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压力，一种让你变得强大的能力
我这本书已经写了46年了，当然并不是说我真的花了46年写成本书，而是说我小时候就着迷于观察人们在困境中的行为和反应。我清晰地记得14岁时对着姐姐大吼大叫并让她滚出洗手间的情形；也记得大四那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橄榄球赛前，我沉浸于自己的负面情绪导致比赛扔掉两个抢截球，抱球时间过长使对方拿到10个擒杀，比赛后我被换下场，第二周就被放在了替补席的位置，我的赛季就这么结束了。带着悲观情绪的我没能发挥正常的水平，整个赛季因此被失败笼罩。
我那时竟不知一位研究乐观和悲观的心理学教授就住在离我们体育场几个街区的地方。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博士被称为“积极心理学之父”并在我大四那年出版了《习得的乐观：如何改变你的观念和生活》（Learned Optimism :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Your Life）一书。赛利格曼教授的理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乐观情绪可以给运动竞技、政治活动和学习工作带来更好的结果；第二，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如何变得更加乐观。不幸的是，我那时没有机会读到此书，而是继续在球场上丢掉抢截球，任由悲观情绪跟随我整个赛季。
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提供工资核算服务的公司上班。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要给客户打电话做陌生电访。每周二早晨都是“电话大轰炸”时段，经理会给我们一长串公司的列表，让我们拼命做3个小时无停歇的陌生电访。这种工作模式对人的冲击很大，被电访的客户通常很无礼，有的甚至会朝我大吼大叫，威胁说我要是再打回去，就……你们懂的。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休息一会儿。但是如果我休息得过于频繁，经理就会过来说：“这就是个数字游戏，道格。你电话打得越多，销售额就越高，被客户拒绝千万别往心里去。”每当听到这种话，我总是备受鼓舞，但一会儿就把经理的鼓励忘个精光。在这家公司工作了6个月后，我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因为我对自己销售工资清算服务的能力完全没有信心，我想放弃。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影响我的价值感和自信心了。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当我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时，默认的态度就是以悲观情绪应对。我还是个内向的人，你们猜一下：当我遇到难题时首先会找谁倾诉？没错，就是我自己，情绪的旋转直下总是转瞬间发生的。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对我来说，拥有抗压力并不容易。我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研究这个主题，并且想把我学到的东西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实际上，在过去的11年里，我的状态有了显著的改善，通过采用新工具、接受专家指导和实验新方法等途径，我战胜了不少难关，并在挑战中获得了成长。尽管我不太情愿把自己称为一名专家，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每天都在练习保持抗压力。今天我可能要增强灵活应变能力，明天可能要学习养成乐观情绪，或者花上好一段时间回忆我是如何重建一段良性关系的。
这种学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11年前，我才知道有这么一群心理学家在使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幸福、投入、意义、目的和复原力。2005年，《时代周刊》（Time）杂志刊登了马丁.赛利格曼、埃德.迪纳（Ed Diener）、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和罗伯特.埃蒙斯（Robert Emmons）一篇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文章中，他们探讨了幸福感的锻炼以及他们数十年来是如何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研究指出快乐平和的性格特征可以带来工作上的升职、人际关系中满意度的提升、抑郁概率的减少以及学习和运动水平的提高。
我把那期的《时代周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跟每一个认识的人讨论这个主题，并且买了好几本相关主题的书籍。我为之着迷甚至着魔。我开始练习向家人表达谢意，这能帮助我从职业经理的角色转变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但我很快认识到，保持快乐和表达感恩能到达的境界不过尔尔，这些还不足以让我应对跌宕起伏的人生。我开始努力寻找是什么元素让有些人能够保持抗压力，而另一些人表现得没那么顽强并且在逆境面前崩溃。
