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龙之辨——中华祖先神话的大传统原型

叶舒宪男，1954年生，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中心主任，研究员。

一、从龙开始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三十五年前，一首通俗歌曲《龙的传人》自台湾诞生，传唱华夏大地，至今不衰。放眼世界，如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无不有龙的象征。今天，华夏大地上的龙文化似乎如歌曲所唱诵的那样久远，龙真的是华夏文化久远不变的精神传统吗？事实上，虽然“龙”本身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但“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每一代中国人自古传承的“根脉”观念，而是现代人建构出来的。尤其在海外的华人，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他们更加珍视自身文化的传统因素，龙的形象与文化也以特殊的力量向世界各地传播，进而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华夏的象征。

古代甚至没有“炎黄子孙”的说法。只有“炎黄”连称的省略用法，即将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并称。二者均为古史传说中最早时代的两位帝王，今人习惯称“炎黄”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曲糵》说：“自非炎黄作祖，末流聪明，乌能竟其方术哉。”近代思想家严复《道学外传》云：“今乃奉五百兆炎黄之胄、二千年神圣之教，以听若辈之位置……当咸以为不可也。”自此以后，炎黄子孙之说日益流行。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炎黄并不能作为文献记载中的真实存在而得到科学的承认。那么华夏龙文化的真相如何呢？国人又如何从文化编码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到祖先的事实存在呢？

至于“龙的传人”之说，还要晚出。国人习以为常的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生物。把龙作为中华文化的始祖图腾和精神象征，也是新“发明”的现代传统。晋朝人曾经把蜥蜴称为龙子。如崔豹《古今注·鱼虫》云：“蝘蜓，一名龙子，一曰守宫，善上树捕蝉食之。”后来又有龙生九子（亦称“龙生九种”）的神话，同样把龙的后代视为动物。小说《西游记》第四十三回有个角色名叫敖顺，他说道：“此正所谓龙生九种，九种各别。”究竟是怎样的九种区别呢？明代文人李东阳写过一篇《记龙生九子》，详细说明九种龙子情况：“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囚牛，龙种，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睚眦，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蒲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霸下，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是其遗像；狴犴，平生好讼，今狱门上狮子头是其遗像（图1）；负屃，平生好文，今碑两旁龙是其遗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这些莫名其妙的神话动物形象，如此都被解说成龙的嫡传后代。龙也就成为更加神秘的文化想象之源头。

长着狮子头的狴犴，被视为龙的第七个儿子。第五个儿子狻猊，以“佛座狮子”面目出现。这就隐约透露出虚构动物龙和现实的陆地猛兽有某种想象上的关联。不过，亚洲不是狮子的原产地。东亚大陆自古就不存在狮子这种巨大的猫科动物。从发生学意义看，如果中国龙在血缘上与某种陆地猛兽有关，那也只能到东亚地区生态的真实动物中去寻觅。这样的反思结果，指向两种东亚的大型食肉动物——熊和虎。仔细辨析龙的流行形象之头部特征，显然就是从猛兽之头改造而来的：那不像是虎头，很像是熊头!

中国的龙形象，由于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被历代帝王用作神圣符号，这才在想象中和人类发生联系。如果说“龙生九子”故事指向九种神话动物，那么“真龙天子”的信仰则指向神圣化的人物。以龙比喻皇帝，在明代文人高启的《穆陵行》中有所体现：“幸逢中国真龙飞，一函雨露江南归。”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回说：“大凡真龙降生，没有一定之地，不信，你但看朱洪武皇帝。”试想，在古代，龙是皇族的专用象征，怎么可能成为普天之下万民的共享之物呢？只有封建王朝被推翻，帝王将相被拉下宝座，龙才可能成为现代华人共享的精神图腾。就在辛亥革命后，龙还是学者们批判专制的代表呢!现代的批判一方面解除了龙为帝王独有符号的垄断权，另一方面也催生出龙成为全民符号的可能性。“龙的传人”之新神话，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之认同象征，被现代人的国族想象再造而成。关于龙形象的由来，现代学界通行的解释是，它来自华夏大地早期各族的融合。在人口大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族群的图腾汇聚成新的文化共同体，产生了整合后统一的“龙”的形象，进而又成为封建王朝皇族专有的神圣象征。当然，龙虽然不是真实的生物，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已经无可替代，没人能否认它的文化认同意义与国族号召力（参见图2）。

二、再出发：大、小传统新视野

可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观念，人们越是对它深信不疑，越是容易忽略在观念形成过程中被遮蔽掉的信息，以致事物产生的真实源头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不再为后人知晓。那么，龙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华夏远古先民的什么文化信息，从后人深层的文化记忆中是否还能够探寻并揭开史前文化象征之谜呢？在“龙的传人”观念流行以前，华夏先民还崇奉过哪些神物呢？解答这类疑问，如同解答中国文化的“达·芬奇密码”。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就像侦探破案一样，没有简单、直接的答案。破案需要后人找出潜在的线索，综合各种信息，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权衡判断。那又如何去寻觅解答的线索呢？目前，不断出现的新证据为学者们提供了启示，顺着新证据所提示的思路，今人也许能发现隐藏在书写文明背后的巨大秘密。关键在于怎样探索书写文明尽人皆知的文字表象背后的东西。为此，文学人类学一派提出一套理论与方法，简称“大小传统论”[1]“四重证据法”[2]。该理论要求重新按照文化符号媒介的尺度来划分文化传统，把书写文明本身视为后起的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和无文字社会看成大传统（前文字时代是先于小传统而存在的大传统；无文字社会是与小传统并行的大传统之遗留）。以往的研究大多围绕着小传统的文字记录做文章；如今的文学人类学要求再发现大传统的文化脉络，通过文化原型的透视重新解读文字小传统。用历史的生成顺序来看文化文本的生成结构，把前文字的文化表现当作原编码，排序为一级编码；文字则成为再编码，排序为二级编码；文字书写的原典乃是三级编码。就熊龙关系的考辨而言，把祖先时代遗留下来的前文字的神话意象作为原型编码，今人将有机会去尝试着找出失落文明的编码原则，看清二者在大传统中的表现情况。

