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的“大责任”

郭鹤年可不是个只会靠嘴皮子吃饭的“关系派”，他本身是个硬杆杆的“技术流”。郭鹤年是期货交易的操盘高手，他的人生第一桶金可是在期货交易中赚来的。英国老牌期货交易商曼氏公司想送他1/4股份，价值500万英镑，让他成为合伙人。郭鹤年的这一手绝活在郭氏集团内无人可以替代，以至于当他迁居中国香港时，期货业务只能随他而走。

西方列强殖民东南亚，为的是通过专制统治，尽可能多地从各地攫取财富。当他们离开时，留下的是贪婪、自私的治理方式，却未留下可以有效监督政府的机制，包括基本人权、财产保护、民主选举、依法治国和新闻自由等。所以，东南亚的华商，只需依附新崛起的本土政治精英，拿到特许经营权，简单地买买卖卖，就能快速轻松赚大钱。既然如此，何苦要做实业，投下巨资到机器、厂房之类的不动产上，还有巨额的人工工资、原料采购等开销，何时才能赚回本钱还是未知之数。这真是吃力不讨好，只有傻瓜才会去做。像陈嘉庚这样把所有钱都投入做实业，因没有任何政府保护，终至破产，就是前车之鉴。

可是，身为一名“技术流”的郭鹤年，就是喜欢建工厂。做了糖厂和面粉厂不过瘾，后来还建大豆压榨厂、油脂精炼厂……在东南亚二战后发家的那一代商业大亨中，这样喜欢做实业的，凤毛麟角。

做贸易只要几个人，做实业可是要一大票的人马，上到工厂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下到生产线员工、保安、清洁工、仓库管理等，这又要涉及对人才的管理问题。不仅仅是一两个工厂，郭鹤年还不断进入新的国家或地区，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必然需要多方面的一流人才齐心协力，进行专业管理。如何把这些人才管理好呢？

早在进入父亲的东升公司工作之际，目睹公司管理的混乱，郭鹤年就认识到，“如果要开办一家公司，绝不能容许任何裙带关系，并且不能软弱。我们是亲戚，没错，但公司里该有规矩。谁能为公司带来利润，谁就理应得到奖励，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郭氏兄弟有限公司是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家族成员在公司拥有相当的股份，公司的主要领导人也多由家族成员出任。在郭鹤年的统筹指导下，各家族成员密切协作，充分发挥了家族企业的团结、统一、高效的优势。与此同时，郭鹤年聘用了一批学有专长、精明能干的人员主管企业。为了留住人才和激发员工的潜能，他决定“给公司注入一点社会主义”，拿出部分股份用于激励员工。“人们一旦从雇员变身股东后，他们的态度就会转变。如果我们作了愚蠢的投资，他们也会感到心疼。”

郭鹤年强调，领导人应以公平及诚实的态度与所有人交往，并要照顾员工的利益。“我本人不爱钱，但是我很想每年公司结账，都有黑的数目，不是红的数目，有钱赚，给花红。因为我们所有的同事们，从高级总经理到最小的职工，送茶给我们喝的，每年都希望我们给很好的新年红包。”

郭鹤年聘用员工，最看重三点：“才能、品德和勤奋程度，三者缺一不可。”不无巧合的是，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提出的成功方程式：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努力×能力，也是这三点。经营管理之道到了最高境界，一定都是相通的。

须知，依赖政府关系取得垄断地位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是老板与政府的私人关系，更多的是需要马仔。只有想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企业才真正需要人才。

最能体现郭鹤年用人之道的业务，是香格里拉酒店。

1967年，几个新加坡商人买下了一块适合建酒店的地皮。因为不知道怎么做酒店，他们决定找郭鹤年入伙。当然，我们知道，那时的郭鹤年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做酒店。但朋友们明白，郭鹤年至少有能力将这块地皮的用途由原本的住宅改成酒店。尽管只占据了10%的股份，郭鹤年却被推举为董事会主席。

郭鹤年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进入了酒店行业，一见钟情、终身相许。郭鹤年并不讳言，他喜欢酒店远甚于食糖等其他行业。“要管理好一家酒店，完全是靠一批人，从总经理到最小的职工，来照顾好酒店的客人。所以我一开始做酒店，我就有一个大的原则。我对董事会讲，我们从今天开始，一个大的责任，要照顾我们的职工。”

