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外老年休闲研究进展

一、国外老年休闲研究历程与发展趋势

（一）西方休闲研究发展历程回顾

1．近代西方的休闲研究理论

近代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人们的闲暇时间和物质财富增多，为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社会的现代化压抑了人类的本真，人们开始以重新考量休闲为基点，对传统信仰和现代文明进行反思。

1899年，美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制度学派创始人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的出版标志着以人们的休闲观念、休闲行为、休闲方式、休闲需求等为研究对象，探索休闲对于人类生命、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影响和意义的休闲学科在美国正式诞生。由此在近代西方，诞生了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学派”的休闲研究学者。在凡勃伦看来，休闲者是那些优雅地花掉每月到手的钱的人，其休闲的目的就是用于炫耀性消费金钱和时间，就是有意追求那些没有结果的事务。这一观点对阶级特权进行了强烈批判，虽然带有一定社会局限性，但提出消费是有闲阶层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这一论断对当代休闲产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随后法国社会学家Dumazedier（1960）提出了休闲的“三要素论”，指出休闲包括单个密不可分的部分：放松，娱乐和个性发展。而有的学者则综合各种观点提出了“整体论”，即认为休闲与工作没有界限，要将生活看做一个整体，该理论扩大了“休闲”的概念外延。持“整体论”的学者通过“休闲谱系”（LES:Leisure Experience Spectrums）来表示“休闲”的不同方面：通过对群体的随机抽样获取他们在休闲时所从事的活动内容，然后将多年积累下来的答案进行分类整理，得到这种休闲活动谱系（见图2-1），内容包括运动、保养、休息、思考、社会交往、成长，其中保养和社会交往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

2．当代西方的休闲研究

随着西方社会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有闲阶层大量出现，休闲研究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回顾当代西方的休闲研究历程，根据不同的社会特征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时期。

第一阶段：20世纪中叶以前——“自发研究”时期

西方的休闲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当时在先期进入工业社会的几个国家中兴起了对国民休闲状况的调查研究。研究者们用闲暇时间分配结合其他社会指标来反映国民生活实态、生活质量、生活结构，内容涉及闲暇时间的价值、闲暇和劳动的选择、闲暇对传统社会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影响、闲暇时间与产业结构的调整、闲暇时间与生活质量的关系、闲暇与城市建设等问题（叶文等，2006）。本时期的研究特色更多的是侧重于对闲暇时间的调查，较少涉及休闲态度以及休闲满意度等心理层面的调查。

随后，到了20世纪初，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等国家的社会学学者在研究人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时候，也把闲暇时间的拥有量作为衡量的标准。研究者普遍将闲暇时间作为衡量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准。在研究方法上为了便于调查实施，当时的研究者多把研究周期设定在一年内，探讨在此周期内的闲暇时间分配问题。而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的休闲研究对象仍然主要集中在休闲现象等方面，尤其是城市休闲问题方面。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他将休闲这一社会经济现象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西方休闲研究还只是停留在零散的、非系统性的阶段，对休闲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浮于表面，研究的主题主要限于休闲现象、休闲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运动与休闲等一般性问题。而研究者主要来自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几个主流的研究领域，边缘学科的休闲研究并不多见，而且真正意义上专门从事休闲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是屈指可数。因此，可以将这段时期称之为“自发研究”时期。

第二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逐步深入”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加速，这使得人们前所未有地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休闲问题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国际上的研究者们对休闲问题也体现出较大的关注度。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涌现出较大规模的城市休闲研究，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时期，其国民收入与闲暇时间都显著增加，国民的休闲需求随机迅速升温，“休闲”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休闲”的社会功能发生很大变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因此，“休闲”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得以真正建立自己的地位和学术价值。

相比较前一阶段的自发研究，本时期的西方休闲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休闲活动的开展对个体个性重建和完善自我的作用，关注个体的休闲需求和休闲满意度等课题。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广播电视文化研究中心曾先后两次对日本人看电视、听广播的习惯进行了大型的社会调查，目的在于为广播电视节目的设计提供参考，这实际上反映出“电视”这一新型的休闲娱乐载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在当时社会中“电视”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部分研究者也开始从社会建制的角度来分析公共政策对休闲活动和休闲行为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苏联的普鲁登斯基，他于1959—1965年完成了对10万多人的生活时间调查，对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等群体的生活时间结构作了大量细致的分析，为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人力资源、教育设施、公共服务等决策论证提供了基础数据（马惠娣，张景安，2004a）。这个时期，西方休闲研究的研究领域转向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揭示休闲的本质与意义，重点开始对休闲现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从而使得休闲研究在更高的层面上得以开展。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备受关注”时期