如果说在西方基督教观念中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与人类的话，中国人则习惯于把自己的来源追溯到最初的人文先祖那里。于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先祖被追忆为伏羲、黄帝等三皇五帝的诸种谱系，他们的形象也最多地与龙联系在一起。他们更多地被作为人类祖先记忆，而不是天神。为什么西方的造物主体现为人格神，而华夏文明始祖的抽象却被物化为神秘的生物？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比较命题。龙是抽象的、神秘的、威严的，多种生物化合成龙的解释也并不能给出客观的证明。迄今还没有发现足够的实际证据表明华夏远古族群拥有何种图腾。难道今人只能沉迷在“龙的传人”的幻象中裹足不前吗？

三、神熊再现

在现代神话观念“龙的传人”背后寻觅真相，不能再像古人那样围绕着文献中各种分歧的记载去做无休止的争辩，必须要学习和利用现代科学所能提供的新材料。20世纪以来的新知识和新视野是大大超出古人想象的。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要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大发现。1983年10月，在一座五千年前的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庙中供奉了一种大型生物的头骨（图3），该生物竟然是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熊。除了真熊头骨，在这座史前的女神庙中，还出土了泥塑的熊（或熊龙）偶像，由于损毁的缘故，现在能够辨析出的是泥塑的熊掌和长着巨大獠牙的熊头。那獠牙因为被用白灰涂成白色，在黄色的熊头像张开的大口中显得格外醒目（图4）。至于龙的形象，在庙中不见踪影。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给学者们提出如下尖锐问题：为什么五千年前的神庙中不供奉龙，却要供奉熊呢？神熊与女神是什么关系？神熊和供奉者及崇拜者红山先民又是什么关系？

从此以后，熊在史前文化中的重要生成作用引起研究者的日益关注。熊成为解码中华祖先神话起源的重要线索。这不是凭空而谈的，而是由多种证据线索提示的。牛河梁女神庙所在的小山下，又出土了红山文化的高等级墓葬。考古学者惊讶地看到，在一个用石板垒成的墓穴中，一位相当于领袖人物的身体胸部，安放着一左一右两只玉雕熊龙。

说起熊，五千年前先民对它的崇拜，现在早已看不到任何痕迹。若不是考古发现，人们还真对文献中所记录的一些关于神熊的记载莫名其妙呢。把古人关于熊和龙的观念相比较，大体能够看出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现今人们已经不再将这样一种庞大的陆地猛兽视作神奇的象征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有“熊包”和“笨笨熊”一类戏称出现，甚至还有“熊瞎子掰苞米”的民间故事。关于熊，真正较有影响的热点就是前几年德国动物园的小北极熊克努特，而它引起世人注目只是因为“身世”的可怜，这充其量显示了现代人的爱心和人文情怀，却看不到一星半点神圣性。另外还有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的一部小说《熊》，引发过世人对熊的思考。那部小说除了被人们阐释为荒野自然与技术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再无更深远的文化记忆探寻。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从近代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而与日俱增。泰迪熊就是源于西方并在近年流行于中国的玩具。孩子们在夜晚抱着泰迪熊入眠的时候，不会想到熊在远古时代对人类具有什么重要意义。还有《小熊杰里米》的动画片，已经留在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中，可是这里面还是无法寻到神圣性的任何痕迹。与龙相比，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当代西方熊形象的神圣意义在哪里。熊形象的文化意义只在于充当儿童的宠物玩偶吗？在中国文化中，熊与龙之间的关联，早自屈原《天问》就被列为发问的对象了：“焉有虬龙，负熊以游？”屈原所问的虬龙是什么龙？它所背负的熊，又是何方神圣？

四、熊龙混杂

关于龙，闻一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过论文《伏羲考》。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他，认为不但伏羲是龙族的先祖，而且大禹也是有夏以来龙图腾的承前启后者。古代文献中有禹化为龙的记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利，被处以极刑，也有化为黄龙的记载。同样也有关于大禹化身为熊治水，其妻涂山氏化石后生出启的叙述。这样，作为华夏民族先祖们的象征，龙与熊就产生了关联。人们不禁要问，华夏祖先所化到底是熊还是龙，为什么记载中会有不同呢？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解码线索？闻一多论证龙的主体来自于蛇。蛇自石器时代就成为神秘莫测的神圣力量的化身。而对熊的崇拜，也发现于史前世界各地。在数万年前的欧洲尼安德特人的洞穴中就发现了熊头骨祭坛的遗迹，熊头被端放在摆成圆圈状的石头祭坛中央。而在中国，七八千年前出现的最早的石雕和陶塑形象中，也已经有熊的各种造型出现（图5），图5中的陶塑，距今约7000年，从其粗壮的身形看，与此最接近的兽类当是熊。而龙的形象之出现，则晚于熊的形象。这里的时间差是耐人寻味的。

在距今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考古遗址中，有玉雕龙的形象，同时也发现了崇拜熊的痕迹。这些新发现促使人们思考，熊和龙，究竟在哪里有相似之处呢？一个是陆地上常见的大型哺乳动物，一个是神话想象中能够上天入地的动物，二者的交集无法从生物学上获得实证，只能从神话思维方面去探寻。即便有龙形象发生的多种来源化合说，其中谈到熊来源的也少之又少。为何先民会将二者都视作神圣的象征呢？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偶然吗？既然无法从形象外表上找到二者相互认同的直接依据，那就只有从它们各自的习性方面去思考。