酒店位于新加坡的柑林路上，原本打算起名为柑林酒店。这也说明郭鹤年一开始根本没想过会把酒店做成连锁的。一个法国朋友知道后，马上大嚷：“Stupid，这个名字太傻了。”郭鹤年吞了一口气，说：“那你有什么更好的主意？”法国朋友犹豫了两三秒，说：“有了，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西方人神往的世外桃源之地，因为一本名为《消失的地平线》的小说而广为人知。香格里拉是郭鹤年拥有的第一个世界级的品牌。做贸易、工厂和种植起家的郭鹤年，此前对品牌并没有多少概念，自此才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1970年，香格里拉酒店通过买壳的方式在新加坡上市。借股市大跌之机，郭鹤年增持至40%的股份，控制了香格里拉酒店。次年，酒店开业，生意兴隆，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如今，“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已经成为高贵、豪华、与众不同和优质服务的保证。世界各地的香格里拉酒店都是国际公认的一流的五星级酒店。现在的香格里拉（亚洲）有限公司已成为一个年收入约21亿美元的跨国性酒店网络，拥有或管理超过100家酒店，共4万多间客房，还有36家酒店尚在建设中。

这又是郭鹤年的一个不寻常之处。酒店，尤其是连锁酒店，是一个完全市场竞争的行业。只能凭借酒店员工发自内心地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好优质服务，来吸引客人的入住。东南亚的商业大亨，钱来得太容易，而且往往又有政治背景，容易把自己看成是超人。能礼贤下士，甚至善待基层员工的，真不多见，自然做不好服务业。所以，郭鹤年能以遍布世界各地的连锁酒店出名，这在东南亚富豪中又是绝无仅有的一人。

开工厂、做酒店、建品牌，擅管理、处事公正、坚持诚信，分股份、收人心、照顾基层员工，这些可不是一般东南亚商业大亨的特征。可以说，郭鹤年走的是中庸之道，既从政界人脉中获得支持，又敢大胆参与市场竞争。郭鹤年这样独特的行事风格，是如何得来的呢？

郭鹤年把自己的一生成就，都归功于母亲对他的教育。他认为，母亲才是郭氏集团真正的创办人。

郭母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子。与擅长做生意的郭家不同，郑家是诗书世家，有重义轻利的人文传统。她不厌其烦地提醒孩子做人的原则：忠诚、感恩、谦卑。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贪婪。她还将“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的金玉良言刻在牌匾上以教诲子孙。她的三个孩子性格迥异。长子郭鹤举更多的像父亲，作风洋派，外表浮夸。次子郭鹤龄则完全遗传了母亲的秉性，一生关心草根阶层，痛恨世间不平事，力主社会改革。三子郭鹤年则同时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优点，既精通经商之道，又同情民生大众。

郭氏三兄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大哥郭鹤举退出郭兄弟公司，成为著名外交官，先后任马来西亚驻荷兰、德国等国大使及驻欧共体首席代表等职位。二哥郭鹤龄加入马来亚共产党，拿着枪在山里打游击，最终于1953年遭英军埋伏而丧命。郭鹤年曾经表示，郭鹤龄对他的影响仅次于母亲。郭鹤年虽然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企业家，但是也认同二哥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政治理念。

“否则，我可能成为一名傲慢的中产阶级华裔，只注重物质，满足于世俗所带来的快乐和奢侈感。当我面对诱惑，我会想起William所经历的。他为了弱势群体而牺牲自己。”

特权不可遗传，依靠商业特权而建立的基业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成功转型，真正适应市场竞争，迟早都要败落。郭鹤年同时代的商业大亨，有不少已经灰飞烟灭或远走他乡，原因多半是政权更迭、靠山不再、特权消失、投机失败，等等。或许是出于这一方面的担忧，郭老太太曾题字给予郭鹤年，让其面字自醒：“儿孙能如我，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空”。如今，郭鹤年确实做到了企业家精神的代际传承，让大马郭氏的商业传奇能够在郭氏家族的下一代再续，甚至能够与全球一流的企业较量。

郭鹤年常说：“我的心分成两瓣，一瓣是爱我生长的国家，一瓣是爱我父母生长的家乡。”对中国的感情，让嘉里集团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之一。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四十年时间，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从一个贫弱的国家成长为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的大国。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中国，遍地是黄金，做什么都赚钱。郭鹤年在中国大陆最初的业务是酒店和地产。而且，食用油生意在其之前的商业版图上也并不重要。那么，郭鹤年为什么要在中国做食用油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