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尼、中国香港到中国大陆

马来亚独立和马来西亚成立后，政治被掌握在了马来人的手中。马来人不擅商业，不得不依靠华人来管理经济。马来西亚新成立了不少国有企业，政府都请求郭鹤年帮忙监管或经营。郭鹤年出任过的职位有：马来土著银行的董事，日本和马来西亚合资经营的综合钢铁厂的董事长，马来西亚国际船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马来西亚-新加坡航空公司主席等。

不过，国有企业可是大肥肉，郭鹤年一心为公，挡了别人的道，在这些职位上都干不长。而且，马来人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矛头主要指向华人。

1969年，马来西亚发生“五一三”种族暴乱，上千人死于非命，其中多数是华人。此后，马来西亚政府发起新经济政策运动，在公司股权占有、城市人口就业、大学入学等许多方面，马来人均得到优先照顾，华人被打压。郭鹤年下定决心，决定走国际化道路。

印尼人口十倍于马来西亚。20世纪30年代，还在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印尼曾是世界第二大糖产国和出口国。但是印尼糖业却衰退已久，连本国的食糖需求都不能自给。通过与印尼总统苏哈托的亲友合作，郭鹤年每年为印尼进口50万吨左右的白糖，并在印尼古隆马都建了炼糖厂和2.5万公顷的甘蔗园。郭鹤年还与印尼首富林绍良合作，在印尼建立了两家规模在全球都能排名前列的大面粉厂。

与林绍良的合作并不愉快，郭鹤年“常常有被林氏坑骗的感觉”，应该要考虑寻找其他的篮子，来放下更多的鸡蛋。1973年4月，一个神秘的电话改变了郭鹤年的生意轨迹。

依约从新加坡的家赶到中国香港宝华大厦，郭鹤年见到了两位华润五丰行（中粮在中国香港的总代理）的高级经理，他们一坐下去就讲，国家现在很紧张，急需30万吨的原糖，需要郭鹤年帮忙采购，同时也要帮忙买进一些期货。

那时候的30万吨，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100万吨。这种行情一出去，原糖的市场价格估计会大涨20%到25%，在期货上也有巨利可图。

郭鹤年当即答应帮忙。当时，他手中并无多少存货。别的国家，除了巴西，也没有什么货。郭鹤年一边派人去巴西，另一边自己去瑞士的日内瓦参加一个糖的国际会议。这是一个大会议，郭鹤年特地报名参加，就是为了在那边天天跑来跑去，让人不会以为是他要在巴西买糖。

会议期间，有个英国商人朋友走来同郭鹤年聊天：“Robert Kuok，你知道吗？最近巴西很奇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日本人，年轻的，有两三个，天天在糖区，出进出进出进”。郭鹤年的心里一跳，英国人的情报这么厉害，但表面上不动声色地说：“是吗？你还有行情要告诉我哦。”

第二天，大会正在演讲。突然间，演讲人说，有国际电话找Robert Kuok，还好他没说是巴西来电。郭鹤年赶去听电话，果然是去巴西的同事，听说他们有一点进展了。郭鹤年说：“你不但要有进展，还要快，这边开始有动作了。否则这个事情就会爆出来。我那边还在做期货，还没做得够。你要快，我也加快，多买一些期货。”去巴西的同事说他听得懂了。

三四天后，巴西的采购合同签了下来，郭鹤年在伦敦、纽约和巴黎的期货市场也都买好了期货。再过几天，全世界都知道了，原糖价格马上上涨。郭鹤年在这拨期货上，赚了1300万美元。按协议应分给中方的600万美元，存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账户。

要知道，这600万美元对当时的中国意义非凡。这一年的外汇储备是：负8100万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的第一笔商品期货交易，是一次新奇的实践。有趣的是，这一交易被认为“这种利润是剥削国际工人阶级”，经特批后才得以交财政部入账。