生物的一种随季节性周期变化的习性提醒了研究者，那就是冬眠。正是这一习性不但连接了熊与龙（蛇），也有助于人们找到破解迷失在历史尘埃中的祖先图腾符号之线索。

应该认识到，尽管史前人类在技术与智力水平上尚未达到现代人的高度，但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在思维方式上那样低级、原始、不开化。他们的思维方式今天的人类仍然在继承着，他们对世界、对万物及自身都有着一套认识和解释系统，这就是对神圣的信仰（今天的人们不过是奉科学理性为圭臬的另一套信仰系统）。通常这种理解以具体的、形象化的方式呈现，而非抽象的、逻辑的表达。熊与蛇随着季节更替的冬眠与苏醒，被史前人类看作是死亡与再生的表现，这是具有神圣性的生命力再造现象。在先民那里，人与自然万物被理解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人类通过观察天体和植物、动物的变化，来观照自身、发现和构拟社会生活的节奏规则，甚至把本族群的祖先归根于某种神圣的物。距今四千多年的陶寺文化出土的卷龙形彩陶盆（图6），以图像叙事的方式，明确给出考察神话思维类比逻辑的线索。该陶器上精心绘制的龙形，最为接近那种龙蛇不分的原初状态：龙头龙尾在圆环状的身体上表现为首尾相接的姿势，这一姿势足以表达生命循环的观念。龙身上明确描画出一对对鳞片，让人立即联想到真实的蛇皮鳞状。最奇特的是蛇嘴中突出刻画一枝向前伸出的谷穗状植物，莫非是要说明龙蛇的季节性变化属性与谷物生长的季节性周期是吻合一致的？在动物和植物的周期性变化背后，就是先民所理解和敬畏的宇宙万物之生命力吧，还有比这更重要、更本源和更神圣的东西吗？

在中国，被现代学界当作哲学原理的一套至高概念，如太一、太极、一、道等系列范畴，都是用来指称宇宙万物初始时的一种状态。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哲学”一词的词源是爱智慧的意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以一生多、太极生两仪之类的数字发生论，将太一、太初这样一些具有溯本求源性质的观念，提炼为传统智慧中的本源性术语。显然，这都是经过不断抽象之后的思维符号，到今天国人早已习以为常，奉若宝贵精神财富。

可是在五千年文明史之源头，还没有后世那些汗牛充栋的文献记载，甚至还没有产生文字符号书写的可能。其最初的关于宇宙万物由来的认识又是怎样展开、怎样表达的呢？换言之，哲学智慧的抽象观念是从什么样的具体形象中归纳总结与概括出来的呢？

五、《乾凿度》的“太初有熊”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传世的汉字记录文献，是四重证据法所强调的第一重证据。对太初有熊的神话观做比较考察，也不妨从原始文献记述开始。闻一多先生关于龙图腾研究的基础就是上古文献。传统文献中并不存在神话这样的分类概念。神话概念产生于西方文明，在20世纪初才被梁启超等留日学者第一次引入中国。此后几代学者不断地努力，试图用中国的材料去印证西方的概念，找出其间相似的文学现象，从而证明中国传统中也有神话。其中不可避免也包含着一种向强势话语所建构的文明分类范畴的屈从。也有学者依据西方的客观史学标准，将华夏古史的早期阶段统统视为子虚乌有的神话。

由于华夏文明源头的久远和汉字记载的相对晚出，使得中国古史的早期阶段显得扑朔迷离，一些真相和秘密被后人的随意解说愈埋愈深，留给今人的只是一些莫名所以的枝节、名号和近乎错乱的记忆。在20世纪上半叶的疑古思潮作用下，历史文献中记录的远古文化信息被严格筛选出来加以辨伪。尧、舜、禹等诸多正统偶像被打翻在地，西周以上的历史脉络呈现为断裂和散碎状态。好在今天的人们是足够幸运的，因为可以看到许多前人所难以得到的人证、物证，也能通过这些新证据做出超越前人的综合推理。

西方基督教的《圣经》开篇《创世记》，叙述耶和华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类的过程。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万物的形成，都在于上帝的口头表达，人们看不到这位唯一的创世主动手创造的描述，只有他说，便有。神话学家将此类世界起源论的文字归属于一种被称为“创世神话”的叙述类型。这是人类最早的关于宇宙发生论的故事表达方式。在故事表达之后出现的更高级表达方式，是概念性的哲理表述。如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提出的宇宙起源于水的理论，不再将万物由来看成神明创世主的创造，而是源自某种单一的物质。我国湖北新近出土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太一生水》，同样属于后一种表达的代表，也将世界创生之始视为水的状态，并将水的由来溯源于太一。前面所说华夏的龙与熊的联系，会给这种创生智慧的发掘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两千多年前就流传的“太一生水”和“太极生两仪”观念，其背后又会潜隐着怎样的创世神话的信息呢？史前多个考古遗址发现的熊崇拜迹象，和文献中记载的“太初有熊”创世神话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逻辑联系？

在河南新野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图7）上，清晰地呈现着几个场面。画面中部是女娲伏羲人首蛇身交尾并立的情景，这似乎记录了汉代人心目中关于伏羲女娲龙蛇身份的记忆形象。在伏羲女娲的上面，还有像人一样直立并且手舞足蹈的“熊人”（也可称为“熊神”或“有熊氏”）形象。在同一块画像石上的这种神熊与伏羲女娲始祖神共存的现象，莫非暗示着人熊之间早已被遗忘掉的神秘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熊神的位置显得更加重要，画像的制作者让他位于伏羲女娲的头顶上方，这是要告诉人们熊就是始祖神，还是比始祖神更为久远与重要呢？

