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类从远古走来，走出混沌，走过蒙昧，逐渐积累思考，积累创造，终于走到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迎来人类文明的初始辉煌。

在经历了史前和古代文明之后，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这一时期，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的第一“轴心时期”（雅斯贝斯语），开始有了进行历史理解的普遍框架，对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对人类处境及其基本意义获得了新的理解。

及至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

进入公元前5世纪，春秋末期，领主的宗法制度已走向崩溃，世秉国政的公族已越来越腐朽和无能，平民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出身于较低层贵族的士，开始在政治、文化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结构的巨变，思想学术界呈现出百花怒放的奇观。“这些怒放的百花，好像生长在火山灰上一样，火山爆发时的震撼，固然惊天动地，甚至造成大量伤害，但它喷出的火山灰，却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因此而在这个时代萌芽成长。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影响极其深远，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孔子将中国最早典籍中的五部《诗》、《书》、《礼》、《易》、《春秋》进行整理删定，这就是后来儒家的“五经”；孔子的学生又将他一生的主要言行编入《论语》一书，加上《孟子》，和从《礼记》中摘出的两个章节《大学》、《中庸》，即是后世所称的“四书”。

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仁”的思想是核心部分。他主张“仁者爱人”，主张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在政治观点方面，他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提倡“为政以德”。孔子一生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倡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风，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使许多出身并不高贵的人也可获得文化知识。对于战国时期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达，孔子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孟子和荀子。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大师，后人以孔子为“圣人”，尊孟子为“亚圣”。孟子一生以教书为主，也曾游历宋、魏（梁）、齐等国，向国君或者执政者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著有《孟子》一书，主要发挥孔子的学说，以“义”为理论核心。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时人尊称“荀卿”。荀子学识渊博，他批判各家，又汲取各家之长，是战国末期儒家最有影响的人物。

老子（公元前574—前460年），约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在周都洛邑（今洛阳）担任过图书管理员（守藏室之史），孔子曾向他“问礼”。老子撰有道家经典《老子》，成书于春秋末年。全书八十一章，约5000字，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又名《道德经》，或称“道德五千言”。老子的哲学系统以“道”为最高范畴，他把宇宙发展的自然法则命名为“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论宇宙，而论人生，而论政治，他认为事物中总包含着大小、有无、长短、强弱、生死等对立的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又可以互相转换。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应该“损有余，而补不足”，使民众生活得到改善，国家就易于治理。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做过漆园吏，后厌恶仕途，隐居著书。其代表作品《庄子》，又称《南华经》，共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在书中，庄子继承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庄子》文字简约而意境深远，被誉为先秦最有文采的哲学著作。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生于春秋末，墨家创始人。墨家追求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人际关系。墨子死后，他的门徒把他生前的言论编撰为一本书，命名《墨子》。书中提出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等十种主张。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出身低贱的人，只要有才能也应受到擢用，反对贵族式官制；提倡“节用”，“去无用之费”，反对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无度，反对贵族久丧厚葬和对钟鼓之乐的沉溺；提倡“兼爱”，即对世上一切人都一视同仁地爱，不因亲疏而分差等；提倡“非攻”，反对侵略的战争，主张用比侵略者更顽强的抵抗来消灭战争。墨子想象中的理想社会是：在圣贤的统治之下，大众“兼相爱，交相利”，“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单之无父母者，有所依依，以长其身”，整个社会没有贫富劳逸的不均，没有浪费和窘迫的对照，也没有嫉妒、愁怨和争夺。

墨学的精华已为一部分儒家学说所汲取，所谓“大同”的观念即以墨家学说为蓝本。

法家是“一个没有首脑的思想巨流”（柏杨语），他们只是共同具有法治思想，而无意成为一个学派。《管子》托名管仲，是一部重要的法家著作汇集。管仲（? —前645年），名夷吾，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辅佐齐桓公，整顿内政，发展经济，使齐国国力大为充实，终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管仲死后，齐国“遵其教者数百年”。那些崇奉他的学者，继承他的思想，记述他的言行，并且打着他的旗号，阐发自己的主张，前后相传，积累成书。《管子》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内容丰富，在诸子百家中占有重要地位。

晏婴（? —前500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大夫，传世《晏子春秋》是战国时人收集有关他的言行编辑而成。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号商君。他是“法学之巨子”，也是“政治家之雄”。他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著有《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2年），战国末年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总结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法律条文）、术（控驭之术）、势（一定的权势）三者必须并重。这后来成为专制主义政治尊奉的准则。他反对儒家的说教，也反对民间游侠的横行，主张“罢黜百家”，崇尚法治。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却因“很受秦王重视”而受李斯嫉妒，被谋害致死。

《孙子》是我国战国时的一部杰出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约公元前545—前470年），名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他把流行于战国时期的唯物论思想运用于作战理论，对于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势十分重视，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还把辩证方法贯诸军事哲学方面，认为对立的条件可以互相转换，应该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强调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

《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文学家和诗人，楚国人，曾任三闾大夫。他关心祖国命运，想改善政治，主张联齐抗秦，可昏庸的楚王不听他的主张。他两次被放逐，最终投汨罗江而死。所著《离骚》就是他在放逐中的忧愤之作，表现了他对国事的关切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全书二十六卷，一百六十八篇，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家之言，汇集先秦各派学说，议论中又征引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知识，是为杂家代表作。这本书为秦国统一天下和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武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历史第一“轴心时期”（我们又称“先秦时期”）所形成的经典，即是中华民族的元典。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内聚着中华民族全部的基因密码；它是民族灵魂的依归，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它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中国人之后一切思想和创造的初阶和出发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习近平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累下来的伟大智慧。

当今世界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要解决当前的难题，不仅需要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更加需要历史文化的积累和储备。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们要汲取其中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以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学习和总结古代治国理政的有益探索和智慧，以完善现代国家的治国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扬弃地继承先哲提出的道德规范，以及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劝诫，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涵养和素质。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国学经典500句》是从人类第一“轴心时期”，即中国先秦时期元典中摘取、缀集的名言警句，它们是我们民族早期智慧的结晶。本书大体以原著作的出现时间为顺序，从中可以见出先秦时期古人思想发展的进程，更可以见出所选先秦经典（如《诗经》、《老子》、《论语》、《孙子》、《墨子》等）本身的轮廓及特点。

本书不取成篇论述，而只撷取其中的名句进行释义，包括当今仍旧广为使用的句子，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上善若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礼之用，和为贵”、“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也包括不常用，却富含深意，依然具有一定流传度的句子，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等。

本书以诗句译诗，以尽量通俗、顺畅和精美的现代散文翻译古文，意在使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都能够读懂看似深奥的古文。

本书期望成为读者大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国学的普及读本和便捷辞书，此外，还可以作为：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教辅材料，大学生的口袋书，国内各级党校、行政管理学院及境外孔子学院的教材或课外阅读材料，有志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先秦经典者的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