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休闲产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有的西方国家甚至将发展休闲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内需的主要战略措施，因此，在学术界关于休闲经济和休闲产业方面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而针对国民闲暇时间的研究逐渐成为休闲研究的主流。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美和欧洲的休闲研究学术圈内，闲暇时间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随着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多，休闲活动类型的多样化，休闲行为的市民化和大众化，休闲认知的不断提高，闲暇时间利用状况以及休闲活动类型和活动空间的调查成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休闲学者的研究重点，关于国民休闲状况的调查研究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调查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涵盖了闲暇时间的数量、分布、使用状况，闲暇时间内的活动内容、方式和活动空间及范围，休闲产品的公共提供状况以及市民休闲活动的满意度和需求等多方面。通过这些休闲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为制定全民休闲制度以及休闲产业发展策略提供一定的指导。在这一时期，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应用到休闲学的研究当中，而另有部分学者则对闲暇经济与休闲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给予特别关注。本时期的休闲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会有闲阶级，而是涉及更多的边缘性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老年人群体、残疾人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休闲研究逐步涌现，并把调查休闲状况与解决社会问题放到同一层面来研究，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

纵观西方学术界的休闲研究发展历程，从宏观角度来分析，可以将其休闲研究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1）多维研究视角的介入。

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吸纳了来自多种学科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参与，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由此进行的休闲研究涉及休闲时间的总量、休闲行为以及休闲态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同时，所涉及的调查群体也是多个层面的，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人群的休闲状况调查，以及不同兴趣爱好群体的休闲状况。

（2）重视普查性研究与专项性研究相结合。

国外学者在探讨休闲问题时，着重关注全民的休闲状况的普查性调查，同时也把研究重点集中于某个特定的群体，如女性、青少年、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休闲状况的实证研究。不仅如此，国外学者也很重视不同的休闲方式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把休闲研究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来进行研究。

（3）普遍偏好采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国外学者在对休闲状况作调查时，多采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在发放大量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获取资料，分析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下的休闲群体的休闲现状，以此获得对整个社会的休闲状况的全面资料。尤其在调查中较多采用“时间日志”的调查方法来分析人们闲暇时间的分配及利用状况。这实际上是采用严格的、规范研究的方法来探讨休闲问题。

（4）侧重休闲研究结果的实用性价值。

国外学者在作休闲状况调查研究时，不仅把其作为休闲理论研究上的资料搜集的途径，同时也重视其应用价值，通过休闲状况的调查，全面、深入地掌握大众休闲的状况，为休闲服务产业的供给以及政府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一些民间团体、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咨询部门都参与到休闲状况调查中来。

（二）国外老年休闲研究的主要成果

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对老龄问题和老年问题的研究，但研究视角多集中在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领域，且基本都侧重于对老年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的研究内容，涉及老年休闲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随着西方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社会对老年问题倍加关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加入到老年研究的队伍中，老年休闲问题才逐渐引起了各国老年学者的重视。

鉴于本书对于研究对象的时间范畴有所界定，所以这里仅对2000年以来的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分析。在资料整理中可以发现，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较为严谨且形式丰富，多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从实证研究的地域分布上看，以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占据的研究数量最多，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休闲研究明显滞后。

1．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2000年以后的国外献资料当中，理论研究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

在北美，美国学者Kerschner和Pegues（1998）提出了“生产型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的概念。“生产型老龄化”认为老年人是智慧和经验的资料库，是社会的重要资产；老年人具有保持健康状况直到晚年的潜力；他们能够对社会做出经济和社会贡献，使他们自身、家庭和社区受益；老年社会需要有目的和有意义的规则和休闲活动。“生产型老龄化”强调老年人要参与有薪工作、志愿服务、教育、健身运动、休闲旅行、参与政治活动和消费活动。加拿大学者Stephen（2000）提出随着西方社会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专业服务、老年医学研究和流行观点都将目光集中于老年活动与老年健康幸福之间的关系上。然而，基于活动的娱乐休闲促进体制的护理和生活方式已经将活动性（Activity）作为一个更大的日常生活管理的话题。他对处于“活动的社会（Active Society）”这种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下的老龄化与活动的理想选择进行了辩证的论述。2008年，美国学者杰·索科洛夫斯基对老龄化人类学研究进行综述研究。他指出，伴随着全球的老龄化趋势，老龄化人类学也摆脱了以往的偏见，步入了成熟期。种种迹象表明，老龄化现象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审视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因此，老龄化人类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重新讨论了关于老年的定义，并总结了在各个社会中老年现象的文化差异和老年人的社会职能。老龄化人类学特别关注性别相关的衰老经验，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了老年人的地位，同时还关注着社会转型对于老龄化问题的影响。