文献记载是今人能够找到的关于过去的最为便捷和直接的说明。可惜文字的记载也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给后人留下难解的疑团。它也许记录下了“真相”的表面征兆，却丢掉了事实的内核。对后人来说，由于以讹传讹的叠加作用，原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传越少，最终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两千年前的汉代仍然具有神圣性的熊形象，在两千年后却被华夏子民们遗忘得干干净净，更不用说五千前的事情了。（图8）

保存有大量典籍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国人历来就以保存这些典籍为学问。但是，在这些传世典籍之外，还有另外的“文献”，这就是埋藏于地下，并最终为后人发掘出的文字记录。20世纪末出土的郭店楚简，为探秘华夏文明的先秦思想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楚简中有属于道家一派的《太一生水》，这里的“太一”通常被理解为“道”的同义词。太一生水，换句话说就是“道生水”。“道”不能简单理解为道路的意思，在老子那里是指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现在，郭店楚简表明，抽象意义上的道，也就是原初、创世时的宇宙形态。楚文化同秦汉大一统文化有密切联系。西汉王朝基本奠定了后世华夏文化的基本形态。那么抽象的“道”或“太一”，其原本的具体形象是什么，或者说是源自何物呢？

除了伏羲、黄帝等这些从战国文献中记录下来的华夏共祖的人物形象外，汉代纬书《易纬·乾坤凿度》中也有出自黄帝之口的创世神话叙事：

黄帝曰：太古百皇，辟基文籀，遽理微萌。始有熊氏，知生化柢，晤兹天心。意念虞，思慷寂，虑万源无成。既然物出，始俾太易者也。太易始著，太极成。太极成，乾坤行。

这段记录的意思是说，黄帝曾经回忆世界之初的状态。他说，远古的时候，诸神创立世界，其中的大神有熊氏是最为主要的。他以非凡的智慧和能量，为宇宙发生提供原动力。这里“知生化柢，晤兹天心”二句表现了有熊氏的智慧和能量来源于神圣的超自然世界。前面说过，华夏文明发生之初的情形，在传世正统典籍的记录中已经被抽象化了。也就是说后人能够从典籍中所认识到的，不是神，不是龙，也不是熊或其他任何具体的形象创造了世界，而是抽象难懂的“易有太极”“太一生水”等宇宙初始概念。而这本纬书里面的记载却明确提出了创世之初具体的形象——有熊氏。这位开天辟地之初的有熊氏，确实是人格化的神明。他是万物的奠基者，他体悟到了上天的意志，完成了创世的过程。这一进程的先后次序可归结为四阶段：

有熊氏→太易→太极→乾坤

有熊氏领悟自然的神秘力量之后才开始有混沌的“太易”，由“太易”演化出“太极”，进而有乾坤之划分，即天地之分，世界最终出现。难道有熊氏就是类似于基督教上帝的东方创始者，这一过程能够被解读为华夏版本的“创世记”吗？

看来线索是存在的。经典之中记载作为宇宙万物之本的太极，也是指元气混而为一的状态，可以和太易、太初、太一等词作为同义词。难道有熊氏是又一位开天辟地的盘古吗？这一则创世神话的发现使得人们认识到史前宇宙发生论具体鲜活的面貌，哲学经典所记载的抽象冰冷的概念似乎有更加贴近于“人”的某种具体生物来源。或许这些概念不是来自枯燥无味的思辨，而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经验。

真正的难题来了，谁是有熊氏呢？他是一位上帝、一位从未为人知的先祖，还是已知华夏祖先的别号？对此，仍然需要首先从文献记载中去寻找线索。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有熊氏指黄帝自己的国号。可是汉代学者郑玄注解《易纬·乾坤凿度》，却认为有熊氏就是伏羲。他说：“有熊氏，庖牺氏，亦名苍牙也。”苍牙这个名字或许也隐喻着天地萌芽之意。伏羲的别称为何叫苍牙？原来就是以其开天辟地的功绩来命名的。研究中国神话的人一般都熟知伏羲氏还有一个雅号——“黄熊”。综合起来看，《天问》中的熊与龙，不是平起平坐的动物。《乾坤凿度》叙述的创世过程中，只有熊而没有龙。若想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联系，还需要从史前人类以神话思维看待物候变化的经验和联想入手。“有熊氏”在上古人心目中是伏羲和黄帝二者共同的名号。很显然，他们二人却不是同一个祖先形象的不同称号。在战国时期成熟起来的三皇五帝系统中，作为三皇之首的伏羲和五帝之首的黄帝共同享有一个“有熊”圣号，这又是为什么呢？

