至显得颇有魅力，给我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虽然电影的结局并不是这样。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心情戒指或者柳树的时候，仍然会觉得很心痛。回忆起想象自己是一具尸体时的感受以及化妆刷在脸上拂过的轻柔触感，让我不由猜测或许眼前这个厌食的牙医也能够感受到我。不仅仅是我和他之间的肢体接触，还有我的那些深呼吸以及紧张踌躇，可能都落在了他的眼里。我很确定他一定不希望由一个金发碧眼、战战兢兢的新手像个做寿司的厨师那样在他的身体上比画着刀子。于是，我坚定地跟自己说：“卡拉，开始吧！”

我重新握紧了解剖刀。

由于之前已经看过很多次技术员做这个切口，因此我可以完成得相当完美。从右耳的后侧开始，刀片沿着脖子旁边划下，在经过锁骨的时候稍微改变角度，一路切到胸骨，形成“V”字形的一半。在锋利的不锈钢刀片下，切开皮肤简直就像切黄油那么轻而易举。然后，我在左侧重复这个过程，但是用右手转换角度的时候稍微没那么精细。与另一半“V”汇合之后，我持刀继续笔直地朝着他的肚子往下切，让切口刚好绕过肚脐眼，并在快要抵达耻骨的地方干净利落地停下来。这样，在他的身体正面便做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Y”字形切口，也就是所谓的“Y字切开法”。切口并不是完全分毫不差，在一些地方难免会出现小小的偏差，但我很怀疑有谁在第一次使用锋利得能把自己的手指切下来的解剖刀时，就能动作干脆利落得没有一丝卡顿。而且，切割的轻微偏移在修复缝合完毕之后根本看不出来。

我很是为自己感到骄傲，站直身体后不由深深出了一口气，并陷入对自己的“杰作”无休止的自我欣赏之中，直到杰森打断这一充满荣光的时刻：

“来吧，剪刀手爱德华，我们还要进行下面的尸检。”

就我目前的训练程度而言，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放下解剖刀，旁观杰森完成整个尸检过程。和学开车类似，APT学习取出内脏的技术也是要分阶段进行的。在学车的第一阶段，你还不能上车、发动油门、停车以及转弯，解剖也是一样，所有操作都需要一步步慢慢学习。

一旦胸部的切口完成，胸骨也被取下来之后，如何系统地取出内脏进行检验有不同的方法，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罗基坦斯基法”。实际上，这套方法是莫里斯·莱特勒发明的“整体法”，从其命名便能窥知一二，就是将所有器官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取出来。并且，这也将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会主要采用的方法。所以，我仔细地观察着杰森的操作。

首先，他要进行一些检查，用不持刀的手去仔细感受死者的肺部是否出现了胸膜粘连——部分肺可能会粘在胸壁上。受过外伤、得过肺结核或胸膜炎之类的疾病，都有可能导致胸膜粘连。能够预期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肺部呈粉红色，湿润而健康，没有粘连在胸腔腔体内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需简单的惯例操作——类似于“舀”的动作——就能轻巧地将它重新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在用手初步确认过肺部的情况之后，他接下来会把卷曲的肠子顺直成平滑的一条。由于在确认死因方面，肠子在器官的优先级里面算不上特别重要的，所以就先搁置一边等待后续检查。取出了肠子之后的体腔里一下就有了充足的空间，于是杰森重新回到肺部的检查上。先用PM40解剖刀将它们分离，再在脊柱两侧分别切两个长长的切口，最后以“舀”的方式将它们取出来。使用类似的技术，他继续将位于胃和肝下方的两个肾以及包裹着它们的脂肪分离，再把将器官和胸腹分隔的膈划开。随后，他灵巧地做了上肺部的组织切片，那里同时也充当着气管和食管——从嗓子，包括咽喉和舌头延伸下来的结构——的末端。接着，他用一只手将心脏和肺向下拉，将其与脊柱分离，另一只手里的解剖刀随时小心地处理着附着太牢固的地方。这个操作一直从胸腔延续进行到腹腔。很快，他便捧出了一团湿淋淋的内脏，里面包括胸腔里的心脏、肺，还有胃、脾脏、胰脏、肾脏以及肝脏等位于腹部的器官。他将这一捧器官装在一只巨大的不锈钢碗里，放到配套的钢制工作台上，等待医生过来检查。

杰森继续处理还在盆骨深处的膀胱，由于死者很显然死前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进食或喝些什么东西，所以它又小又空，看起来像极了一个漏气的黄气球。杰森把它取出来，让我放到解剖台上。我不是很清楚“手持膀胱”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就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捏起来，伸直手臂与身体保持足够的距离，就像一个心灰意冷的妈妈拎着她小儿子的臭袜子那样。

下一步，杰森要开始进行头部的解剖了。这时，病理学家科林·詹姆森开着他那辆褐红色的沃尔沃到了。我们透过解剖室霜冻的玻璃看着他把车开进狭小的停车场，就像看着一滴在流动的血滴。我们常常会聊起他选择轿车的品位：沃尔沃，据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车。（事实上，沃尔沃V40确实仍然是你能买到的车里最安全的。）这是他精挑细选后的决定吗？我们怀疑是不是给太多死于交通事故的人（road traffic incidents，RTIs）做尸检，形成了他对沃尔沃的执念？我脱下我的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个人防护装备，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有点喜欢上用缩写名称了），留下杰森继续进行头部解剖，去招呼詹姆森博士——万一他要是想在开始之前先来一杯咖啡呢！这座建筑是真小，从我开始脱验尸房的工作服到走进办公室只花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门铃也恰好在这时响了起来。