然而在探索抗压力的概念之前，让我们确定一个普适的定义。听到“抗压力”后，人们的大脑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我们通过调查得到：
• 强大
• 灵活
• 活力
• 韧性
这种讨论通常持续数分钟后就会提到我们永远也避不开的词：“受挫后恢复原状”。我在一本内部杂志网站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是这么定义的：“经历困难后迅速恢复的能力及韧性。”如果将这个定义应用到一种心理状态上，我们会说“一个具有抗压能力的人能够在离婚、遭到辞退甚至失去亲人时恢复到原有的生活状态”。
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我认为相较于受挫后恢复原状的能力，抗压力的意义要丰富得多。
受挫后恢复原状固然重要，但这却未道出全部的事实。受挫后恢复原状意味着我们可能回到了原始的状态，这就是说，我们应该与遭遇逆境之前的状态是相同的。但是我的经验表明，具有抗压力的人在脱离困境之后从来都不会与之前一样。在某些案例中，这些具有抗压力的人经历了一番刻骨铭心的成长之后，会更加具有同理心。如此一来，逆境就可以与灵活性、爱心和关怀连接起来，最终带来乐观的思维方式。
当我把我的学术研究、自身体验以及与客户、朋友、家人交流得来的大量经验结合起来时，就不难看出：具有抗压力的人不仅仅在遭遇逆境后能恢复原状，他们还能在脱离逆境的过程中变得强大。
新泽西州的格温.法利（Gwen Farley）是名环保律师，她同时还是两名孩子的母亲。当我问她是否具有抗压力时，她很快回答道：“现在是的！我之前可不这样。”格温曾经与丈夫马克（Mark）一起抵抗一种罕见的恶性癌症，癌症最终夺走了马克的生命。面对这一切，格温表现得十分顽强，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保持坚强。当然，对马克的爱给予她力量，照顾两个孩子的意义和目的也给了她动力。我渐渐明白抗压力比仅仅恢复原状具有更深刻、更丰富、更复杂的含义。尽管格温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让马克回到身边，但是毫无疑问，她如今坚强多了。
成长是抗压力的关键因素。具有抗压力的人能从自己面临的境遇和犯过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时刻学习新东西，随时调整方法，最终打破我们常说的“好吧，我已经尽力了”或者 “这是没办法避免的”之类的困境。他们能够听取周围的人给予的反馈并及时地往有利于自己成长的方面去处理信息。
具有抗压力的人能够从经验中进行学习，在困难面前从不躲闪，也不会在挑战前退缩。当挑战来临时，具有强大抗压力的人可以愈战愈勇。与其抱怨时局之艰难，恐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他们可以将情景进行重构，使之变成对自己能力的考验或者游戏。
珍妮弗（Jennifer）是《财富》100强企业的一名经理，同时也是两名残障儿童的单身母亲。当事情变得棘手时，她总会回忆起《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里的场景：多莉（Dory）告诉马林（Marlin）“一直向前游……”珍妮弗第一次婚姻嫁给一个酒鬼，之后又交了几任喜欢恶语相向的男朋友，她独自养大了两个漂亮的孩子。珍妮弗知道自己需要这部儿童电影传达的精神：不要惧怕困难，就算恐惧，也要一直往前走，越往前走就会发现困难会自动为你让路。
我们从绝大多数具有抗压力的人身上看到的特质是：他们拥有应对任何状况的信心和希望。他们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是知道自己拥有能够化险为夷的资源。
吉姆（Jim）是一名小学作文教师，他从不畏惧挑战，也不轻言放弃。他在一个富人区执教。这个学区的家长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富人。吉姆经常受到这些家长的质询。他的教学方法受到质疑，他的评分总是引起家长不满，对学生课业提出补救的建议也会受到怀疑。他常常需要展示自己的资质来证明他的方法是有效的。吉姆没有把这种争论加剧演变成一场战争，而是向家长强调他自己也是一名家长，他具有教导孩子并且给他们提出建议的资质。因此，吉姆一边听取家长的建议，一边依靠自己在教师岗位上多年的经验而勇敢地站了起来。
刘畅（Chang Liu）是弗吉尼亚州劳登县图书馆的馆长。她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异常艰难，但却从没有因为自己的过去而感到疲惫，也没有将此作为遇事不顺的借口。当聊到家人时，她整个人都神采奕奕起来；当她说到一位英语老师早上5点钟起床来免费给她辅导时，她的故事变得更加饶有兴味。这段趣事告诉了我们，构成抗压力定义的最后一个因素与他人的支持与连接相关。
我和刘畅在讨论抗压力时聊及了它的来源，与所有参与过抗压力讨论的人一样，她也指向了外力的作用。对刘畅来说，抗压力来源于家人和老师，格温的抗压力来源于孩子和朋友。相反，在过去50年里，抗压力研究最大的局限是：笃信抗压力仅仅是个体特征。这可能归结于一个标志性人物形象——万宝路男人（The Marlboro Man，创造于20世纪50年代的香烟广告形象），一个在无尽荒原中艰难隐忍的孤独牛仔。但是，研究清楚显示，我们确实需要与其他人的相互支持，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以保持活力与抗压力（稍后，我们会讨论抗压力是如何与人分享或是被人偷走的）。