《乾坤凿度》中，黄帝亲口讲述，比他更早的皇王伏羲已经有了“有熊氏”的名号，而黄帝本人也得名有熊氏，这不是可以表明二者一脉相承的族系或文化认同的关联吗？那就等于是说，黄帝部落承认自己属于有熊氏，而且是有熊氏的后裔。而华人自认为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现在难道也可以说是“熊的传人”了吗？这是老祖宗自己坦承的啊!从《乾坤凿度》所描述的以有熊氏为主角的华夏创世神话看，宇宙创生化育的本源道理，以及神秘天意的本源即“天心”，都是从创世的终极始祖有熊氏肇始的。原文中第一个“始”字，标明有熊氏独一无二的优先地位。第二个“始”字讲的是宇宙节律出现，开始协调、顺畅，开天辟地伟业的条件形成，那就是“太易”——最初的变化。如果将这两个“始”等同起来看，文献中的“有熊”和“太一”就成为同一种神话思维下世界创生论的不同表述。第一种表述是人格化的和具象的；第二种表述为概念化的和抽象的。前者联系着更加古老的口传神话叙事传统，后者则开启了非神话的书面文字式的形而上推理的宇宙论，也成为“易有太极”一类哲学话语的发端。从创世程序看，前者讲述原始人格神的造或生，以混沌（鸿蒙）或有熊为先，后者讲述从一到多的概念或数字演化过程。先有“一”或“太易”，随后由太易衍生出太极，再由太极演出乾坤天地阴阳和万物群生。老子将这一过程概括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著名发生公式。将两类表述统合起来看，这样的宇宙发生论程序，分明是将有熊氏作为万有之本源、群生之祖。中华文化的儒道传统背后居然隐藏着这样的神话编码。

当然，这里的有熊氏，很可能是先民氏族名号，而不仅仅是追记祖先为熊图腾。以有熊为氏号的族群、部落所建立的国家，史称“有熊国”。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这就是说，华夏的先祖，从黄帝到舜和大禹，都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支系不同。他们各自为了显示其“德”，而采用不同的国号。黄帝就是号有熊，而大禹是夏代的国王，姓姒。司马迁的这一叙事是从黄帝开始的，容易让后人理解为黄帝是有熊国的创立者。但是从注释家们引证的材料看，黄帝其实也只是有熊国的传人，而不是该国的始祖或创立者。《史记集解》引谯周的话说：“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那就是说黄帝是少典的儿子。皇甫谧解释说：“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这话明确了有熊国的所在。谯周是三国时人，皇甫谧是晋人，可想而知，汉晋时代人还能明确指出有熊国的地理位置和祖先宗谱。2006年中国国务院颁发牌照认定新郑为“黄帝故里”，其历史依据或许就是来源于此。不过汉代班固所撰写的《白虎通·号》又说道：“黄帝有天下，号有熊。有熊者，独宏大道德也。”班固以官方史官的身份认为有熊是黄帝统一天下后的圣号，其意义是指“独宏大道德”。如果按照“道”与“德”二字的本义去理解，“道”可指宇宙的本源与生命力，“德”则指人所能获得的生命能量。能够“独宏大道德”的事物或者生命，理所当然属于创世神话所讲宇宙创生的原动力。这不正好印证了《乾坤凿度》中的领悟“天心”吗？也同司马迁所说的“以章明德”说法相互呼应。只不过这里的“有熊”是黄帝，而非更远的先祖。

在道家的叙述中，称这样的宇宙本源和动力为“混沌”。混沌被人格化为初始神的形象，最终被分别代表时间和空间的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共同凿出七窍而死。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则是道家对这种初始状态的抽象的、非人格化的称谓，用郭店简书的说法就是“大一”或“太一”。

对于熊的了解，除了今天动物学分类所说的大型陆生哺乳动物之外，古代人自有其神话式的理解和意义建构。汉字属象形文字，汉字的字源也是探索原始文化编码的手段。古“熊”字本来就写作“能”，即今天所说能耐的“能”。现代的辞书解释“能”字，首先要标明其为“传说中的一种兽”。比如《国语·晋语八》记载：“今梦黄能入于寝门，不知人杀乎，抑厉鬼邪？”韦昭注：“能，似熊。”梁任昉《述异记》卷上也说：“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鲧于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泉。今会稽祭禹庙，不用熊，曰黄能，即黄熊也。陆居曰熊，水居曰能。”这后一种水居动物“能”可指鱼鳖类的存在，神话中又称“三足鳖”。有趣的是，《山海经》注引《归藏·启筮》篇记录着：“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文献中再一次出现了化身龙与熊的分歧。请注意，熊（能）或龙都已经被同夏代先祖大禹的父亲联系到一起。这不是后人凭空臆造的虚假材料，也不仅仅是笔录之误，前面已经说过，龙与熊在形象上确有一定的实际联系。书写者也许不知其所以然，但记录中却很可能隐藏了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与思维的线索。与后起的“熊”字相比，汉字“能”应该说是含义丰富而具重要的哲理性概念，而这个概念也和“象”（大象）、“物”（牛）等概念一样，以某一种巨大的陆地动物为形而下表象即原型，甚至还兼及水生动物三足鳖。汉字意义上的增加和使用上的替换，往往带来混淆和遮蔽的后果，以至于今人“望文生义”时，往往已经不得要领了。

郭店楚简中《太一生水》篇，原本说的是抽象的问题，但是从“能”字和“熊”字的原始意义看，辅之以生物学和物候学的知识，上述远古文化具体的解读信息就逐渐清楚了。

是古（故）大（太）一藏于水，行于时。洀（周）而或（又）始，以己为万勿（物）母。

能（一）块（缺）能（一）浧（盈），以忌（己）为万勿（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智（知）此之胃（谓）……

这里所记录的“能缺能盈”的两个“能”字，在竹简上写作上方为“羽”、下方为“能”的异体字，其文意被当代注释者解释为“一缺一盈”，表明“熊”的本字“能”可以当作“一”的通假字。换句话说，“能缺能盈”就是“熊缺熊盈”。在先秦文字使用上“熊”与“一”的这种互换关系，可以说是隐藏着丰富的信息。“能缺能盈”的观念很可能来自人类观察熊随季节而变化的生理习性而得到的经验。为准备漫长的冬眠期而贴秋膘造成身体脂肪堆积，这就是“熊盈”的最初意义；冬天蛰伏后在春天重新走出洞穴时，熊体重消耗最多，几乎皮包骨，也就是“熊缺”的表象。楚简书中所写这个“能”字上方加有“羽”字，这个异体的“熊”字绝非凭空杜撰的孤证，与它对应的是上古传统造型艺术中表现的“飞熊”“鹰熊”一类神话形象。此类神话造型的例子如殷墟侯家庄1001大墓考古出土的鹰首熊身大理石雕坐像，以及西汉飞熊形辟邪玉壶。这些造型形象一看即可知，比起文字更为直观。

