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缤纷的汉代隶书

西汉初年在文化上沿用秦制，书法和秦代很相似。

西汉石刻以《五凤刻石》和《莱子侯刻石》为代表作。《五凤》中两个“年”字竖画长写，得横势，笔法质朴圆浑。《莱子侯》笔势近方，字形偏平，取纵势，朴中有妍，汉碑章法中行距小于字距的法规由此而得。均行距大，出于竹木简的分割启发，几条直线也极有趣味，实是后来乌丝栏的滥觞。

东汉“碑碣云起”，是由于那个时候大家族的门生故吏很多，常常向府里的主人歌功颂德。

清代朱彝尊在《跋汉华山碑》中将汉隶分成了三种风格：方整，流丽，奇古。其实汉碑从形状的制作上可分为碑刻与摩崖两大类。从笔法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方笔为主；第二类以圆笔为主；第三类方笔与圆笔皆有，方中有圆，圆中有方。

《乙瑛碑》刻于桓帝永兴元年（153），碑书工整壮观，端庄秀气，温柔醇厚，既有方笔也有圆笔，圆滑美丽，苍峻潇洒，波磔十分鲜明。翁方纲说：“是碑骨肉匀适而情文流利，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礼器碑》刻于桓帝永寿二年（156），碑书苍劲有力，古茂渊雅，庄重中透露出秀丽洒脱的气息。笔法瘦硬而强健，波磔挑笔其提按的幅度非常大。王澍认为“瘦劲如铁，变化如龙”。郭宗昌《金石史》说：“（礼器碑）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

《孔宙碑》刻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用笔舒展，锋长意浓，带有抒情意味，最为醇美。

《华山庙碑》刻于延熹八年（165）。此碑清人非常推崇，朱彝尊“披览再三，不自禁其惊心动魄也”。其书气度典雅，温柔醇和，用笔俯仰有致，方笔圆笔都有；横磔波挑，曲折多样。

《史晨碑》刻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书风峻峭，端正严谨，然又风神流宕。前后碑方圆兼备，刚柔适度，结构平整，法意两得。

《衡方碑》刻于灵帝建宁元年（168），阳文采用隶书，端正浑厚，沉着有力。万经评价这块石碑：“笔画粗硬，转掉重浊，则石理太粗，刻手不工之故耳。细玩之，其遒劲灵秀之致，固在也。”

《夏承碑》刻于建宁三年六月（170）。笔画行以篆法，如“夏金铸鼎，形模怪谲”，是汉碑中的变格。王澍说：“此碑字特奇丽，有妙必臻，无法不具，汉隶之存于今者，唯此绝异；然汉人浑朴沉劲之气，于斯雕刻已尽，学之不已，使不免堕入恶道。”

《史晨碑》亦称《史晨前后碑》，刻于建宁二年，今存曲阜孔庙。此碑字体方正，雅态盎然，疏密之变，不失圆浑古朴，有姿不滞，神气沛足。

《张迁碑》全名为《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笔力雄厚、苍劲朴拙，其横直的起笔收笔的矩方形状，不单表现了刀刻的特色，线条的峻利效果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其波磔之笔多用迟顿的上挑，这又使它的线条骨力显得内敛。方形的结体使字的重心有所降低，成为峻利与内敛相一致的线条的依凭与归宿。字距行距差不多是一样的，而又通过字的大小及横行字的参差造成整篇朴厚古典的意境。

孙承泽评价《曹全碑》说：“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价这些字很“秀韵”。清方朔谓此碑：“上接《石鼓》，旁通章草，下开魏、齐、周、隋及欧褚诸家楷法，实为千古书家一大关键。”《曹全碑》以中锋运笔，并在起笔和收笔时藏头护尾，因此，其线条丰腴蕴藉、柔和圆润；而其长横、长捺等笔画，波磔分明，使笔意得到了自由的宣发。它的结字体态绰约、平正端庄，它字体形态的扁平和中宫的紧缩又使它在平稳中见流动。整篇文字清新秀逸、妍媚婉约，使人联想起少女翩翩起舞、春风拂柳等自然的美态。

刑徒墓砖是随着死去的犯人一起埋葬的墓砖。它的上面主要用来刻记死者的籍贯、名字、死期等。它的目的是为了区别死者的个体，不具备带赞颂性质的墓志。1964年在洛阳南郊发掘了522座刑徒墓，出土了820多块墓砖。其中的229块刻有文字。文字所涉及的日期是从东汉永元十五年（103）到延光四年（125）。刑徒砖的刻写有的是先用朱笔书写然后用刀根据笔画进行雕刻，有的则是直接刻出。刻写者运刀的急缓顿挫、轻重提按等“笔”味，以及每一根线条之上凝结的那种匆匆的刻画风格，比碑刻更具有“写”的味道。

摩崖石刻是刻在悬崖陡壁上记录功绩的文字。由于崖壁的凹凸不平，因此刻字就要根据它的山势进行布局，从而使这种刻字在章法上参差错落而又有一种天然形成的意趣，在线条的处理上注意把握大的效果而不是精细的雕琢。

《褒斜道》刻于永平九年（66），用篆书笔法，无委婉曲折之形态。吴昌硕跋云：“褒斜道石刻，字界篆隶之间。宋绍熙南郑令晏袤尝跋此刻，笔法奇劲，古意有余，盖当时开通工竟，记其事者命工人泐诸崖石，信手刻凿，故无所谓分隶右篆也。”

《石门颂》又称《杨孟文颂》，建和二年刻，位于陕西襄城襄斜谷石门崖壁。此碑隶书浑朴强劲，奔放豪迈，横不平而竖不直，不拘成规，其天真之处，无雕斫痕迹。杨守敬云：“其行书真如野鹤闲云，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石门颂》刻于桓帝建和二年（148），笔法豪放，顺着石壁表面高低不平而曲折有致，形成了摩崖石刻所独有的苍劲质朴的点画趣味。人称其点画为长枪大戟，纵横飞动。此碑以篆籀笔法参以隶书，转折波挑的笔势，好比是天马行空，气象特别开阔。此碑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每行字疏密不同，二是“命”字竖笔的长度比一两个字的长度还长，翁方纲认为是石势、石理剥落开裂，不是“隶法”也。得此结论是因为他没有看见竹木简的缘故。

《西狭颂》刻于灵帝建宁四年（171），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工整雄伟。虽是摩崖石刻，然而好似有界格，像刻在碑上，不以波磔呈妍，尤以气韵胜。篆书的结构在不少字中都有所体现，行气整肃。

《杨淮表纪》刻于熹平二年（173），在陕西褒城石门西壁上。其书笔法体势很接近《石门颂》，参差秀丽。《广艺舟双楫》说：“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

《西狭颂》又称《李翕颂》，建宁二年刻。《西狭》字体方正，古朴浑厚。杨守敬云：“方整雄伟，首尾无缺失，尤可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