成功地完成国家委托的原糖采购任务，为他在日后回祖国大陆投资铺平了道路。在这次神秘约见中的一位干部，名叫林中鸣，1983年被任命为中粮的副总经理，次年调经贸部任进出口局局长。另一位干部濮今心，后来则先进入嘉里与中粮的合资公司，再入职嘉里，为郭鹤年效力。

一笔30万吨的大额采购，就能抬高全世界的原糖价格，轻易获取暴利，这样的生意谁不爱做？事实上，同为计划经济国家的苏联，也不时来这么一手。搞得伦敦的食糖期货交易商一看到苏联人出现就紧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一窥国际食糖贸易的凶险。

当然，对于拥有蔗糖种植园和炼糖厂的郭鹤年来说，食糖涨价一定是有利的。这一年10月，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恐慌，白糖和面粉价格跟着飞涨，炼糖厂和面粉厂为郭鹤年贡献了大量的利润。在其鼎盛时期，郭鹤年控制了国际市场上150万吨左右的糖贸易量，占当时世界总贸易量的5%。

有得就有失，郭鹤年的几块新业务也受到了石油危机的重创。

郭氏集团大量粮食原料和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需要航运。那个年代的航运不稳定，船费有时会暴涨百分之二三十，导致交易本身赚钱，却因运输而赔钱。郭鹤年进入了航运业，在新加坡创办了太平洋航运。除了集团内部每年250多艘船的货运需求外，太平洋航运还对外承接矿石、石油和散货等运输业务。郭鹤年还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拥有船务或航运公司。为了方便船只维修，建立了配套的船坞及工程公司。航运业和保险业关系密切，他又设立了保险公司。

1974年，郭鹤年在中国香港成立了嘉里控股有限公司，这是郭兄弟公司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中国香港业务将超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成为郭兄弟公司最重要的业务板块。嘉里集团一成立，就开始投资建设九龙香格里拉酒店。

1977年11月，中国尚未启动改革开放，郭鹤年就应中国旅游局之邀，飞往北京，进行酒店项目的考察。1982年，嘉里集团将杭州饭店翻新成香格里拉酒店。两年后，北京国贸中心项目签约。这是一个包括了中国大饭店和国贸饭店在内的巨大工程，一经建成就成为北京地标式建筑，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房地产项目。

在中国香港和大陆经营酒店都需要进行地产开发，郭鹤年就又进入了房地产行业。一时之间，航运、酒店和地产成为郭鹤年投资的重点。然而，1979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世界经济元气大伤，这三个行业同时出现了历史性低潮。航运业务出现数亿美元财务赤字。新开业的曼谷和吉隆坡的香格里拉酒店因客源稀少而损失惨重。

面对不断增加的亏损，郭鹤年显示了他果断坚决的一面。对于航运业，除了保留太平洋航运外，其他都予以放弃。对于地产和酒店业，郭鹤年则坚信会等来繁荣光景。因此，面对颓势，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增加大笔投资。80年代中期，在中国香港地产业最低潮的时候，郭鹤年投资了不少豪华住宅、商业楼宇和商务酒店。1989年，他继续在中国香港投资建写字楼，并与华润合资建港岛香格里拉酒店。这种人弃我取的气魄，令其在中国香港名声大噪。“我相信中国不会摔破这颗东方明珠，令中国遭受损失。”

事实证明，郭鹤年的决策是明智的，世界航运业持续低迷了多年，而地产和酒店业则很快进入上升通道。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将中国香港每年的土地供应限制在50公顷，致使中国香港地产市场进入了长达12年的牛市。地产真的是暴利行业。最近五年财报显示，嘉里建设有限公司年收入在100～150亿港币不等，股东应该分得的回报竟然占收入的一半左右。地产早已取代食品，成为郭鹤年最重要的现金牛。

表面上看，郭鹤年的发迹，与其他东南亚商业大亨没什么不同。抓住时代机遇，与政治权力结交，在房地产行业中掘金。但是，细细数来，郭鹤年又有不少独具一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