“能缺能盈”或者“一缺一盈”是冬眠的熊变化的明显外在特征，和大自然一岁一枯荣的变化节奏是完全合拍的。今天人们都使用公历纪年。这样的历法虽然通用于世界，能够在全球范围统一作息标准，但是相对于华夏祖先创制的农历而言，人同自然界的节律的应和就不是那么彰显。中华习俗中的二十四节气，还有每月精准的月相变化的反映，不但体现着华夏祖先农业为本的现实生活需要，更体现了先民对自然规律的体察，将天文、物候和哲学思考等完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里面蕴藏着一种生存的智慧。为农时服务的节气，是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比如惊蛰，就是万物复苏的时令，原来被称为启蛰——万物从蛰伏中醒来，开始新的生命周期。这种自然现象被古人观察到，就以神话的思维方式解释出来。于是就有了大禹之子名为启的神圣叙事，也就有了大禹之父鲧化为黄熊（黄龙）的复生神话。这类命名和叙事，乃是古人留给后世的符号编码与习俗，其中潜藏着对神秘谜题的解答提示。人们习以为常的龙—蛇也正是冬眠的动物，蛇和熊的不同之处在于，熊的生命周期循环体现为盈入缺出，蛇则是不断蜕皮而生长，这在古人眼中也是生命再生循环的体现。神话思维将熊理解为拥有死而复生能量的神灵或神仙，华夏先民对熊的这种能量怀有特殊的崇拜和艳羡，并试图按照仿生学原则模仿熊的季节性作息规则。“有熊”名号的深层编码，到这里有了初步的揭示。

回头再看楚国。楚人的先祖之国有别名叫“熊盈国”，其天人合一的模仿道理很可能就来源于上述神话思维经验。从屈原《离骚》的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可以了解到，楚人以颛顼高阳氏为神祖，据史料记载，颛顼是黄帝有熊氏的后代，那么楚先民之熊盈国和黄帝有熊国不就拥有了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吗？这样的谱系梳理就便于揭开二十多位楚王惯常以熊为号的历史之谜了。熟悉《山海经》的人，一定会记得《中山经》的熊山熊穴神话。那冬闭而夏启的熊穴，被说成是“恒出神人”之地，折射着神熊冬眠为死、春夏觉醒为复生的循环往来的生命现象。这当然也符合楚简《太一生水》中“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的神圣生命循环原理。

从“熊”和“一”的神话对应还能看出，“大（太）一”与“大（天）熊”，分别作为两种创世神话类型的创生主体，其实隐约透露着相互认同和互换的关系。依照思维发展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应该是太初天熊创世神话在先，太一生水创世神话在后。在楚国先祖神系列中，有着这样的谱系：老童—祝融—鬻熊。在这种三联关系中，学者多以为鬻熊即穴熊，这完全对应着《山海经》熊山熊穴神话的编码原则，熊穴冬闭夏启的季节循环对应着神熊的冬眠与复出。同样，还有老童返老还童的神话无疑也反映着此种现象。如今以“神话历史”眼光来审视楚族的祖先谱系传承，那脱胎于以天熊或大熊为首的创世神话的迹象，就显得较为清楚了。祝融在中华神话中已经被视为火神，而在楚地以祝融为主角的创世神话，无非是太初有熊神话原型的某一种置换形式。这种神话整合的遮蔽效果可见一斑。

如果以伏羲为有熊，对应的就是从“太初有熊”到“易有太极”的哲理化展开模式；如果以黄帝为有熊，对应的则是以黄帝为初祖的族系衍生谱系，如《世本》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山海经》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作为创生的生命本源，不论是伏羲、黄帝还是颛顼，每一位均可视为太初有熊的置换化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口传的衍变、文字的出现，这样的生命密码，在关于华夏先祖的记载中便遮蔽了原初的生命体验，进而由于大一统的观念整合，上升到哲理的概括或抽象文字符号，其本来意义就湮没不闻了。

当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采取了以黄帝为初祖的谱系脉络。因此黄帝的有熊国得以保存在文献记录中。而另外楚地的熊盈国，因为属于中原文明以外的非正统，只能靠零碎的记载和后发掘出的简帛书来了解。这些出土的简帛文字不但证明了楚国的世系，更为后人求索先民文化风貌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否则正史中的记载就成为孤证，会令人不知其所以然。熊与龙的神话编码所代表的生命循环意义，同哲学智慧从中抽象出的生命能量与生命本源之意义，也都不免沦为刻板的语词符号和艰涩的理念表述。

六、楚帛书的“太初有熊”