停尸房的设施最近刚进行过一番改造，所以虽然空间还是很有限，但设施却相当的现代化。每间验尸房里都有两个尸检台，不过我后来发现很多地方有3个、4个，甚至多达6个，但我们没有专门给婴儿的尸检台。和大多数现代验尸房一样，这里的冷柜也是双面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整个空间里构成了一面独立的墙。在那一扇扇整洁的白门后面，死者的头齐齐地朝向验尸房内——就是所谓的“污染区”或者“红灯区”——也就是我早上取出尸体的地方，而另一边则被称为“过渡区”或者“黄灯区”，是遗体从社区送过来被签收的地方。虽然打开黄灯区一侧的冷柜门通常意味着你将得到来自一双双苍白脚底板的欢迎，但是脚趾上面却并没挂着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标签——我们才不会像挂行李牌那样去标记我们的死者。另外，黄灯区只对工作人员开放，死者的家属和朋友都禁止入内。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员工办公室、一间稍小点的医生办公室、一间等候室及与其相连的观察室，那里有可以拉上去的窗帘，可以让窗边的家属看到死者。

英国大多数停尸房的布局都是相似的，建立于同一时期的更是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地方当局建造了一系列停尸房，它们都是由砖、混凝土以及尖锐角度构成的建筑，外观看上去非常低调，但这却绝不是最早出现的停尸房。根据帕姆·费舍尔写的一篇名为《给死者的房子：伦敦验尸房条款，1843—1889年》的论文（我猜这个读起来应该相当有意思），对一个专门暂存新近死亡尸体的地方的需求早在19世纪中期就被提出了。那时正值伦敦人口暴涨，每家每户几乎只有一个房间，所以一旦有人去世，那么直到葬礼举行之前，他的家人都不得不与已经开始腐坏的尸体共存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实在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停放了。有时候，尸体可能还需要停放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对一些特别穷的家庭而言，凑足举行葬礼的钱要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因此而染病。那时的新闻称，有识之士认为，伦敦的死人正在杀死活人，并且最终催生了相应的设施，有了对死者“即刻接收，提供恰当且有尊严的服务”的机构。这些地方被称为“尸检候诊室”或者“死者之家”。

当我听到门铃打开我们的“死者之家”大门时，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外的并不是病理学家詹姆森博士——他还在沃尔沃轿车旁，正在后备箱里找着什么。按门铃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官，见我开门后表现得好像比我还要惊讶。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看，脸色有些苍白。

“你好？”我故意重重地咬着每一个音节，同时挑起眉毛，希望他能开口说话。对他这种反应，我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很早以前就有人告诉我，第一次到停尸房来的人都以为给他们开门的会是个弱视且驼背的老头，绝对想不到能有娇小的、金发的姑娘。虽然这确实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一刻的不安，但是他看上去竟然那么苍白还是很令我费解。我忽然担心起来，是不是我的脸上蹭到了一些脂肪或者血迹？想到这里，我立马抬手在脸上擦拭起来。

好在他总算恢复了语言能力：“这里是陈尸所吗？”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这里是停尸房。”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完全掩饰不住厌恶的情绪。

我对他的说法颇难以忍受的主要原因在于：“停尸房”的字面意思是“停放尸体的房子”（hence Dead House，也就是所谓的“死者之家”），并且自从1865年左右就开始这么叫；而陈尸所则是一个从法语中舶来的说法，意思是“看上去很庄严的地方”。它在19世纪初期诞生于巴黎，从那时起，死者开始被陈列在巴黎圣母院陈尸所供当地人前来瞻仰，并且——我猜——可能看上去比较庄严。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让那些从塞纳河捞上来的尸体或者倒毙在城市其他地方的人，能够被赶来的朋友或家人辨认出来，无论是通过他们的身体特征还是穿的衣服。但是这项展出逐渐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在1907年巴黎陈尸所关闭之前，每天能吸引将近4万的参观者前来。或许换个说法会更有助于想象当时的盛况，要知道，即使在假日里，伦敦眼一天接待的游客也不过1.5万人。（可能在当时的巴黎能做的其他有意思的事也不多，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虽然从词义上讲，“停尸房”和“陈尸所”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但是大多数的英国工作人员从来不用“陈尸所”，哪怕它可能在美国也同样占据主导。

等我把他领进来之后，这个年轻的警察告诉我，他是陪同葬礼承办人过来的，他们把一个男人的尸体从家里运来了。于是，我总算明白了他怎么苍白成这样，那个画面一定很糟糕。

“不过，那边有辆沃尔沃挡道了。”他继续解释道，“所以，我先过来说一下。”

5分钟之后，詹姆森博士把车挪开重新停好，回来和我、杰森、脸色苍白的警察以及葬礼承办人一起检查冰箱里刚来的“入住者”。死者被发现的方式很常见：邻居们不断抱怨总是闻到一股臭味，还有大批苍蝇聚集在他家门口，于是警察就把门撞开了。这听起来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死了很久都没人发现的独居者。更直白地说，他已经严重腐烂。葬礼承办人一直在不断地抱怨，其中一个人的情绪尤其强烈。

“真不能再恶心了，他居然膨胀成那副德行，而且还是绿的！”承办人喋喋不休着，“他就是那种——你们怎么叫来着？嗯？囤积者。”他的口音使他说的听起来像是“订单”。“而且还搞得到处都是屎，根本就没法接近他。差点要了我的命！狗娘养的！”

他这么一说，杰森忽然朝着我发出一阵狂笑。我是真的希望他能看在病理学家也在场的分上，忘了我早上犯的错误。但很显然，我没那个运气。

“啊，博士，你肯定想不到卡拉早上说了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在咯咯笑。就在这个时候，装着男人尸体的运尸袋忽然崩裂开，一股惊人的深棕色液体随之像巨浪一般冲撞到干净的油毡地板上。

我不禁把脸深深埋到手中。这一天注定要比我预计的长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