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颤是一种以快速、无序心房电活动为特征的室上性快速性心律失常，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

我国房颤相关大型流行病学研究较少，较为权威的调查研究有两项。2004年中国14个省份和直辖市自然人群中29 079例30～85岁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房颤总患病率为0.77%，标准化后的患病率为0.61%，男性患病率约为0.9%，略高于女性患病率0.7%。采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对该抽样调查重新标准化后，更新房颤标化患病率为0.65%，男性为0.66%，女性为0.63%。另一项研究为2013年发表的，根据我国不同地区自然人群中19 363例年龄≥35岁成年人的横断面调查，房颤粗患病率为1.03%，经年龄调整后患病率为0.77%，其中男性人群的标化患病率为0.78%，女性为0.76%。

房颤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2004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指出在50～59岁人群中房颤患病率仅为0.5%，而在≥80岁人群中高达7.5%。2013年发表的调查结果中同样体现了房颤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图2-18）。

近年来，国内不乏一些局部小范围的房颤流行病学调查，这些研究体现了我国不同地区房颤患病率存在差异。一项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5岁以上城乡居民14 618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新疆地区房颤患病率为0.40%，标化患病率为0.35%。太原市对9309名20岁以上常住居民进行现况调查，结果提示该地区房颤患病率为0.90%，男性高于女性（1.00% vs．0.86%），并且有随年龄增加的趋势。另外一项来自吉林省2017年的报道指出，该地区40岁及以上人群房颤的患病率为0.7%，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广东省一项纳入19 964名50岁及以上社区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房颤的患病率为0.80%。云南省的一项47万居民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房颤及其相关脑卒中负担增加显著，近11年房颤患病率增加20倍（图2-19），房颤相关脑卒中增加13倍。我国房颤患病率、发病率的增加以老年人较为显著。

2017年发表的一篇以中国研究为主的亚洲地区房颤流行病学荟萃分析指出，亚洲地区房颤发病率为5.38/（1000人·年）。我国房颤发病率的特点为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分别为1.68/（1000人·年）和0.76/（1000人·年），且房颤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该项研究中发病率最高的人群为65～74岁的男性和大于75岁的女性，分别为4.3/（1000人·年）和1.7/（1000人·年）。一项基于60岁及以上人群的研究显示，该人群房颤发病率为4.9/（1000人·年）。另有纳入95 622名山东省汉族城市居民的前瞻性研究提示，房颤的发病率在45岁及以下人群中很低，呈现显著的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图2-20）。

血栓栓塞事件是房颤患者的主要并发症，脑卒中占房颤相关栓塞事件的85%。一项房颤登记研究显示，在我国房颤患者脑卒中患病率达到7.4%。2017年发表的中国脑卒中流行病学相关研究也指出，房颤患者脑卒中患病率仅次于有脑卒中家族病史的人群，脑卒中患病率达9.74%。房颤患者脑卒中的发生风险明显增高，其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增加了约4倍。一项2018年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对来自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的数据进行分析，该数据纳入了726 451名40岁及以上的居民，分析结果显示，房颤患者脑卒中的患病率为9.48%，显著高于非房颤患者的脑卒中患病率（2.26%）（图2-21），在进一步调整年龄、性别、地理位置、超重或肥胖、吸烟、酒精摄入、体力活动、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及脑卒中家族史后，数据显示房颤与脑卒中的发生显著相关，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在低收入地区、中等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分别是非房颤患者的 1.72倍（ OR：1.72，95% CI 1.50～1.98），1.63倍（ OR：1.63，95% CI 1.50～1.78）和1.66倍（ OR：1.66，95% CI 1.52～1.82）。

房颤相关的脑卒中及体循环栓塞事件，致残率、死亡率和复发率都较非房颤相关脑卒中更高。一项纳入10 528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无房颤患者中严重残疾的患者比例为26.5%，而房颤患者中这一比例达32.9%（图2-22）。

2013年《Stroke》杂志发表一项研究，连续纳入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12 686例，其中2185例患者伴有房颤。非房颤患者脑卒中后30天的死亡率为10.2%，房颤患者脑卒中后30天死亡风险升高1.2倍，死亡率为22.3%（图2-23）。

一项人口基础的注册研究，纳入2874例首发脑卒中患者，最长随访时间10年，结果显示，非房颤患者1年脑卒中复发率为6.9%，而房颤患者复发率为9.9%（图2-24）。