如前所述，除了传世文献提供的线索，当今的研究者还从地下出土文献得到关于“有熊”的多方证明。郭店楚简是一个，另外还有楚帛书《甲篇》。楚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被盗掘出土的。1944年首次以《晚周缯书考证》的名义，被一位叫蔡季襄的学者披露。随后被辗转卖到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前面说过楚文化对其后时代的影响，现在再来看楚文化同其以前时代的关系。一提到楚地新出土文献，人们习惯上会理解为战国时楚人如何如何。其实从文化传承渊源看，楚文化突出地承袭着殷商文化的余脉，由于没有受到中原儒家理性主义的排斥，楚国早期书写文献中保留的不只是楚地一个地方的人文信息，也包含着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古老神话题材及神话人物，尤其是西周以前的珍稀文化成分。这也是屈原在《天问》中发问的前提。如果要审视战国时代楚帛书、竹简书，那么这是一个必要的观念背景。楚帛书同《乾坤凿度》与郭店楚简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就是，它的记录体现了比较鲜明而具体的神话形象。楚帛书《甲篇》中是完全人格化的创世神话，而《乾坤凿度》中是半人格化、半抽象化的创世神话，《太一生水》中则是非人格化的宇宙发生论。将三者对照起来审视，从神话故事到理论演绎之间过渡迹象十分明显：楚帛书开篇叙事“曰故大熊庖戏出”，伴随着有关混沌状态的大段描写。《乾坤凿度》假托黄帝讲述的创世神话始于“太古百皇，辟基文籀，遽理微萌，始有熊氏”，虽隐去伏羲（庖牺）名字，却还保留着“百皇”和“有熊氏”等人格化形象，这就给后文中出现的“太易”“太极”“乾坤”等抽象概念保留着形而下的原型形象。《太一生水》就几乎完全是抽象的哲学概念符号了。

那么楚帛书开篇的“曰故”二字又该如何理解？从文化源流上判断，文字所记录的只是人类史上极其短暂的一瞬，文字也不简单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重要的是文字记录下的口头语言难免遮蔽原貌，甚至给人类社会的组织和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重大变化。早在文字发明以前，人类已经有了说话的能力，语言交流的时间要远远久于文字的书写。而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化记忆与传承就是依靠口耳相传来实现的，所以在上古典籍中还保留着口头语言的痕迹。《论语》的“子曰诗云”模式就是一例。再比如学者们认为《尚书·虞夏书》中“曰若稽古”中的“曰”，如果反映着虞夏时代的发语惯例，可能就是演化为商周以后甲金文记录“王若曰”中“曰”的来源。由于《虞夏书》所追记的是远古之言，带有口头语言的特征，因此后发明的文字就可能部分记录着远古时代口头文化的信息。这样的表述可以理解为在讲故事时，开头说的“据说”“古时候”，这样的用法是部落社会中巫祝和祭师们在举行仪式时的典型口头套语，而诸如前面提到的“太一生水”“道纪”“有物混成”“易有太极”等等，都是儒道不同典籍中追记远古世界初成时，从典型的神话叙事套语中抽象出来的。那么这些被记录在文字中，具有口传特征的表述又给今人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天熊再世：轩辕和有熊名号的统一

探索传统儒道哲学概念背后隐藏的编码规则，或者说其背后体现的具体原型正是从对“有熊”的经验开始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都共同丰富着太初有熊谜题的答案信息。华夏文化根脉之中存在着两种话语，一个是具体形象的，一个是抽象概念的，这都产生于先民对于自然的认知与解释。只不过具体生动的神话思维与解释慢慢地都被文字的记录所遮蔽，抽象成后人难以理解的文字符号与概念。幸运的是，21世纪的研究者拥有着比前人更为丰富的资源与线索去探索文化之谜。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野更是解码文化大传统的重要工具。

今天，从地面仰望晴朗的夜空，小熊星座中的北极星在北方闪烁，大熊星座的北斗星则以斗柄直指北极星，绕其旋转。这令人想起古今中外关于北斗与北极星的记载。这样的记载同熊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从中又可以破解出什么样的文化编码呢？《论语·为政》中记述孔子的话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同起源于古巴比伦的西方大熊与小熊星座想象不同，中国传统的星象组合是北极星与北斗七星。这与熊有关吗？看起来没有关联啊!别急，答案也许要从出土实物中寻觅。在中国，北极星也被古人称为北辰，它端居天体中央而不动，众星围绕它旋转。有德的统治者也是如此，天下人之归顺他就像众星环绕北辰一样。在初民的神话联想中，北斗是天帝之车，天帝乘坐着由北斗组成的车，巡行四方，运行一个周期就是一年。同时，观测者根据帝车的旋转区分出一年中的阴阳两个半年，分判出四季和节气等。这表明天体运行同自然物候以及人的生息的密切关联。“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形象来源不正在于此吗？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说：“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这段话透露出西汉时利用北斗星象确定季节的方法，也说明星象中的帝车如何能够演化出阴阳四时变化的规则。这也给太初有熊和太一生水的创世神话提供出明确的天文参照系。那么黄帝分别有着“轩辕”与“有熊”的别号，这究竟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呢？北斗星属于大熊星座，围绕着小熊座的北极星旋转。而中国古代又将北斗称为帝车，那是天神乘坐的车辇。轩辕之义不正是与车有着密切关联吗？传统中“名为字表”的说法也未尝与产生这样别号的思维无关呢。

按照天人合一的逻辑，北极星被认定为天体之中心，围绕北极而旋转的是北斗星，与之对应的是大地上的中心，在神话地理上就是《山海经》的《中山经》，在其四方围绕着《东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和《北山经》，四山之外则有《海外四经》和《大荒四经》等。值得注意的是熊山熊穴的位置，恰好处在中山，与天庭上的中央即北极帝星构成上下的对应。这种表象的背后不正是后世华夏中央四方观念的神话式的隐喻吗？

相传有熊国位于中原。今天河南新郑人自认为本地是黄帝有熊氏的故里。当地有一村庄名为熊庄，今人改称能庄，似乎呼应着当年黄帝的国号。当地百姓至今仍口传有所谓“天心石”故事，而且该地区一直保留着天心石实物。他们认为该圆石即自古传下来的坐标符号，对应着天上的中心。这样的口传叙事，不是后人的编撰，而是当地民间自古以来的文化记忆。黄帝的中央地位，同有熊国的地理位置，显然都是同先民的经验与思维观念相对应的。不过这是留存于民间口传的线索罢了。