史蒂芬.乔布斯（Steve Jobs）因在技术与商业领域的超凡成就而广受赞誉。他在计算机变革的众多领域贡献卓著，仅举几例来说，苹果电脑、苹果手机、苹果多媒体播放器（iPod）、平板电脑、苹果音乐播放器（iTunes）。他与他的苹果公司真正改变了世界，当然他带来的改变并不都是好的（稍后，我们会谈到技术与抗压力的关系）。他无数次克服种种困难才达成今日的成就。苹果公司曾遭遇过破产、无法在期限前实现新产品构思，或是技术故障。
很多人会说乔布斯因为这些事情而保持抗压力，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乔布斯是个杰出的人物，他的确在受挫后表现出强大的复抗压力，但他在复原的过程中表现得极其刻薄。一部分雇员可以在他的领导之下事业蒸蒸日上，但另一部分人在被他辱骂、拒绝或是羞辱后就萎靡了。与他亲近的人说他有一些自恋主义的倾向，行事以自我为中心，同理心水平较低。是的，乔布斯帮助很多人拥有了无法言喻的财富与成功，但是他也让很多人停滞在低谷中，无法自拔。
乔布斯坚信自己始终是正确的……直到他错了。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他聘用了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y）来管理苹果公司。斯卡利之后开除了乔布斯并且把公司搞垮了。乔布斯最初说只有苹果公司才能为苹果手机开发应用，几个月后他便改变了主意，但是他从不承认自己错了。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在他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他拒绝采纳医生的建议，只是调整了饮食，采取了顺势疗法。医生团队建议他立即进行手术，而乔布斯花了几乎6个月的时间进行试验，任由癌细胞扩散。有人说如果乔布斯能够承认自己可能错了，相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他今天可能还活在世上。
这并不是对乔布斯（或者任何人）的道德评判。我们所有人都有过抗压力的表现，但也都犯过为数不少的错误。卡伦.莱维奇（Karen Reivich）和安德鲁.夏特（Andrew Shatte）在《复原力因素》（The Resilience Factor）一书中写道：“抗压力指的是能够从挫折中恢复原状，从失败中学习经验，从挑战中获得动力以及相信自己可以克服生活中任何压力和困难的能力。”我对于这条定义的补充是：拥有抗压力的人还能够与周围人建立和维持善意真挚且互惠互等的关系。（乔布斯经常从他人那里有所得，却忽略他人有所需。）
所以，我为什么要写这本有关抗压力的书呢？为什么抗压力在当今如此重要？首先，拥有抗压力是追寻人生价值的必备技能。无论想做好一个家长、商人还是体育运动员，你都得常常面临逆境的挑战。家长需要面对的是青春期的子女；经理经常收到一些无法在规定期限完成的任务；运动员一方面得忍受伤痛进行训练，另一方面还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所有值得追求的事情都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达成的，努力的过程与目标达成的喜悦一样，需要得到珍视。
抗压力不仅仅应该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得到重视，这是我著此书的第二个目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大量的压力、焦虑、悲伤和愤怒的情绪淹没了我们，而且大部分的糟糕情绪都是自寻烦恼，高速的生活节奏更是雪上加霜。
在过去的50年中，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一直在研究人们是如何利用时间的。尽管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比以往更加忙碌，但是当真正开始跟踪每天1440分钟的行程时，我们发现实际上人们的工作量比以往更少。因为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工作量夸大其词，就像在炫耀自己拥有荣誉勋章一样。所以，我们的工作量可能减少了，但是与人的交际量却增多了。这就是大脑一直在工作状态中的原因。
一些研究表明，我们在工作中平均每3分钟就会换一个任务。这个现象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总是感觉到有事情没做完，又总是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手头上的事情；即使我们在深思熟虑后，对某个问题有了深刻理解，或是在某个项目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时候手机振动响起，来了一条新邮件的通知——又被打断了！我们停下来阅读邮件内容，并随手解决邮件里提到的问题，接着手机又响了或者有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这种循环每天都在发生。研究表明，频繁的多任务状态降低了解决问题和灵活思考的能力。
