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龙鱼背后的粮油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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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行业大半江山沦陷?

因不满于不少中国大豆压榨厂在大豆价格风波中的违约,嘉吉和邦吉也在这一时期收购了一些油厂,开始直接进军中国大豆压榨市场。

嘉吉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贸易和仓储商、全球最大的肉禽养殖商和美国最大的玉米饲料生产商,还是阿根廷的第一大、巴西的第二大粮食出口商。它的业务分食品、农业、金融和工业四大块,在全球70多个国家雇有15.5万名员工。嘉吉连续20多年被评为美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很可能也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控股公司。

邦吉以做粮食贸易起家,在这一点上和嘉吉、中粮相似。邦吉业务模式的特点主要在于一个“全”字。它参与到农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最初的种子培育和农场经营,到中间生产环节向客户提供化肥、农药的研发及销售等增值服务,再到其后的农作物收购及加工、仓储物流、贸易分销。邦吉是巴西最大的谷物出口商,美国和阿根廷第三大粮食出口商,美国大豆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商和第三大加工商。

邦吉于2000年进入中国,向中国市场供应大豆等农作物。2005年,收购三维集团位于山东日照的大豆压榨厂69%的股份。2006年,全资收购华农集团位于江苏南京的大豆压榨厂。嘉吉也在阳江、南通和东莞自建或收购了三个大豆压榨厂。至此,嘉吉与邦吉在中国分别控制了600万和100多万吨的大豆压榨年产能。阿丹米虽然进入中国大豆压榨业最早,但它只做战略投资,在中国从来都没有控制任何一家大豆压榨厂。路易达孚则来得较迟,2007年才在霸州拥有了第一家大豆压榨厂。ABCD均擅大豆的贸易与加工,至此全都进入了中国市场。

早在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就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预言,中国势必大量进口粮食,到2030年的粮食进口量预计将达到3亿吨。这么大的一个粮食进口市场,任何一个做跨国粮食贸易的大公司都不可能放过,此时正是生产布局的最好时机。

ABCD进入中国市场,引发了一个至今还在中国社会中流传着的阴谋论,说是美国农业部等机构给出虚假的减产信息诱导中国油企大量采购,然后华尔街金融炒家操纵市场将中国油企套牢,再由ABCD四大跨国粮商顺势收购破产中国油企,进而掌控中国食用油行业……

不仅是大豆,其实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像股票的价格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能给出准确的预测。例如,2003年底,当美国农民看到次年的大豆期货价格高涨,他们就猛种大豆,反而让大豆价格大跌。这种人为因素的影响,是无规律可循的。农产品价格的大幅跌宕起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纵观过去十多年的大豆价格走势,我们会看到,与2008年和2012年的大豆价格大波动相比,2004年的大豆价格变动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前奏。如果说前者形成了两座高大的山峰,那么后者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丘陵。难道每次的大豆价格大波动,都要怪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头上吗?

在历史上,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纽约华尔街的投机者们从来就恶名昭著。早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就愤怒谴责拿战争胜负进行黄金赌博的华尔街那帮人,“我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那恶魔般的脑袋都挨上枪子儿。”结局我们都知道,挨枪子的不是投机者们,而是林肯总统自己。林肯身中六弹,成为第一个被刺杀身亡的美国总统。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至今已有170年历史。华尔街从防御印弟安人的墙(WALL)后规划出道路,到今年正好333年。看样子它们都还将好端端地继续长寿下去。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投机者在一次囤积居奇或者空头交易中赚取的钱财,比大多数农场主一生中所赚取的钱财还要多。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投机交易加剧了农产品价格波动,让不少农场主蒙受惨重的损失。“耕种土地的古老而高尚的职业,正在蒙受那些老于世故的城里人的羞辱。”(《贪婪的智慧——从为人不齿到受人尊敬的投机史》第19页,查尔斯·R盖斯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但真的是这样吗?