因此，预防房颤患者脑卒中的新发与复发，在房颤患者综合管理策略中至关重要，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全球性的脑卒中登记研究指出有10%以上的缺血性脑卒中是由未发现和未治疗的心房颤动导致的。2017年发表的研究指出，1999年至2014年15年间，中国人群房颤相关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增长了至少2.5倍，其中大部分发病患者未接受抗凝治疗。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我国只有1.7%的房颤患者服用华法林。2014年开展的前瞻性研究，只有18.6%的患者接受华法林抗凝药物治疗。2017年发表的调查我国西北部地区1014例房颤相关脑卒中患者出院后抗凝治疗情况的数据显示，有20.0%的患者接受了口服抗凝药物的治疗，其中19.4%使用的为华法林，有57.5%的患者口服抗血小板药物，另有22.5%没有接受任何相关口服药的治疗。该调查还指出，随着年龄的升高抗凝治疗率有所下降。有研究指出，在房颤患病率更高的60岁以上人群，只有1%的患者接受了华法林抗凝治疗。近年来，有证据表明我国脑卒中高危房颤患者抗凝治疗率已有大幅上升（图2-25），但较欧美国家仍有差距。

房颤患者的内科治疗手段，首要是进行规范化抗凝治疗，降低脑卒中发病率，改善患者预后。多篇荟萃分析和临床研究指出，新型抗凝药物达比加群的使用在预防房颤患者临床不良事件中有显著优势。2017版中国心房颤动患者脑卒中预防规范也同样指出，新型抗凝药物特别适合亚洲人，优先推荐其用于我国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的脑卒中预防。

房颤患者内科治疗还包括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使用，相关研究指出中国房颤患者中，胺碘酮和普罗帕酮是使用最多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医生对抗心律失常药物处方较规范，但治疗依旧存在很高的处方停药率。

对于房颤患者外科治疗的探索，随着微创治疗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房颤造成血流动力紊乱后，易在左心耳形成血栓，90%～100%的非风湿性心脏病房颤患者血栓可能来源于左心耳。进行左心耳封堵可有效预防非瓣膜性心房颤动相关的脑卒中。近年来，微创介入手术经皮左心耳封堵术（percutaneous left atrial appendage occlusion，PLAAO）发展迅速。多项临床研究证实，PLAAO用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安全有效。2012年欧洲心脏病学学会（ESC）发表的心房颤动患者管理指南及我国最新心房颤动患者脑卒中预防规范都推荐了PLAAO对适用人群的应用（表2-4），但推荐级别较低，主要原因是尚缺乏临床研究证实PLAAO较之于口服抗凝剂治疗的非劣性。

1993-2013年，我国共计进行5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其中前4次（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为全年龄段调查，最后一次2013年则针对15岁以上年龄段进行调查。五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缺血性心脏病患病率依次为2.0‰、4.35‰、4.6‰、7.7‰和10.2‰，20年间我国城乡居民冠心病患病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图2-26），并且城市显著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

来自《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7）》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冠心病死亡率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从2002年以来，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2016年其冠心病死亡率均为113.46/10万。

众所周知，缺血性脑卒中与冠心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4年发表在《Stroke》杂志的瑞典心脏重症信息登记研究对心肌梗死后发生脑卒中的风险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该研究共入组1998-2008年间共计173 233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其中3571（2.1%）例患者在急性心肌梗死后30天内发生了缺血性脑卒中，该研究提示年龄、性别（女性）、脑卒中史、糖尿病、房颤、心力衰竭、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等都是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2017年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回顾性分析2003-2014年间美国国家住院患者数据库中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入院的864 043例患者，其中有13 573例（1.6%）患者住院期间发生急性心肌梗死（79.5%为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20.5%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和无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率分别为21.4%和7.1%，并且住院时间和护理费用在急性心肌梗死组高出50%。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中发现，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发生心肌梗死最强的预测因素包括高龄、冠状动脉疾病史、慢性肾功能不全、机械性血栓切除术史以及心脏节律和传导异常。

2015年发表在《The Lancet》杂志的“China Peace研究”是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和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联合承担的一项大型全国范围内的“冠心病医疗结果评价和临床转化研究”，对我国冠心病的整体诊治现状进行系统的调查与分析。该研究纳入了2001年、2006年和2011年来自全国162家医疗机构具有代表性的13 815例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其研究结果提示：在2001-2011年间，STEMI患者的住院率升高，推算每10万人的STEMI住院率在2001年为3.7，2006年为8.1，2011年为15.8，趋势 P值＜0.0001，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发病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反映治疗普及性增加；在用药方面，对比2001年及2011年的数据发现，起病24小时内应用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的比例大幅上升（79.3% vs．91.2%， P＜0.0001；1.5% vs．80.7%， P＜0.0001）；另一方面，尽管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使用率不断增高（10.2% vs．27.6%， P＜0.0001），但未能实现血管再通治疗的比例无明显下降（44.8% vs．45.0%， P=0.82）；调整后的在院死亡率也未发生明显下降（ OR=0.84，95% CI 0.62～1.12， P=0.06）。