除了多任务转换外，还有经济灾难的威胁。几年前的经济大萧条给西方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近100万人失去家园，这个数字到2009年翻倍涨到300万。各种媒体每天都在报导各种不幸的消息，家道没落、下岗或薪资下调的人们经受着沉重的打击。我一个朋友在新泽西州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了6年，公司至少进行过两轮裁员了。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和带孩子，他的薪水是全家的经济支柱。他因为惧怕失业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由此导致了胸痛、失眠和频繁生病等各种症状；与家人相处时，他也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我有一个新理论：人类已经演化出一种新的情绪：不堪重负（Overwhelmed）。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每天收到如此多的信息。曾经需要花上数日、数周或者数月进行传递的信息可以在毫秒之间被传送到我们的手机上。美国成年人平均每6.5分钟会查看下手机，青少年平均每天发送100条短信且绝大多数（几乎80%）是伴着手机入睡的。事实证明，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没什么好处。尽管我们认为时刻关注邮件、与朋友保持连接有助于掌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研究显示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多任务转换与严重的抑郁和社会焦虑症密切相关。
埃克哈特.托利（Eckhart Tolle ）在《当下的力量》（The Power of Now）中写道：“心理抗压力即心灵。”如果我们没有让心灵休息，持续的心理抗压力也就岌岌可危，而手机会阻碍心灵的休养。哈佛大学的丹尼尔.波特（Daniel Gilbert）和马修.基林斯沃斯（Matthew Killingsworth）的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在近47%的时间里都处于走神状态，而走神会导致幸福感的降低。这些惊人的数据说明人们的注意力几乎有一半时间是不集中的，这不仅会让我们的幸福感降低，有时候还会错过重要的内容。
2002年3月，我去迪士尼世界度假区，这个魔幻王国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决定全身心投入地游玩。爆米花的香味、太阳照射在脸上的温度、迪士尼的建筑风格让我仿佛置身于电影中，我十分享受这种时光。我看到灰姑娘的城堡前，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只身坐在长凳上，而她的妈妈在一部黑莓手机键盘上敲击个不停。在如此美好的地方，她们俩没有讨论这里的美食、灿烂的阳光或是高耸入云的城堡，亲子之间本该温馨幸福的时刻就这么错过了。
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是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自我计划倡议（MIT 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的主管，近30年，她都在研究科技对人的影响。她在最新著作《纠正对话》（Reclaiming Conversation）中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同理心降低了40%，这是过多的虚拟交流和缺乏面对面对话的结果。特克尔还探索了电子设备对人的影响，如智能手机。她发现电子设备对人的恋爱、家庭关系以及工作学习都有不利影响。通过长时间的访谈，她举出无数父母晚餐桌上盯着手机或是拍张家人照片晒在脸书上的例子。手机或电脑这类电子产品阻碍了我们的学习与交流，想一想，你是否曾在和朋友聚餐时玩过手机？
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研究有以下几个有趣的发现：
• 31%的手机用户从不关机。
• 45%的手机用户很少关机。
• 89%的手机用户在最近参加的社交场合中使用手机。
• 76%的手机用户（年龄在18~29岁间）在公共场合无目的地使用手机。
我们会在星巴克排队的时候掏出手机，因为与其虚度五分钟时光，还不如查看邮件、天气、新闻或者脸书上朋友的动态。正如特克尔写到的那样，我们已经丧失了无聊的能力了。我们害怕感到无聊，时刻都想找点新鲜事。还有研究发现参与者宁愿被轻度电击也不愿意独处思考。现在，我在星巴克排队时会选择跟周围的人交流。当我的孩子们说无聊时，我会说：“这是好消息呀！”但他们往往会对我翻个白眼然后走开去找新鲜刺激。
简而言之，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海量的信息，并渴求这些信息能带来“一击”，就像成瘾者渴求毒品带来的“一击”。无论在工作还是在家里，我们都不断地被提醒未完成的事宜。除此之外，我们在电子设备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我们以为与家人朋友的连接更加紧密，而数据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认为这会蚕食我们的抗压力并且让我们更难去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最糟的是，信息过载让所有事情变得像是紧急事件。你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屏幕上，关注有多少人给一只滑冰的猫“点赞”，而忽略了渴望你关注的10岁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