大宗农产品为什么离不开期货交易?这是因为,农产品与工业品不同,谁也不知道,在几个月的种植期内,农作物会因为天气或其他什么因素使得最终是丰收还是歉收,价格会有怎样的变化。不论是从前的粮贩子、磨坊主,还是今天的粮食贸易与加工企业,都不喜欢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市场。为了迎合他们规避风险的需求,期货市场诞生了。许多偏好风险的投机商进入市场,对未来的价格进行预期和炒作,从而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指引。

比方说,我打算在6个月后买入1万吨大豆,期货市场显示有人愿意在6个月后以每吨3000元的价格购买,我就可以放心地与农民签订合同,约好在6个月后以3000元的价格买入这1万吨大豆。同时,我在期货市场上以同样的价格和数量,约好在6个月后卖掉这批大豆。到了6个月后,如果大豆价格跌到每吨2000元了,我在现货市场上会亏损1千万元,但我同时在期货市场上能赚到1千万元,两相抵消,我就规避掉了价格波动的风险。

在这个过程中,价格波动的风险就由那些投机商承担了。只要是投机交易,有人赚就有人亏,高收益伴随的一定是高风险。如果只看到这些投机商通过价格的炒作来赚钱,而不看到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以及给市场提供的价格指引,那是不公平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东西,仅仅因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位于美国,就认为“南美产大豆、中国买大豆、美国定价格”,那是很荒唐的。

所谓的“中国食用油行业的大半江山沦陷”说法,谬传甚广,流毒至今。溯其源头,这一说法的出处是,“跨国粮商在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企业参股控股”,由此计算出“大半”的比例(64/97*100%=66%)。事实上,外商独资或控制股权比例超过50%的大型油企,仅20家左右,其中10多家都隶属于侨资的益海嘉里系。其他40多家都仅是参股,中粮和鲁花就占了10多家。我盘点了一下自己所炒的股票,兴奋地发现有数家金融、地产公司都已“沦陷”于我的手中。我大可不必再为这本书稿辛苦码字,应该去对“沦陷”于我手中的公司指点江山?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出发,如果把外资进入中国各行业就视为中国产业在“沦陷”的过程,则相当于否定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大力引入外资的政策,这是非常危险、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

依据中国粮油学会的统计,中国油料处理能力(包括大豆、菜籽和花生等的压榨加工能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最高的2008年,也不过才29%。此后该比例不断下降,到2014年仅为23%。中国食用油行业不仅没有“沦陷”,还“壮得很”。经过2004—2006年的市场洗牌,中国食用油行业开始分享中国经济繁荣和高速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市场增长。2007年,中国食用油行业的总销售收入达到2554亿,利润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到105亿,差不多5倍于大豆价格风波前的2003年。2014年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更是分别暴增至2.5万亿元和635亿元。

没有开放就没有竞争力。中国食用油行业的深度开放,带来的结果是内资企业拥有了国际一流的竞争能力。在中国食用油行业中,实际占据大半江山的一直是民企。2008年,是民企在中国油料加工能力中所占份额最低的时候,但也占了58%的比例,到2014年则增长到65%。另外,国企保持在12%左右的比例。中国民营企业最不怕的就是市场竞争。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产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市场,要么是第一,要么是第二,但是在中国就做不到,因为中国民营企业更有竞争力。只有与狼共舞,才有可能把狼打败。

关于油料处理能力,民企占绝对优势的是国产油料,如菜籽、花生等的加工,在进口油料上只能占到4成多的比例。国企的主要优势则在进口大豆压榨领域。中粮、九三和中储粮的大豆压榨产能,并不逊于益海嘉里、嘉吉、邦吉和路易达孚等外资巨头。

对于大豆压榨行业,只要做好两项工作,就足以规避任何价格波动风险:一是快进快出,让库存尽可能接近于零。即使买到了高价大豆,只要及时加工并将高价豆油和豆粕库存出清就没有风险。二是期货市场套期保值,通过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对冲交易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在2004年大豆价格风波之后,这两项工作已经是市场现有大豆压榨厂的基本标配。

2004年大豆价格风波,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时候才会遇到的挫折。这样的事情,将来再也不可能发生。2008年、2012年乃至未来,再发生比2004年大得多的价格波动,也不足以动摇中国食用油行业的根基。

2004年10月,中粮走马换将,郭孔丰迎来了他在中国市场上唯一够分量的竞争对手,他就是有“中国摩根”之称的宁高宁。此前主政华润时,宁高宁一手打造的雪花啤酒声名鹊起,为雪花啤酒跃居中国乃至世界第一奠定了基础。或许他能够在食用油领域复制雪花啤酒的成功经验?

在2004年惊心动魄的大豆价格风波的同时,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正在小包装油市场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