在欧洲，西班牙的Busse等人（2003）提出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变化、科技进步、新兴工作与休闲组织的出现、移民流动增加等主要因素都将导致欧洲的社会体制变革，要应对这一挑战，必须要准确把握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并且要运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手段。2007年，以色列学者Nimrod和Kleiber（2007）基于成功老龄化的理论创新，对老年生活的变化与持续性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们从持续理论（Continuity Theory）出发，重点强调了创新活动的特征、意义和利益。

2．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

相比而言，国外老年休闲实证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相对较高，研究者较注重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融合。从实证研究对象的区域分布上来看，同样以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最多，可以说，这三个国家的老年休闲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其次是日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力量相对较为薄弱（见表2-1）。

在研究内容上，国外的老年休闲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外学者对于老年休闲问题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研究范围，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泛的老年生活质量、社会交往等领域。德国研究者Klumb（2004）分析了德国柏林老龄化过程中再生的、生产型和消费型活动的收益，从而将微观经济学观点应用到休闲时间利用的研究领域中。他以年龄段在72～97岁的33位女性和48位男性为研究对象，在连续的6天时间里，要求被研究者用特定信号记录下自己每天的活动、活动的原因、活动环境和同时获得的效果。结果表明，被研究者从事生产型活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里德（Reid,1934）的“第三方标准”理论（Third-party Criterion），当老年人独自一人时，所获得的活动效果与在集体环境中截然不同，社会关系对老年人健康和生活幸福有保护作用。老年人群体的社会关系水平要高于年轻人群体。英国学者Bowling等人（2006）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以999位定居于英国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样本，研究了邻里环境感知、社会联系与支持、自我效能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回归模型显示邻里环境感知与老年人的健康和身体机能高度相关：当老年人感知到周围环境设施质量好（如社会/休闲设施、专供老年人使用的设施、垃圾收集、保健服务、交通、接近商店、某处适宜散步）而且邻里和睦（如周围人们可信度高），那么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很好。相反，如果老年人认为该地区存在问题（如噪音、犯罪、空气质量、垃圾、交通、涂鸦），他们的健康情况也较差。由此可见，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对促进老年人的健康有很大帮助。在亚洲，日本学者Dodge与Hiroko等人（2008）以日本Takashima为案例，研究了日本老年人的健康认知老龄化与休闲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选取了日本滋贺县（Shiga）的303位居住在社区的无残障并极少依赖器械进行日常活动的认知健全的老年人为样本，应用身体与非身体偏好指数和社会活动指数，研究表明，与65～74岁的老年人相比，9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各项活动指数呈现明显的低频率，由步速和整体活动协调指数可知年纪较大的老年人的活动水平随年龄增加而降低，而视觉、听力障碍和抑郁症指数仅仅能够解释社会活动的减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休闲活动的减少与年龄相关，理解其影响因素可以有助于制定相关规划战略，以维持老年活动水平。

第二，国外学者在研究老年休闲问题时，不是孤立地对待老年问题，而是将之纳入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环境中，研究内容也趋于向社会微观层面发展，对老年群体进行细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如老年女性群体、老年男性群体、农村老年群体、退伍军人群体、老年旅游者等。加拿大学者Quirouette和Pushkar（1999）的研究非常有趣，他们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手段，探讨了加拿大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年妇女对自己未来老龄化的观点。他们以74位年龄在45～65岁之间的大学毕业的妇女为研究样本，就她们的老龄化观点和职业经历进行了访谈调查。他们还对被调查者的个性、自我效能、幸福感、抑郁感和社会支持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妇女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持乐观态度，并且期望在休闲状况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她们自身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保持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的期望值与自身满意度和过去的成就感有关。美国学者Fitzpatrick等人（2001）对老年男子的休闲活动与压力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规范性衰老研究（Normative Aging Study, NAS）。他们以799位老年男子为样本，将之分成两组：一组是丧失亲人和朋友的，另一组是亲人朋友健在的。用分层回归对初始模型、直接影响模型和中间适度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对两组被研究者来说，休闲活动都能够缓解身体健康受到的压力，但却不能缓解其精神压力；对第一组样本而言，社会活动能减轻身体健康的压力。总之，参与休闲活动能够大大减轻老年男子的生活压力。意大利的Fiorella Marcellini等（2005）在欧洲资助的MOBILATE项目支持下，研究了意大利老龄化的城乡差异。他们以意大利城乡不同地区的600个样本为基础数据，应用回归分析法对该国老龄化城乡差异的影响因素，诸如环境、年龄、老年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调查表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普遍受教育水平低于城市地区，但是农村的老年人均住房面积要大于城市，一般情况下，意大利农村的老年人不太可能独自生活。在休闲活动和新技术运用方面，城市老年居民不仅比农村老年居民表现活跃，而且还更具备技术思维。澳大利亚学者Dionigi和Rylee（2006）对不同学科的老年竞技体育活动研究进行了总结，这些研究往往侧重于动机和体验，以澳大利亚的退伍军人竞赛和美国的老年奥林匹克运动会（Senior Olympics）为例，多数研究都采取了量化方法，或者没有考虑到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老年运动员的体验。因此他强调将社会定性研究方法引入老年运动员的体验研究中是必需的也是有益的，这些定性方法包括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解释分析法等。同时，他对28位参与澳大利亚退伍军人运动会的60～89岁的老年人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这些老年人在用他们的语言和行动矛盾地表达出对衰老过程的鼓吹和抵抗。这一发现再次强调了老年休闲研究的重要性。