在对各类药物使用状况的进一步分析当中发现，对于阿司匹林的急性期应用：尽管在过去10年间阿司匹林的急性期使用率大幅上升，但仍有大约15%的医疗机构阿司匹林急性期应用率不足80%，主要集中在高龄、起病伴有心源性休克、无胸部不适主诉、非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non-STEMI）以及未接受再灌注治疗的人群中，此外在农村地区急性心肌梗死的住院率也影响了阿司匹林的应用率。在ACEI/ARB的应用方面：调整后的ACEI/ARB应用率在2001年、2006年和2011年分别为62.0%、71.4%和67.6%，该数据提示，尽管ACEI/ARB应用率在过去10年间有部分上升，但在2011年仍有1/3具有Ⅰ级应用指征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在住院期间未能应用ACEI/ARB治疗；对螺内酯使用状况的数据分析显示，在螺内酯最佳应用人群当中的应用率显著上升（28.6% vs. 72.4%），但同时也发现，在螺内酯应用禁忌人群、未提示螺内酯应用指征人群及螺内酯应用指征未知的人群当中，螺内酯的应用也出现上升（11.4% vs. 27.5%，27.5% vs. 38.3%，21.3% vs. 35.1%）。在氯吡格雷的应用方面：调整后的氯吡格雷应用率在2006年为45.7%，在2011年为79.8%，存在显著上升；但氯吡格雷的应用状况在2006年及2011年都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其应用率2006年波动在1.5%～58.0%，2011年波动在48.7%～87.7%。在过去的10年间，尽管氯吡格雷的整体应用情况上升明显，但在地区间差异仍然十分巨大，对于未接受血管再通治疗的患者以及农村地区的患者其接受氯吡格雷治疗的几率更低。在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方面：过去10年间β受体阻滞剂在其理想应用人群中的应用率分别为：2001年为54.3%，2006年为67.8%，2011年为61.8%。高龄、收缩压低、心率低、主诉无胸部不适以及收治到非教学医院的心肌梗死患者应用β受体阻滞剂的几率更低。

在过去10年中，总体来看，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与治疗现状有一定的提升，但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的再灌注比率和在院死亡率改善并不明显，各类药物的规范化使用仍有上升空间。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由于心脏结构或功能异常导致心肌收缩或舒张能力受损进而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的临床综合征，心衰为各种心脏疾病的严重和终末阶段，易引起全身血流动力学紊乱而导致死亡，因此是全球慢性心血管疾病防治的重要内容。

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情况的逐渐严重，直接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病率不断升高，心力衰竭的患病率也随之增加。2000年中国心血管健康多中心合作研究组应用四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我国10个省市20个城乡共计15 518例35～74岁的人群，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慢性心力衰竭的患病率为0.9%；其流行病学特点为，女性高于男性、北方高于南方、城市高于农村，且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高而上升（表2-5）。

对我国42家医院1980年、1990年以及2000年三个年度住院的10 714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1980-2000年由冠心病导致的心衰的比例由36.8%上升至45.6%，并已取代风湿性瓣膜病成为心衰住院患者最主要的病因（表2-6）。

2016年发表的来自我国香港地区的2005-2012年心衰登记研究的结果显示，在此期间因新发心衰住院率为0.59/（1000人·年），该部分人群最常见的合并症为高血压（69.8%）和冠心病（29.3%）。2017年发表的综合2012-2015年中国心衰注册登记研究结果显示，心衰患者平均年龄（65±15）岁，男性占59.1%，主要合并症有高血压（50.9%）、冠心病（49.6%）和房颤（24.4%）。

近年来有多项研究显示，心力衰竭患者的脑卒中发生率高于无心力衰竭患者，合并脑卒中的心力衰竭病死率高于未合并脑卒中的患者。2006年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奥姆斯特德县的队列研究，纳入630例心衰患者，平均随访4.3年，结果发现，在心衰诊断后的30天内与一般人群相比脑卒中发生的风险增加了17.4倍，并且在随访5年期间内脑卒中的风险仍然升高。另外，心衰患者发生脑卒中后死亡的风险比没有发生脑卒中的患者增加了2.31倍。