中国有所谓四大神兽，历来是神圣的象征。在四大神兽之中，北方玄武是一个有意味的形象。在汉代的文物中定型北方玄武形象之前，是否有一个北方神熊形象呢？口说无凭，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青铜器熊雀形器足一对，呈现为立熊站在朱雀背上的奇妙造型[图9，引自《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近在陕西省泾河工业园光明饮品厂工地出土的汉代编磬架座造型：神龟卧在下方，朱雀立在龟背上方（图10）。

前面说过，这个“能”在古代指熊或三足鳖。如此对照之下，可以看出，神熊与玄武之龟，具有相互置换的可能。这意味着，在玄武崇拜登场以前，曾经有以熊为北方之象征的观念存在。那么熊为什么和北方相联系呢？接续上面，最大的可能性出自天文星象神话。巴比伦人和希腊人都将夜空中的北斗星系称为大熊星座。他们的依据，很可能是直接的肉眼观测和对星座形状的联想，进而以神话思维产生出神话叙事。中国古代天文观念中虽然没有明文记载的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但是初民从同样的视觉印象中做出类似的神话式模拟，其可能性也是有的。星座上神熊的联想，是通过北极星为轩辕（帝车）黄帝—有熊—天帝的身份而实现的。由于北极星和北斗帝车在天象总体格局中被认同为中央，所以象征北方的熊也常常象征中央的至尊神位。例如前面图7所示的汉画像石，在伏羲女娲男女二神上方中央位置，刻画出了一只舞蹈状的神熊。图11则为汉代陶鼎盖上的天体四神图：东方苍龙对应西方白虎，北方神熊对应南方朱雀。图12也是朱雀对神熊的汉画像。

图13所示为汉画像天界图：神熊位于中央，左面有西王母和月亮，右面有东王公和太阳。仅从天界的位置上判断，神熊处在北极即帝星位置。《史记·天官书》记载着这样的话：“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此处的“斗”即指北斗。《诗经·小雅》有“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这都是依据形状轮廓的相似性而得出的神话联想。一旦将北极星与北斗比作中央，其至尊地位就会突显出来。熊在古代神话世界中的位置，既有位居中央的，也有位于和朱雀相对应的北方位置的，道理或许就在这里，还有的汉画像构图表现神熊与柏树，成为生命力之生长的象征。上博简《容成氏》中讲到大禹建立五方旗帜制度，日、月、蛇、鸟四种意象代表东西南北四方，让它们如同众星拱卫北极星一样，拱卫着中央之旗上唯我独尊的熊神。这种取象图标，是怎样依照天人合一逻辑而形成的呢？回到天象方面的仰观视角，答案或许就在其中。

图14为汉画像中的北斗帝车造型：斗状四星为车箱体，斗柄三星为车辕。车上端坐着的是中央天帝，有众神鸟飞翔于帝之左右。图15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先公墓的神秘青铜熊车，对其形制和用途等，目前学界尚未有合适的解释。但是这个出土的先秦铜器，参照北斗帝车的神话天文观念，恰好可以验证前面关于大小熊星座联想的神话思维。根据嬴秦为颛顼后代的事实，颛顼是黄帝之孙，可知秦人也是黄帝有熊氏后裔。秦人之姓“嬴”，据历史学家李玄伯论证为“熊”的通假字。据史料记载，秦人祖先在西陲之地为周王养马有功，受封秦地。秦人祖先时代的铜车造型完全不同于后来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实用性马车，应该是具有神话象征意蕴的崇拜礼器。结合上面所有线索、信息和已经解开的文化编码，可尝试做如下解读：由四鸟和四虎所拱卫的铜车或许是模仿天象之帝车或轩辕车，而车顶中央的神熊则象征着天庭上的中央帝星。对于地下的俗人，帝星可以下凡化作自己的神圣祖先。颛顼和黄帝有熊氏祖先的图腾记忆，轩辕和有熊两个圣号就这样统一在熊车的造型中。

人类的文明史相对于地球的历史不过是一瞬，而这一瞬对于后人而言也会成为遥远的时间记忆。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塑造出新的形态，同时也会一层一层地遮蔽原初的文化形态。华夏文明是数千年前发生的几大古文明持续到今天的少数特例。这样的特殊性也给华夏族系的传人带来巨大的困惑。重要的是，某些异常久远的祖先时代文化记忆，在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涂抹之下，几乎成为无法解说的悬案。多重方法与视角的应用是解决中华文明发生期之谜的重要途径。上述从龙图腾到熊图腾的深入立体开掘，是一种解码远古文化之谜的尝试。重视神话思维与不迷信文字，将为今人带来神话历史的全新认识。

汉画像石中一再出现的中央熊神，原来是六七千年前神熊崇拜神话发展到距今两千年之际的终结形式。

人类学和考古学进入中国不足百年。用大传统解读小传统之门，才刚刚开启。大量失落的文化记忆，有待于后人重新找回。一旦找回文化的原型编码，三级编码之典籍叙事，就有了解码的可能。最后试解答《天问》的熊龙关系难题：虬龙是作为天地之间沟通的神秘交通工具而存在的，虬龙背上所负载的熊，才是神圣的主体，莫非这对应着“有熊黄帝骑龙升天”的神话母题？

【注释】

[1] 参看叶舒宪，《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光明日报》，2012年8月31日。

[2] 参看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第九章至第十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