第三，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时间跨度大，纵向追踪研究方法在老年休闲研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拿大的Menec（2003）通过一项长达6年的纵向研究旨在揭示老年日常活动与成功老龄化指标（即幸福指标、功能指标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以加拿大马尼托巴湖（Manitoba）老龄化研究为基础，于1990年记录了老年人的活动，并于1996年对其活动功能、幸福感和死亡率进行了评估。幸福感是衡量生活满意度和快乐的指标；活动功能是对身体和认知功能的综合测评。回归分析表明，总体活动水平越高，相应的幸福感就越强，而活动正功能也越大，并能降低死亡率。不同的活动涉及不同的评估结果，但一般而言，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与幸福感和正功能呈正相关，而单独活动（如手工嗜好等）则只能给老年人带来一定的快乐。这一研究强调了参与活动对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性。不同的社会活动的功能不同，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能够促进身体机能，延长寿命，而单独的活动，如阅读等，能够通过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参与感来促进老年心理健康。

英国学者的研究时间跨度更大，Slingerland等人（2007）研究了退休给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带来的变化，他们认为退休是人生过程的一个重大转变，它带来的体能活动变化可能有助于促进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为此，他们进行了一项名为“埃因霍温及其周边地区人口健康与生活状况”的研究。自1991年开始他们对971位上班族进行了邮寄调查，当时被调查者年龄都在40～65岁，调查持续了13年，到2004年其中684人已经退休，287人仍在上班。研究中所说的体能活动包括：Ⅰ与工作有关的流通活动；Ⅱ体育竞技活动；Ⅲ休闲时间的非体育活动。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与仍在工作的被调查者相比，结合性别、年龄、婚姻、慢性病和教育因素，退休与活动Ⅰ的减少具有显著的高度相关性，但是退休却与活动Ⅱ和Ⅲ的增加没有相关性。因此他们得出结论，退休人员并不是通过增加活动Ⅱ和Ⅲ来减少活动Ⅰ的。McFarquhar和Bowling（2009）自1999年开始对英国的999位年龄在65岁以上拥有私人住所的老年人进行了生活质量和心理幸福感的全国调查。到2007年，有323位被调查者完成了关于生活质量和积极老龄化过程的邮寄调查。2008年，其中42位被调查者还接受了定性访谈，表达了他们对积极老龄化的看法。他们将社会休闲活动、运动能力和访问支持网络的数量和频率作为积极老龄化的评估措施，并得出结论，心理健康与积极老龄化密切相关，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可以让长者保持积极而充实的生活方式，减少社会隔离感和依赖性，从而可以防止心理健康欠佳的某些不良结果发生。

在定性研究方面的代表成果有：以色列的Nimrod和Kleiber（2007）在“学习与退休”项目的支持下，对20位男女退休者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进行。鉴于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活动是不加区分的，他们认为老年人的创新活动可以产生、释放甚至同时保护其内部持续性。Nimrod（2008）还对退休旅行者对旅游的观点进行了研究，旨在更好地解释旅游在退休群体中的定位与价值。他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随机选取了20名参与“退休学习计划”的男性和女性退休者，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结果确定了与退休旅游相关的五个主题，即新的人生阶段、终身利益、休闲活动、退休者的社会网络和受约束感。这些调查结果，对老龄化和适应化的一般理论具有重大贡献。美国的Brown等人（2008）研究了“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与重大休闲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North Myrtle海滩举行的沙格舞蹈节（Shag Dance Festivals）的老年参与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为了保证访谈的结构性，在基本原则下他们统一采用开放式问题进行，访谈对象共31位，年龄均在60～82岁，其中包括26位单身人员和3对夫妻。他们运用比较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沙格舞蹈是一种老年人的重大休闲活动方式，它能对成功老龄化起到支持作用。从被访谈者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重大休闲活动在个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关老年工作者在推动老年人体验成功老龄化的过程中应凸显休闲活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