来自荷兰的鹿特丹研究对心力衰竭与脑卒中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据其2010年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数据显示，该项目共包括了1990-1993年间纳入鹿特丹研究的7 546名无脑卒中病史的55岁及以上的人群，基线入组时，233名入组者患有心力衰竭。在平均为9.7年的随访时期后，2014人新发心力衰竭，827人新发脑卒中（470例缺血性脑卒中，75例出血性脑卒中，282例其他类型脑卒中）。心力衰竭患者在随访后1个月内发生脑卒中的风险为无心力衰竭患者的5倍（调整年龄与性别的 HR=5.79；95% CI 2.15～15.62）；但该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下降，在随访1～6个月时，心力衰竭患者发生脑卒中的风险为无心力衰竭患者的3.5倍（调整年龄与性别的 HR=3.50；95% CI 1.96～6.25）；在随访0.5～6年时，心力衰竭患者发生脑卒中的风险为无心力衰竭患者的0.83倍（调整年龄与性别的 HR=0.83；95% CI 0.53～1.29）。

在2017年，丹麦发表了其对于心力衰竭与脑卒中30年的随访数据，共纳入1980-2012年的289 353例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分析，并纳入1 446 765例普通人群作为对照。心衰患者组1年和5年后发生缺血性脑卒中、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风险分别为1.4%和3.9%、0.2%和0.5%、0.03%和0.07%。心衰患者组30天内缺血性脑卒中的调整发病率显著增加，为对照组的5.08倍（95% CI 4.58～5.63）；30天内脑出血的调整发病率也显著升高，为对照组的2.13倍（95% CI 1.53～2.97）；30天内蛛网膜下腔出血发病率为对照组的3.52倍（95% CI 1.54～8.08）。在31天至30年的时间区间内，所有脑卒中亚型的发病风险与心力衰竭仍然呈正相关（缺血性脑卒中为对照组的1.5～2.1倍，脑出血为1.4～1.8倍，蛛网膜下腔出血为1.1～1.7倍）。由此可见，心力衰竭与所有脑卒中亚型的短期和长期风险增加皆相关，是缺血性脑卒中、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一个有效且持久的危险因素。

心力衰竭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预后较差，且病死率高，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关于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据2002年发表的全国慢性心力衰竭住院病例回顾性调查显示，治疗心衰药物使用情况以利尿剂、硝酸酯类、洋地黄为主，总体应用比率分别为55.4%、43.2%、48.2%，其中洋地黄、利尿剂使用率有所下降，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和β受体阻滞剂使用率逐步上升。有较多循证医学资料证实，多数ACEI类药物明显降低心衰死亡率20%左右，β受体阻滞剂也被证实为降低心衰死亡率，尤其是卡维地洛明显降低稳定的Ⅳ级心功能患者的死亡率34%。

近年来，中国心衰患者注册登记研究（China-HF）对全国范围内心衰患者的诊治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该研究自2012-2014年结合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地域和经济状况选择了来自全国88家医疗中心的8516例心衰患者。在其2015年发表的初步数据中显示，目前在我国，心衰发病的平均年龄小于发达国家水平，提示我国对于心衰危险因素的控 制、筛查与诊断的完善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在药物使用方面，入组患者在入院前规律应用药物的比例偏低，患者住院期间静脉利尿剂的应用比率为72.4%，硝酸酯类应用率为41.6%，硝普钠应用率为10.6%；出院后口服利尿剂的应用率为67.2%，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的应用率为30.1%，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的应用率为24.6%（表2-7）；心力衰竭患者的住院死亡率为5.3%。

China-HF研究在2017年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数据，此次分析中纳入来自全国范围内132家医疗机构（东部74家，中部15家，西部34家，东北地区9家）的14 063例心衰患者，患者入组时的用药情况为利尿剂应用率为30.1%，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受体拮抗剂的应用率为27.0%，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率为25.6%。出院患者中ACEI/ARB的应用率67.5%，β受体阻滞剂应用率为70.0%，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的应用率为74.1%；心衰患者的住院死亡率为（4.1±0.3）%。

除传统药物治疗外，可根据导致心力衰竭的病因行非药物治疗，如植入式心脏转复除颤器、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射频消融、瓣膜植入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等。心力衰竭的治疗措施取得了很大进展，心衰患者治疗状况正逐步改善，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心衰防治措施的实施以及研究新的有效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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