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里相依为命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
——张爱玲
不知为何，总觉得黄昏给人一种垂暮中的安全感，像怀了一肚子故事的老者一样让人感到安详，除了使人有昏昏欲睡的宁静，还有一种天荒地老的意味。
就像张爱玲的家，她说父亲的家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要沉下去，沉下去。但父亲的家并不十分让她厌憎，她厌憎的是后母来了以后的家，在那之前她喜欢这股子黄昏气，跟后来的姑姑家一样给她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黄昏时分，在女佣“咚咚咚”切菜的声音里，那声音是人间烟火的美妙音乐。伴着饭菜飘香的气味，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小游戏，过家家也许能够使得他们暂时忘记了母亲的离去。
原本他们并不记得母亲，只是老妈子丫头们隔三岔五地问他们：“这个是谁买的啊？这个是谁送的啊？对，是妈妈和姑姑。你们要记得啊！”妈妈姑姑永远一体，也难怪张家的人要说她们是“同性情人”。
母亲虽然远在欧洲，但是心内总是惦记着她的一双儿女，不时寄回一些衣物。一张张爱玲和弟弟的老照片上，姐姐怀里抱着洋娃娃，身上穿着民国时期的夹袄和裙子，弟弟怀里则抱着一只小狗，安静地坐在藤椅上。
洋娃娃是妈妈从英国寄回来的，而那只姐弟俩十分钟爱的小狗也是母亲养的，在母亲走后它成了姐弟俩亲密的玩伴——只是后来那只可怜的小狗因为吵着父亲被下人给送走了，送走一次它又跑了回来——多忠心，想着就让人心疼的小家伙，再一次被送走的时候，下人将它的眼睛蒙上，送到了遥远的郊区。此后，它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个洋娃娃在张爱玲的怀中，初看起来显得那么突兀，中西合璧的样子，自然看着触目惊心得很。中式传统袄裤像父亲那一面的遗赠，而洋娃娃是母亲那一面，那么迥异的特质却被她后来妙笔生花地搭配了，那么惊艳而动人，像她的文字总有人说是用西方心理分析法写中国老故事，在二十年后的上海滩没有谁能像她这样写作，凄清而冷艳，也许根底就在这里。
弟弟虽然只比姐姐小一岁，但从小体弱多病，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很是头疼，于是才有了张爱玲所写的那样“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因为不让他多吃，怕他的胃消化不了，于是常年的饥饿使得他特别嘴馋。
古老的中国人总是特别愿意相信饥饿使人清醒和健康，宁愿吃不饱也不能吃撑了，这和中国人的信仰也是有关的。在别人看来也许“过”与“不及”都一样不好，但在中国人心里，“过”似乎比“不及”还要让人讨厌。这样的事例多到无法列举，在“过”与“不及”的较量中，中国人是宁愿选择“不及”的。
不仅张爱玲的弟弟受过这样的饿，末代皇帝溥仪也如此，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他就写过一次因为实在饿了偷吃了一块驴打滚，最后被几个太监架住往下“蹲”的事情——老太妃们愿意相信这样就能将积食“蹲”下去了。
这个弱小的张子静看见别人嘴巴动，总免不了要问一句：你吃了什么？想来也实在可怜，像他怀里那只“没人要”的小狗一样，人人都只当他是个可爱的小玩意儿。
“我弟弟生得美，而我一点也不……”张爱玲说他长了一双大眼睛，尤其长长的睫毛特别漂亮。他们常常逗他玩，问他：“你的睫毛能不能借我一下？”他一定是摇头否定的，设若遇到有人夸赞某个人漂亮，他会用孩童的虚荣问道：“有我漂亮吗？”
此时姐弟俩的关系是他们一生中的黄金时期，他们的世界里暂时还是一元的，没有妈妈那一面的欧风美雨，只有父亲的旧诗词、旧小说，以及请来的先生满口的“之乎者也”。
这时候的她还是完全中国式的。
偶有亲戚走动，姨太太虽然也抽鸦片，但那时跟父亲一切都还过得去，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
对于此时的小煐来说，最开心的还是能够与弟弟一起玩耍，那种童年的记忆跟着她一辈子，走到哪儿都忘不了。后来她在小说里、散文里都写下了这样一段游戏的场景：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人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日，姐弟俩守住这小小的秘密，姐姐觉得自己像个指挥若定的小女侠，威风凛凛，很是受用。
孩子们的把戏往往早被大人看在了眼里，有一天他们玩耍之后，一个机敏的丫头便开玩笑喊了他们的名字——月红、杏红。这一叫不得了，张爱玲立刻感到一种灰心丧气的颓败感，原本以为自己是个无所不能的女侠，没料到却不过是别人眼中的小玩笑罢了。
这件事给了她特别强烈的启示——“霎时间她看见了自己在这个人世中是多么的软弱无力，假装是会使双剑的女将有多么可耻荒唐”。
这就是张爱玲，早慧，记性好。
大约所有的天才都是相似的，某个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和早熟，某个方面又会特别迟钝。上天待人实在是公平——天才的乖僻与“无能”用不了多久便显示了出来——不过这迟钝也得等到母亲归来的一日才能被看到。
现下她还是个小书虫，每天喜欢钻到父亲的房间里东摸摸西看看。父亲甚至觉得她是很有点儿天资的，因而鼓励她读书认字。
三岁就会唐诗的她，等到母亲离开那一年已经认识不少字，自然认字这方面母亲的心力也没有少。
那年冬天，家里佣人何干带着她去拜访隔壁路上的两个叔叔。其中一个清朝的遗老让她记忆深刻：他总坐在藤椅上，小小斗室里一个高大的老人。瓜皮小帽，一层层的衣服。旧锦缎内衣领子洗成了黄白色，与他黄白的胡须同样颜色。
他拉着孩子的手：“认了多少字啦？有一百个吧？有三百个吧？”那一声声的问话中都是饥渴，渴慕下一代的声音。
张爱玲叫他“二大爷”。二大爷以前做过清朝的总督，受了皇帝的恩惠，因而时时不忘以前皇家的好，北洋政府也好民国政府也罢，再也不曾出来谋过一官半职。
他过得十分潦倒，张家称他们这一房叫“老房子”——有老就有新，“新房子”也是他们的兄弟，便是那位交通部长张志潭，给张志沂谋了铁路局秘书职位的那一位。新、老之间不太来往，“老房子”生“新房子”的气，觉得他是丢了张家的脸，忘了从前的皇恩。但到底是一大家子，“新房子”每年会给“老房子”这边一点儿接济。这位二大爷从来不接——他的儿子却背着他统统接下来了，日子，总是要过的。
“背首诗我听听。”二大爷想听听张爱玲奶声奶气的背诵声。她略微有些紧张，缓缓开口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背完了他不作声，她却看见他偷偷地拭泪。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他的前程已经随着皇帝的逊位被埋葬了，想到从前清室的恩宠，不免难过落泪。
这是天津留给她的荒凉，也是笼罩在他们家族周围的阴郁。
对她父亲那一辈人来说，清朝就是他们的国。“国”没了，他们无力复“国”，只好放纵自己，用酒精、鸦片和女人来麻痹自己的感官。
“国”没了，他们的所有幻梦全灭了。
只是，他们还不肯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